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要强，装备当强，重大技术装备更当强。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拥有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应是我们的立国之本。然而近几年从制造部门和企业传来的信息是：加入WTO和政府机构改革后，一些国内用户便以各种理由拒绝采用国内技术和装备，使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如何解决制造方与用户这一对矛盾，我们是有过成功先例的。那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一批重大建设项目相继规划投产。由于那时我国的装备制造水平比较低，这些项目所需的成套设备几乎全部进口。当时有人感叹：“中国如此之大，建设任务如此之重，买是买不来的一个现代化的，必须痛下决心，开展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工作。”于是在1983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抓紧研制重大技术装备的决定”，并成立国务院重大办，先后选定了年产千万吨级的大型露天煤矿、大型火力发电成套设备、三峡水电枢纽工程成套设备、单机容量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核电站成套设备、超高压交流和直流输变电成套设备、宝钢第二期工程成套设备、年产30万吨乙烯成套设备、大型复合肥料成套设备、大型煤化工成套设备等10项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项目，从此，拉开了机械制造部门与用户相结合，开展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的序幕。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务院重大办的协调指挥下，全国上千家科研单位和企业参与了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攻关、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使我国装备制造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年前我们还不会制造的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现在已经成为我国的主力机组，价格比国外同类设备低三分之一以上。我们创造了世界罕见的5年新增装机超过1亿万千瓦的电力建设速度。如果我们不能成套生产30万千瓦和60万千瓦发电机组及500千伏输变电设备，无论是设备进口所需的外汇还是设备制造能力，都是无法满足的。宝钢一期设备几乎全部进口，二期设备合作制造，三期设备技术要求更高，但国产化率达到80%。目前，我国的钢铁生产能力达1.5亿吨，居世界第一位；电力工业装机容量达3.4亿千瓦，居世界第二位；煤炭产量10亿吨，居世界第一位；石油产量1.7亿吨，居世界第五位；炼油能力达2.4亿吨，居世界第四位，在这些成绩中，重大装备制造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家废除了一些不符合向世贸组织承诺的规定，比如在重点建设项目审批过程中必须明确国产化比例，要求外资选购国产设备等等，但是又没有合理地利用WTO的规定，制定出相应的新政策，加上政府机构改革中撤销了重大办，这使得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工作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局面。风风雨雨20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顺利推进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除了要有坚定的信念之外，鉴于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工作涉及的部门和企业多，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协调能力的部门来组织实施，以前的国务院重大办就起到了这一关键作用，也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机构，国务院领导的意见和指示才能迅速直接下达，才能更好地协调用户和制造者的关系。因此业内人士都希望国务院和发改委等综合部门在总结过去20年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国产化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
在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中，另一个难题是落实依托工程。目前许多工程招标时，比如重大技术装备产品如果没有应用业绩，就不被采用。没有第一次的被采用，就永远没有业绩，就永远依赖进口。正是这种准入机制，使得不少企业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取得的攻关成果被束之高阁。
取得用户和用户主管部门的支持是落实依托工程的重要一环。国外重大技术装备已经搞了几十年了，而我国在许多领域还刚刚起步，自然会在产品的成熟性和可靠性方面与国外有差距。过去重大办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使得用户与制造方相互谅解、通力合作。在落实大庆的年产48万吨乙烯裂解三大透平压缩机国产化时，中石化总公司两位副总经理亲自到大庆进行协调，组织召开国产化论证会。制造企业的领导和全体干部职工自愿要求集资做风险抵押，中石化的一位领导当场表示也要以自己的家产加入风险抵押，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制造企业。在此后的研制过程中，双方共同努力，确保了乙烯裂解装置和丙烯透平压缩机一次试车成功。
然而重大技术装备毕竟是个研制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的行业，要让用户在没有任何应用业绩的国产设备面前做第一个吃螃蟹者，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应该在产业政策、财政信贷、税收政策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目前的情况是，在税收和金融政策上，使用进口设备享受的优惠多于采购国内设备。比如购买进口设备免征关税和增值税，相反，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从国外购买材料配件则要交较高的关税，这使得与进口设备相比，国产成套设备不具备竞争优势。这个规定也使得国产重大技术装备与进口设备在不公平的舞台上竞争。
我们已经进入了WTO时代，因此要在世贸组织框架协议的原则下，借鉴发达国家扶持本国装备类企业发展的经验，制定相应的政策，给国内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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