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体育场“鸟巢”工地从7月30日起已暂停施工，原因是等待方案的调整。8月3日，一些国内建筑专家被急召进京，就“鸟巢”修改方案进行讨论。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中共北京市委九届七次全会上表示，对奥运场馆建设方案进行调整，不是单纯为了省钱，而是通过调整投入结构，追求平实而非奢华的筹办过程。
据介绍，正式的改动方案预计年底可出台。此次调整将主要集中在钢结构方面，其可开启屋顶有可能取消，专家称，这一改动可节省3亿元。
幕后
用钢量严重超标“鸟巢”存安全隐患？
5月29日上午，北京市委专门召开会议，听取北京市国资公司、规划委、建委、奥运指挥办公室就奥运场馆结构设计及施工安全等情况汇报。会议还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沈世钊、中国建设设计研究院总工吴学敏等国内知名建筑专家发表意见和建议。
会上，沈世钊直陈非常担心“鸟巢”的安全问题，理由之一是结构体系太简单。据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董石麟介绍，国家体育场的结构是由128个的组件相互支撑，形成了网络状的构架，它就像树枝编织的鸟巢。同时，它的屋顶是世界最大可开启、滑动式屋顶，当它合上时，体育场将成为一个室内的赛场。
问题也就出在跨度上，虽然从建筑美术上讲，是非常有创意的，但在实际的施工中，这样大的跨度结构，需要大量用钢，所以在力学上是“无法承受之重”。
据沈世钊介绍，“鸟巢”每平方米的用钢量达到了500公斤。总的用钢量接近5万吨。它的自重占整个壳的60%，再加上屋面和设备重量，就占到了总量的80%。
“这是一个非常超标的用钢量，悉尼奥运会的平均用钢量为30公斤／平方米。”专家们在会上指出，与北京奥运会馆相反，悉尼、亚特兰大奥运会馆都是用轻型结构，以塑、模的结构为主。“唯独我们这次奥运会，是普通的钢结构，是重型结构。”
“也就是说，建成以后这个结构体系长年累月处在这样一种重量下面。外界有任何大的风吹草动，都是让人非常担心的。”沈世钊认为。
对此，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明确指出，“要依靠各有关单位、依靠国内专家和我们自己的力量。要处理好安全、质量、工期和投资的关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院士直陈问题引起高层关注
6月5日，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召开会议，有院士直陈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因为由求大、求新、求洋而带来的安全与浪费问题，正在逐步成为2008北京奥运会的场馆建设中的“硬伤”。尤其是当工程进入实质的施工阶段时，突然发现要正常施工就需要做种种的修改工作，尤其是以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馆和五棵松体育场这三大标志性建筑物为甚。
本月27日，北京市长王岐山在中共北京市委九届七次全会上提出3点要求：一是要尽可能利用现有体育场馆，减少重复建设；二是新建场馆标准要适度，在满足赛事需要的前提下重新调整项目规划，千方百计降低工程造价；三是新建、改建场馆要充分考虑赛后利用。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做出指示：要勤俭办奥运。8月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沈世钊等国内建筑专家被急召进京，就“鸟巢”修改方案进行讨论。
拟弃屋顶可节省3亿元
据报道，增强安全性是“鸟巢”这次改动的主要方面，其可开启屋顶有可能取消，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耗费大量钢材，超出工程预算；二是由于“可开启式屋顶”由纯钢制成，相当沉重，为“鸟巢”日后的安全问题留下隐患。据了解，正式的改动方案则需中方联合国外设计所共同完成，预计年底可出台。一位知名院士表示，如果取消可开启屋顶将节省3亿元，而此项并不影响“鸟巢”炫世夺目的外貌。
建筑界人士表示，近期发生的莫斯科游泳馆坍塌以及法国戴高乐机场事件，都给建筑设计业敲响了警钟。“鸟巢”作为中国奥运的标志，安全问题应倍加重视。此次改动，将会考虑包括防御“恐怖袭击”等多方面问题。
五棵松篮球馆同样存在问题
五棵松篮球馆原本计划要设置4块总面积24000平方米的超大电子屏幕，总投资为2亿美元———又一个世界第一。但有院士发现，这其中存在很大问题。
一是光污染的问题，它的南边是301医院的病房，东边是居民小区，一旦这些电子屏幕开启，居民们不拉上窗帘就没有办法睡觉。
还有声污染。其西面是北京的西四环路，东边是一所中学，尤其是西四环作为北京的主干道，电子屏幕会干扰交通。
再就是热污染。屏幕开启后，周围的温度将会提高5℃，形成热岛效应。而且它的耗电量是这个建筑里面正常用电的两倍还多一点。
同时，在电子屏幕不开启的时候，它表面是乌黑色的，非常难看。
存疑
像奥运会场馆的这种重大工程，其设计方案必然会通过严格的评审和层层筛选，这些存在问题的方案为什么会一路绿灯？
6个外国评委投票“鸟巢”
“鸟巢”方案是由2001年普利茨克奖(被誉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德梅隆公司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完成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关肇邺介绍，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的关肇邺、周干峙和沈世钊三位院士是“鸟巢”方案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其中，由关肇邺担任评审委员会主席。在13个评审委员中，7个中方代表，6个国际专家代表。但在7个中方委员中，只有工程院的3位院士为技术专家，有2个委员为行政官员，2个为企业的代表。中外代表比例为7∶6。“投票是无记名的，不过我们看见6个外国评委都是投‘鸟巢’。这样，只要有1个中国评委投票给‘鸟巢’，它就会中标。”关肇邺回忆。
对此，同济大学教授、工程院院士范立础认为：“风险评估必须做在整个决策之前。”
周干峙介绍，在13个入选方案的最终评选中，第一、第二轮投票的结果，“鸟巢”的设计方案都不是最优的。在第三轮，“中方有一位评委站出来了，表示支持鸟巢方案，紧接着6个外国人就蜂拥而上，说这个方案好。”
一院士“坚决不同意”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专家评审会议结束以后，北京市的一位负责人接见了评审专家，当时周干峙就明确反对会议纪要中写的“鸟巢”方案是“一致通过”。因为他“坚决不同意”。
分析
“洋设计”水土不服？
由于缺乏对中国文化、社会习俗的了解，“洋设计”水土不服的案例时有耳闻。而安德鲁设计的戴高乐机场屋顶坍塌事故则重新激起了业界和社会对“洋设计”的争论和反思。
安全隐患和造价高昂是对“洋设计”的两个比较集中的指责。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就被批评为“过于看重形式上的奇突，疏忽了它的安全要素”。由瑞士人设计的“鸟巢”也重新开始了安全方面的评估，库哈斯设计的CCTV新大楼，则一度传说因为巨额的造价而搁浅。
形态设计为主规划力量薄弱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指出：“目前在华较为活跃的境外设计机构多数是以形态设计为主，规划研究力量相对薄弱。他们很多过于追求标新立异的空间形象塑造，往往把‘城市发展概念规划’异化成‘城市设计概念方案’，规划方案国际征集活动也成了构思和创意的采集。”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注册城市规划师张志斌说：“境外规划设计事务所缺乏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形态的研究。我国的城市化与西方循序渐进的道路不同，随之而来的城市功能结构、市政设施、公共政策等与国外都有很大差距。加上政府主导模式下的规划管理，国外设计单位很难理解和把握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崇洋”心态排斥国内设计单位
许多国内的规划、建筑设计师气愤地表示，部分领导或主管部门在所谓的国际招投标活动中排斥了国内设计院的参与，即使国内设计院对此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和大量长期的分析结果。有些领导不能实事求是地以实际效果来评价方案，而是根据竞标者是否姓“洋”、名声是否够响来取舍。为了迎合这种“崇洋”心态，许多国内设计师到国外注册公司或找一个国外合伙人，挂上洋牌子“曲线”参与国内竞争。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指出，“洋设计”水土不服，很大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国内对这类国际征集活动缺乏操作经验，组织不周密。
东南大学建筑系主任、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建国认为，建筑规划市场的开放是大趋势，境外规划设计事务所参与竞争拓宽了国内规划设计的视野，带来了国际潮流和先进理念，有助于改变国内设计界就事论事、墨守成规的不足。但“洋设计”必须符合特定城市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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