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央行决定自4月25日起对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调高0.5个百分点，即一般金融机构执行7.5%的存款准备金率；按照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要求，部分金融机构按8%执行农村和城市信用社仍按6%执行。这样，金融机构将一次性减少可用资金约1100亿元。相对于去年9月21日存款准备金率的调高，此次调控的特点颇为值得关注。
4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了一季度经济运行和走势，认为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某些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加剧，特别指出“货币信贷增长再度加快”。而且近来一些高层官员也不断强调金融调控的重要性。因此，调高准备金率成为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信号。
显然，商业银行缴存于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率提高以后，其用于贷款的日常头寸相应就要减少；银根收紧，商业银行就不得不考虑对于某些风险高、效益差的行业和项目终止贷款甚至退出。长期以来，降低不良贷款率成为激励商业银行的目标，加之近来的投资需求膨胀，银行往往通过增加新贷款(做大分母)的办法从形式上降低不良贷款率，这就积聚了金融系统风险。央行调控无疑是要给靠银行信贷堆积起来的投资热降温。
问题是，央行要控制金融系统的流动性，为什么不动用其他手段，比如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或者提高利率的办法，而要调高准备金率呢？实际上，通过公开市场吞吐基础货币已经成为央行日常性的调控工具，但就控制流动性的要求而言，公开市场操作效果有限，而且也需要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
自今年1月1日起，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扩大，可以上浮至贷款基准利率的170%，这导致调高贷款利率的举措成为多余。再看存款利率，本币平均高出外币2%的利率，使得外币设法进入中国作无风险套利；若再行提高本币利率，在现行汇率制度下，将进一步刺激国际热钱流入和套利。这样，调高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就成为央行收紧银根的温和手段。
央行调控信贷的方式在不断成熟。2003年8月23日宣布调高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9月21日才执行，有近一个月的政策宣示效应期间；这次也有整两个星期的效应期间；而在3月24日宣布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到4月25日才实行。给规范对象留出足够的政策反应时间，以保持政策的平稳与连续，这就是所谓“预调”。国际上一般讲究所谓“利率平滑”，像美联储每次调整利率幅度多是0.25个百分点。央行这次强调“微调”，尝试性地调高0.5个百分点，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预见，央行不排除根据形势变化再行调高准备金率的可能。
由此看来，相对于2003年9月21日那次调高准备金率，央行这次的政策文本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新提法，其一就是信贷过快增长可能引发“资产价格泡沫”。这似乎点着了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要害。一般认为，信贷膨胀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从一季度数据看，投资增速虽然达到53%，但消费物价指数(CPI)涨幅并非很高，这似乎为经济继续升温提供了理由。但是，央行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已经出现“资产价格泡沫”之迹象。日本经济沦为陷阱，银行坏账是祸首，而当年东京房地产的总价值超过加拿大全国总资产的价值即是陷阱来临的表征。
与此相应，历来主管银行和货币业务的央行再次在自己的政策文本中提出要“支持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在我国，银行等间接融资的份额约占79%，股市直接融资不足20%。央行的新提法意味着，中国过去以来一直主要通过银行信贷为企业和经济发展提供资金融通的方式来配置金融资源，不但效率低下，而且风险巨大。不过，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渠道，不能仅仅是央行主张的“研究引导合规资金进入股市的具体办法”，而要从根本上创新直接融资的制度，这就是国务院九条意见中提出的要“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即不同的企业发行股票的条件(入市门槛)、股票上市交易的条件(上柜门槛)要有很大区别，应该是不同层次的。但是当前的股票买卖，颇有点“击鼓传花”的味道，买股票不是要当股东而是为了卖高价，这样进入资金越多，股价越膨胀，股市的“资产价格泡沫”就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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