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日前从商务部获知这样一组数字：到2002年10月，我国在境外投资设立了7000余家非金融类经营机构，累计完成营业额850多亿美元，但总体盈利状况不容乐观，仅有三成盈利，其余三成亏损，四成维持。同样是中国企业，在跨出国站进入国际市场时，缘何境况如此不同？
解读亏损三大通病
初步调查表明，中国在境外投资设立的7000余家非金属类经营机构从数量上仅占全球跨国公司海外企业的1.8%，在投资额和营业额上所占比例就更加有限。虽然跨国投资的盈利率向来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三成的盈利无疑处在相当低的水平。至于四成处于空转状态勉强维持经营的企业，从资本盈利的属性来说，也不属于成功者之列。
一脸儒雅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博士何茂春曾在海外经营过自己的企业，并曾受商务部委派赴海外调查中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运行情况，因而对相关内幕非常了解。他向记者痛陈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屡屡铩羽而归的三大通病：
一是投资战略上的盲动。许多中资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往往没有进行慎重地市场调查和论证，凭着一腔热情和盈利的冲动，“走出去再说”。结果由于对当地的国情和市场环境不了解，国际投资经验匮乏，在经营中陷入被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3年三九集团在马来西亚投资建设药品加工厂，由于不了解该国药品生产、销售要经伊斯兰组织认可，最终导致投资失败。
二是规模较小，经营分散，重复建设，自相残杀。目前90%的海外中资企业投资规模不到100万美元(平均单项投资额仅为57万美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0万美元，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450万美元，甚至低于东欧的140万美元。由于我国长期实行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造成工业企业与外贸企业在整个供应链中各自为政、孤军奋战，无法在资本、技术、市场、信息以及生产等资源上实现共享与互补。而重复建设导致的自相残杀使企业之间内耗严重。整个海外的中资企业不是一盘棋，而是成了一盘散沙。相比之下，台商到大陆来投资虽然公司规模也不大，但往往是上下游产业一起来，形成了规模效应。
三是海外投资缺乏监督，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巨大黑洞。目前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中，主力军依然是国有企业。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国有企业投资海外的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腐败黑洞，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此外，企业外派人员的任人唯亲和任意调配现象也比比皆是。
谁在盈利？
何茂春博士告诉记者，关于中国海外投资的盈利企业，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情况汇总。据他所了解，目前在海外市场盈利的中资企业情况各不相同，既有国有企业，也有非国有企业，既有大型企业，也有中小型企业。总的来说，盈利的企业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中石化、中海油等大型国有能源资源型企业。究其原因，主要是能源型企业整体经济实力较强，而且有国家政策扶持。何博士建议，近期“走出去”的行业最好以外国及公海资源的开发为主。这些行业“走出去”除了盈利的直接目标外，更重要的是可以缓解我国的能源紧张问题。中国地质科学院最新发表的报告表明，除了煤之外，中国所有矿产资源供应都处于紧张状态，将在二三十年内面临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各种资源短缺。
2.机制灵活、市场应变力强的股份制企业。转制比较彻底的股份制企业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反应迅速，因而总的来说盈利率较高。为此，何博士提出，企业的机制科学与否十分重要。准备走出去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最好在出去之前完成改制工作，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这样成功率会高些。
据了解，民营企业由于产权清晰，规模相对较小，善于海外市场中寻找缝隙生存，目前正在成为中国海外投资新的主力军。在国内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中，万向、华为、新希望等公司都已不同程度地走向国际市场，并取得了不错的经营成绩。尽管目前“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中大部分是些中小型企业，但它们已经在40多个国家投资，在国际上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力。
3.以贸易带动投资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成功之处在于整个投资行为不盲目冲动，而是采取先出口产品培育市场的方式为真正“走出去”打下基础。这样，经过对当地市场的长期研究并拥有了一批熟悉的合作伙伴之后，投资设厂的成功率大大提高。专家指出，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都是先拿产品开路，再以技术出口或合作的方式进入中国。近年来，我国部分家电企业利用整机出口、投建组装厂等循序渐进的方法逐步占领市场，其经验值得其他企业研究和借鉴。
政府新角色：护花使者
何茂春博士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长期受扶持的和受排挤的两大类中国企业，就像一个家庭里被溺爱和被歧视的两个孩子，都是不健康的。”而这样不健康的孩子走出国门后自然很难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陌生的竞争对手。要提高中国企业在国外的竞争国外的竞争力，政府可做的事有很多。
专家认为，首先，政府在企业海外投资中的职能应该逐步转向信息服务、培训业务指导以及金融支持等方面，为所有的海外市场一显身手的企业保驾护航。应建立“走出去”信息研究和咨询系统以及行业指导目录，帮助企业正确选择投资方向、项目和规模，最大程度地减少中资企业“走出去”的盲目性。
其次，简化复杂的行政审批手续，完善保险、投资税收、外汇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中资企业在“走出去”时，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往往就是繁复的审批手续，许多企业因此丧失了最有利的市场时机。但简化审批手续不等于减轻调控力度，相关部门要加强引导和调控，尽量减少中资企业在海外重复建设、自相残杀的现象。
第三是强化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监管工作。国有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黑洞，每年都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有关部门应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完善监督机制，杜绝分配不公、恶意转移国家资产等现象。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海外投资都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这其中政府的作用不可低估。从板着面孔、武断威严的家长到服务周到、细心呵护的护花使者，相信政府角色的转变会使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天空更加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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