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中国经济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轨道的一年，但人们盼望已久的产业西进和资本西进仍然没有突出表现。多年前，曾有许多人预测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因东部地区成本上升而向西转移，几年过去了，这种现象并未显著出现，相反，东部的极化效应还在进一步增强，东西部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西部大开发政策需要如何进一步深化？如何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针？如何在继续增强东部实力的同时，加快西部发展，卓有成效的缩小东西差距？我认为，很有必要从中国新一轮增长阶段的动力变化和新的区域增长格局特点来认识和讨论这个问题。
在东部增长迅速的同时，人们盼望已久的产业西进和资本西进为何没有出现？在东西差距不断拉大的今天，如何通过进一步深化西部大开发，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东部增长新格局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我国区域增长格局在21世纪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第一，东部在继续保持投资、出口、第二产业强劲增长的拉动作用的同时，第三产业、城市群（圈）、收入从而消费出现高速增长态势并成为经济增长新的三大动力。
2003年工业增加值（11月底止）：东部11省市为25076.3亿元，占全国比重67.13％；中部8省市为7519.9亿，占全国20.13％；西部4757.1亿，占全国12.74％，西部总量和人均水平的相对地位仍在下降。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月底止）：东部11省市区为19988.49亿，比上年同期增长38％；中部8省市为7194.29亿，比去年同期也增长38％；西部12省市区为7434.58亿，比去年同期增长32％，比东部和中部少6个百分点！东部和中部的许多省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都在40％以上，江苏、山东、内蒙古、江西甚至高达60％以上。东西部在财政收入方面的差距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东部有的县的财税收入相当于西部一个省市的水平。
东西差距不仅表现在工业、投资、财政收入等在总量、人均、增长率方面的比较，而且表现在增长质量、增长阶段、产业结构演进、产业分工和产业竞争力的差距上。
东部在产业和各种要素进一步聚集的同时，结构升级从而结构效益和分工效益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当前谈论很热的一个话题是中国进入新一轮重化工时代，但主角是谁呢，不是原来重工业比重大的东北和西部，而是改革开放后以轻工业迅速发展为主导并以此为契机完成原始积累的东部。东部地区（尤其东南沿海）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现在已不再是当初人们印象中的小企业、乡镇企业，许多都成长为大型企业、现代企业，甚至成为走上国际舞台的集团军企业。
与此同时，现代第三产业在东部更以加速发展的态势领先于西部，现代服务业作为新一轮增长动力正在东部沿海崛起，推动“中国制造与国外服务”向“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递进，其势头和趋势，颇有近30年来国际产业转移推动新兴工业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后出现的新的国际分工格局现象：发达国家从制造业的辉煌转向现代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加速发展，金融、国际贸易、现代物流、航运、咨询、中介等现代第三产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并开始成为东部地区新的增长动力，而现代服务业的效益和带动作用更加突出。
东部经济快速增长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城市化进程向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的推进。珠三角从小珠三角到大珠三角的扩展再到泛珠三角的提出，长三角“15＋1”机制的推进，紧锣密鼓的京津冀规划，环渤海城市群、沈大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青岛、淄博、威海、烟台、潍坊、日照、东营）的策划，使得2003年城市圈、城市带成为东部十分抢眼的新闻素材；本是西部大开发自豪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在东部更让人兴奋：当西部还在为普及高速而奋斗时，东部已进入轨道交通时代，地铁、轻轨、铁路提速、通勤交通、磁悬浮列车、跨海大桥，一个个喜讯让东部眼花缭乱；CEPA、东盟自由贸易区……，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新举措给20年来倍受政策眷顾的东部再锦上添花。
更有意义的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力的转型：收入的高速增长从而消费高速增长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增长机制的贡献，经济增长从投资推动向消费主导转型，可以说，2003年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人均收入跨上一个新台阶功不可没，而这又是显著体现在东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的一份报告《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根据抽样调查数据，当前我国个人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极大，发达地区的个人平均月收入是欠发达地区个人平均月收入的2.5倍，发达地区城镇个人平均月收入与欠发达地区农村个人平均月收入的差异，甚至高达5.4倍。
几年前人们曾判断，随着东部地区成本增高，会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转移，结果没有出现。其原因，除了东部具有产业聚集效益外，还因为劳动力在一国内和国际间转移的不同性，劳动力在一国内转移没有障碍，西部为东部的发展起了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为东部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使东部的工资高不起来。现在，东部地区的工资明显提高了，仍然没有出现产业和资本大规模西移的现象，原因在于这种收入和消费的高速增长带来另外两个效益：一是，普通劳动者与高级劳动者的收入拉开差距，既为压制工资成本增高发挥了作用，又为各界精英创造了引力场；二是，收入和消费的提高为产业发展和升级创造了市场机会，为金融、服务、教育等现代第三产业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反过来，又为产业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正是收入从而消费的高速增长，为东部创造了更好的商业环境。
东北、中部增长迅速
第二要指出的是，以产业复兴为核心内容的东北振兴战略，以不同于生态工程、资源开发并外输为核心内容的西部大开发，正在成为21世纪中国区域增长格局的又一亮点。
东北是新中国的工业摇篮，“一五”时期156个重点项目中58个在东北，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一大批重要城市，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尤其重要的是，东北战略以产业振兴为内容，总投资610亿元的首批100个项目已于年前正式启动。我之所以特别看好东北战略是在于，这100个项目是工业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北具有优势的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其效果将会极不同于以生态环境项目、资源开发并外送的西部大开发。据报道，紧接着的第二批项目也正在审批之中。国家还把税收改革放在东北，这是又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支持，正如当年东南沿海战略启动一样，以此形成一个政策洼地，吸引资金和各种要素。
分析中国区域增长格局当然不能没有中部。西部大开发政策提出时，中部曾自嘲“不东不西”，至今对中部的评价也十分低调，但我对中部却十分看好，我认为，中部崛起指日可待，甚至可以说中部的许多地方已经在静悄悄中起飞。现在讨论第4极、第5极非常热烈，中西部对比中我十分看好中部，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举对发展有重要作用的投资这个数据来加以印证。2003年（1－11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去年同期相比，全国平均增长率为29.6％，东部为37.9％，中部为38.1％，中部还略高于东部，中部许多城市的投资增长甚至高于东部，山西为51.9％，安徽为49.6％，江西为59.7％，河南43.4％，湖南39.1％。
如何进一步深化西部大开发
我们对西部地区和西部大开发该作什么样的评价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西部大开发几年来，西部地区的面貌有了很大变化，这是肯定的；但另一方面，西部大开发的重大项目主要是生态工程、资源开发并外输，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是以生态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青藏铁路等为代表的标志性工程。
这样的发展政策难以较快缩小东西差距。首先，生态工程是为全国作贡献的工程；第二，与沿海发展战略比，与东北振兴战略比，甚至与三线建设内容比，五大标志性工程为主的西部大开发没有改变“西部开发输出资源、东部加工制造”的垂直分工体系；第三，西部制造业不发达，西部大开发的巨额投资相当部分需要用来购买区外、国外的设备，需要由区外承包商实施，是在区外、国外实现的，对西部GDP增长的贡献大打折扣。一些增加GDP的大型项目，比如大型水电建设，对当地经济福利的贡献，也可能不是人们所预想的。
西部大开发政策需要如何进一步深化？如何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针？如何在继续增强东部实力的同时，加快西部发展，卓有成效的缩小东西差距？
我认为，西部大开发政策进一步深化的方向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一是考虑公平，考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建设；二是从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特点出发，考虑效率，借鉴东部经验，让西部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率先发展，加快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三是制定优惠政策和措施，既应把东部过去的政策借鉴到西部，而且有必要把振兴东北的政策落实在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老工业基地。这里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简述如下。
第一，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建立补偿机制，探讨和建设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这已是老生常谈了。
第二，社会发展目标优先。在生态脆弱地区和经济社会发展更落后的西部民族地区，不要盲目追求GDP目标，而把社会发展优先、教育优先、生态优先作为发展原则，在继续加强交通、通讯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时，把教育、卫生、文化等“软件”基础设施建设摆在重要地位，并逐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型。
第三，让西部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率先发展。这里包括两层内容：一是在加大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发展加工业，逐步改变“西部开发资源、东部加工制造”的垂直分工格局，加快工业化进程；二是要让西部有条件的重点地区加快发展，包括重庆、成都、西安、昆明、贵阳、南宁、乌鲁木齐等中心城市，成渝、关中等经济发达地区，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国不仅需要全国性增长中心，而且需要区域性增长中心，光有东部的增长中心还不够，推动西部增长中心更快发展，对西部地区的带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设立各种特区，形成政策洼地，再现特区效应。西部大开发可以而且应该选择若干有潜力和特色的增长点，建立各种特区，包括自由贸易区、边贸区、资源开发特区、生态特区等等，比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具有地缘优势的广西、云南，与中亚接壤的新疆，建立自由贸易区，在生态脆弱地区和资源开发区建立资源开发特区，对较发达的成渝地区、关中地区，给予类似于直辖市的特殊政策扶持等。
第五，金融和资本市场建设。西部开发银行、产权交易所、利用国外资本市场等，都应该纳为西部大开发政策进一步深化的主要内容。西部的中心城市还要重视培育和积极发展现代第三产业。
第六，大型工程建设中探索东西产权合作模式。例如大型水电建设中，把东部20多年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从产权制度上保证城乡多赢的模式引入到东西合作上，让西部能够分享大型项目建设的成果。笔者最近多次在调研中看到，大水电与小水电对当地发展有很不同的影响，水电本来是效益很好的项目，但由于大水电资金门槛和技术门槛高，容易排斥当地居民参与，业主制进一步加剧了大水电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大水电往往是为全国作贡献和牺牲的项目，小水电则更能使当地致富。因此，我认为，大水电等大型工程建设中要注意保护当地权益和小康建设，除了调整税收体制、加大转移支付和产业援助、留给地方一部分廉价电力发展地方经济等措施外，大型水电建设还应区分公益性征地与商业性征地，鼓励当地以土地、资源、贡献入股，分享水电开发和工业化建设的成果。
第七、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率先试行绿色GDP核算的改革。几年来的情况反映出，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区，传统GDP由于对地方政府工作业绩考核的压力和社区发展水平评价的误导，由于不能正确反映当地居民的生态贡献从而获得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外部经济补偿、市场等价购买的回报，已成为影响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和生态建设重点地区生态保护、小康建设、人民致富的间接压力。率先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区试行绿色GDP核算，具有制度意义、可行性和示范效果。在一个范围较小、经济结构相对简单、发展任务和目标要求较单一的地区，有条件先建立一套最简单、最基础、最核心的绿色GDP指标体系，先简后全，先易后难，并与传统GDP并行一段时期，逐步完善，为全国积累人才、资料和经验。
我相信，西部大开发在我国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阶段，在党的十六大和国家“十一五”规划高度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发展观背景下，能够更好、更快、更健康的推进，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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