有人说，中国机械工业能否强大，主要是看母机的发展水平。显然，这里说的就是机床产业的水平。
作为中国机床行业的领头羊，2011年，沈阳机床集团销售收入突破180亿元，如果论销售额，甚至可以排到世界第一。但从全球行业的影响力而言，在高端机床领域，中国机床企业仍然没有话语权。这亦是推动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努力进军世界前三的动力所在。
“核心竞争力并不是单指技术，还包括其他一系列的方面，如品牌、服务等等。”关锡友自2008年开始，努力重建沈阳机床集团的体系，砍掉了低端机床生产制造，转为外包，将自主研发和重建市场服务体系作为公司转型的重点：“过去我们单纯把技术研究当成了创新。结果往往是成果出来了，却束之高阁。”在关锡友看来，这也是企业由大做强的必由之路。
记者：机床行业是与世界接轨比较早的行业，现在的全球机床行业竞争环境是怎样的？
关锡友：从2002年到现在，国内市场的机床需求在放大，但国内机床行业占有率相对下降，进口迅猛增长。究其原因，第一是企业创新活动少，产品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活动没有跟上市场需求；第二是中国客户的需求在升级，不好的机床已没有市场；第三是日本、德国的企业调整了产品策略，用高技术打造低成本产品，挤压国内行业，再加上原材料上涨、能源价格上涨、汇率上涨等因素，国内机床价格折算后和日本机床价格一样，缺乏竞争力。
记者：那我们的竞争力优劣势在哪里？
关锡友：中国无论是在机床行业还是装备制造业，都存在着“大而不强”问题。我们的产品水平和日德比还有差距，这个差距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差距，还有市场和技术结合上的差距。单就技术而言，中国企业的不少要素不落后，但这些技术没有有效地支撑产业在市场上的竞争。
按照市场经济的角度，市场是面向全世界开放的，中国企业也可以整合世界的产业链，但世界的产业链对中国有门槛、有禁区，这逼迫我们不得不创新。所以要想成为世界制造强国，需要多行业的协同合作，需要国家找到制高点，制定国家战略。
中国的神八、天宫已经实现在太空对接，既然我们有能力在航空航天领域做到这一步，那我们在制造领域也应该有这个能力。
现在机床行业发展的国际性大趋势是“智能化、客户化”，智能化是进口机床的强项，而客户化则是国产机床的强项。智能化的核心是运动控制技术与当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在这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有差距，但要看到我们的优势——与客户的贴近性。
记者：提到国际化，现在中国企业越来越多通过并购达到国际化目标，沈阳机床集团作为最早进行海外并购的经营者，如何看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积极海外并购？海外并购是中国企业缩短与世界强手技术差距的有效途径吗？
关锡友：近期，中国工程机械企业频频海外并购，更多的应该是冲着品牌和国际化渠道。但如果是单纯冲着技术而去，我认为是没用的。就好比谈婚论嫁，光看新娘子漂亮是没用的，要找的对象一定要是能共同生活的人。原本以为收购能买来技术，之后才发现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收购德国希斯时，我们考虑得就不够周全。当然，战略上的考虑没有错，并购也带来了技术的融合，在沈阳机床形成了两大产品系列。但从实际的经济效益来看，却不是明智之举。
记者：既然从外部通道获得技术的想法有些理想化，那企业如何找到核心竞争力，实现升级目标？
关锡友：装备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叫运动控制技术、信息技术与机械技术的有效集成，即产品智能化。这个技术一定要是自主的。什么是自主技术？原来我们理解，就是自己封闭研发出来的技术，闷在小黑屋里研究。现在，我们以品牌为核心，打造创新平台，利用全球资源搞研发，这才掌握了核心技术。
而过去我们单纯把技术研究当成了创新，结果往往是成果出来了，却束之高阁。实际上，利用现有的技术结合市场需求进行有效的集成和组合，从而催生新需求、诞生新市场，这个过程也叫创新。
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大家一提到核心竞争力就想到技术，这是一个误区。核心竞争力体现的不应该只是技术，它是技术、产品、品牌、营销、服务的综合体。
“十二五”期间的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可能异常激烈。找到核心竞争力，然后找到解决的路径，才有自信可以和国外其他企业竞争。
记者：中国在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和基础材料上仍然与发达工业国家存在差距，这个如何弥补？
关锡友：技术研发要看长远。有人说，不搞创新搞拼装也活得好好的，何必大投入研发却可能长时间不见收效？我认为，那些关键的共性技术、基础研究，每个企业都需要，总要有人去做。
就核心技术研发来说，对于单个企业很艰难、很漫长，我们的办法是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在国内，我们联合8家企业、6家院所正式组建了“数控机床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多年来高额的研发投入，造就了一支有完善技术体系的研发队伍，我们自信有能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冲顶”之路。下一步，沈阳机床战略联盟的涵盖范围将进一步扩大，除了在上游环节建立技术联盟，更要在下游环节建立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联盟。
不过，这样的战略联盟作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新型商业运作范式，对战略联盟的管控、联盟中的制度建设、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诚信体系的建设、对战略联盟风险的防范等等，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实践和探索。
从另一个层面而言，需要国家从战略角度制定目标。这也就要求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是拿钱出来扶持产业发展。国家需要做的是，帮助创立协同创新的联盟，这是企业没有能力做到的，企业本身也没有能力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大学、科研院所整合在一起，单个企业也没有能力将跨行业、跨领域的包括基础材料、电子材料，信息、计算机、刀具材料等整合在一起，这只能依靠政府部门来统一协调部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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