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过热的直接的后果是投资品价格的上涨，从而引起总物价水平的上涨，同时会导致货币供应量、信贷的超常规增长，出现货币发行过多这个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因此，政府正在实施着抑制过热的行为。
然而，投资过热是一个市场的问题。在遏制投资过热的过程中，我们又似乎更热衷于运用政府手段
3月25日-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江苏考察时指出：“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这是温家宝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再次着重强调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性。
近期，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以及许多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控制投资过热的政策，如国务院出台的控制电解铝、水泥和钢铁投资的103号文件，央行出台的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再贷款浮息制度。据发改委透露，新的投资体制也即将出台。
这些举措似乎表明，政府试图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为当前投资热潮降温。愈演愈烈的投资热会带来什么后果？政府之手能在遏制投资的过程中发挥多大作用？3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接受了本刊专访，就投资过热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从到今年2月份已经公布的统计数据看，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投资过热倾向。”
新闻周刊：发改委虽然明确表示现在存在投资过热，但理论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您认为现在是经济投资过热还是健康增长？
陈东琪：我的基本判断是，从到今年2月份已经公布的统计数据看，投资增长53%，去年是26.7%，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投资过热倾向。通俗地说，就是投资增长过快，超出多年平均的一个常规水平。
25年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大概是15%左右。作为一个投资政策的区间来看，超过20%就是有热的成分。低于12%就会偏冷，投资需求不足。去年以来就超过20%的水平，今年超得更多。
新闻周刊：您判断投资过热的时候，是针对某些具体行业而言，还是对整体经济？
陈东琪：投资过热是一个总量概念。如果我们从整体经济来看，去年还不能说经济过热，但是去年经济里面的部分行业和领域是偏热的。房地、电解铝、钢铁、水泥投资增速达到了30%到50%，都是过热的，而正是由于这些行业增长速度快，把经济总量带上去了。
新闻周刊：引起这些行业投资过热的原因是什么？
陈东琪：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是由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规律带动了社会资本的投资增加，经济回升的时候，投资者预期资本的回报率较高，所以外商投资和民营资本纷纷介入；其次，是地方政府项目投资增加，这其中很多是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第三，由于去年以来经济增长导致一些瓶颈产业的出现，如矿石、电力等，所以国家不得不对原材料和电力行业加快投资步伐，缓解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资源瓶颈问题。
新闻周刊：投资过热的直接后果，就是可能引起通货膨胀？
陈东琪：直接的后果是投资品价格的上涨，投资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会传动到消费物价，从而引起总物价水平的上涨，同时会导致货币供应量、信贷的超常规增长，出现货币发行过多这个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这是投资过热最大的潜在风险。
所以央行不得不针对这个情况，采取一个具有灵活性的收紧货币的政策。最近央行调整了准备金制度，不同银行会有不同的准备金率，又通过扩大利率浮动范围，提高贷款利率。这样会控制商业银行货币流动性，从而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以防止高通货膨胀的出现。
新闻周刊：你曾表示，“现在中国正处在第三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中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处于这个阶段与投资水平的增长之间是什么关系？
陈东琪：在经济回升过程中，投资肯定是加快增长的。我认为投资增长速度在12%～20%之间来维持经济周期的回升应该是合理的，如果超过这个范围，我们就应当控制，而且要打提前量，因为周期波动是有惯性的。政府部门，特别是能对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的中央银行，要对这种投资过快增长的行为控制，这样能实现投资的平稳增长，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
“发改委或者其它部门，运用一些诸如准入制、土地管理等政府手段，是我们现有的条件下没有办法的办法。”
新闻周刊：在遏制投资过热的过程中，我们似乎更热衷于运用政府手段，但说到底，投资过热是一个市场的问题，对此您如何看？
陈东琪：如果能把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结合起来是最理想的，但目前我们能够运用市场之手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比如说利率市场化。
但是我们对投资还得进行控制，怎么办？除了通过银行对信贷数量进行控制之外，也包括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票据的交易，债券的吞吐，存款准备金利率调整。这些实际上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采取的一些调控手段。另外，也可以通过降低税率、改革税制来刺激某个领域的发展，降低该行业的成本，比如说免征农业税。实现经济平稳增长既需要控制增长过快的领域，也要促进增长慢的领域。
发改委或者其它部门运用一些诸如准入制、土地管理等政府手段，是我们现有的条件下没有办法的办法。当然，今后如果市场机制完备了，恐怕这些手段也会或多或少的使用。
新闻周刊：一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也会碰到投资过热的情况，它们采取的办法是什么？
陈东琪：主要办法就是利率，就是资本价格的调控。美国的调控简单地说，就是格林斯潘在调利率。增长太快就加息，增长缓慢就减息。加息是控制信贷，减息是降低成本。但是这是以参数市场化为前提进行的调控。
我们的中央银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运行的手段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是一样的，但是操作的质量可能有一定区别，因为我们的操作可能有一定行政的数量成分，而并非完全是价格信号。
“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多元化、投融资的参数市场化、公共投资机制的改革，是新的投资体制的几条基本原则”
新闻周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近日在公开场合表示，新的投资体制即将出台，并将会有一些实质性的改革步伐，新的投资体制将有什么新的内容？
陈东琪：新的投资体制的原则是：
第一，投资主体多元化，形成一个有竞争的投资主体机制，尤其是现有行业的国有独资企业要通过股份制改造，制度转型来实现产权多元化，从而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第二，要拓宽融资渠道，不仅仅是间接融资。目前，间接融资在金融资源配置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约占2/3左右，主要是银行贷款，但是通过股票、债券等方式直接融资的数额较小，今后融资体制的改革主要是融资渠道多元化；
第三，是投融资的参数市场化。比如说利率市场化，今后要逐步通过各方面的条件来实现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在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指导下，根据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决定利率的高低，根据经济周期变化情况来决定它的利率选择，根据产业的变化情况来决定它的利率的结构。利率市场化是今后投融资体制改革表现为投融资参数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实际上也是资本价格机制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利率是资本的价格；
第四，公共投资机制的改革，引入非政府投资主体，参与到公共物品的建设中，使公共物品的投资主体增加，从而使公共物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形成新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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