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黄，地之色也。《新华字典》：黄,金子的颜色。金色，收获的象征，富裕的象征。
北京郊区一个不起眼的村子里，住着一个做雕塑的年轻人。他的手下诞生的不是维纳斯、大卫，而是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农民工。2002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制作了一组民工的塑像，并把它取名为《时尚农民八兄弟》，还为这看起来具有不同职业特征的八个人取了名字：老大王福国，老二王福泰，老三王福民……这组描述进城农民生存状态的塑像，频频出现在各大艺术展上，屡屡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和谈论的话题。这位年轻人也因为这组塑像，成为中国艺术精英年会评选的年度新锐艺术家。他就是梁硕。
梁硕:“我出生在农村，我的生活是从农村到小城市再到大城市。其实这个经历是和民工一样的，我想大多数中国人也是这样的。这个过程中，我的一些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和他们也是类似的，那就是面对这么变化迅速的世界，不知如何是好。”
梁硕出生在天津蓟县官庄乡塔院村。当记者来到这个背靠燕山、面向华北平原、坐落在一片向阳山坡上的村庄时，这儿正像中国其他普通村庄一样，笼罩在一片冬闲的平静里。
但我们发现，刚刚过去的2004年，已给这个山村留下了不平静的记忆。
梁硕的舅舅，是一位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2004年，县里按照中央政策减免了农民的农业税，并发放了种粮直接补贴。算下来，他家免了人均16块钱的农业税，还领了六十块钱的种粮补贴，里外里，比往年增加了100多块钱收入。
塔院村村民焦恩：“（记者：补贴什么时候给的？）把玉米收成到家了，就给了。（记者：没想到今年还有这么一笔钱吧？）没，真是没想到。不知道明年还给不？”
焦恩老汉说，如今庄稼人尝到甜头了。都知道缴纳‘皇粮国税’ 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2004年这个几千年的规矩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004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公布。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发一个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文件，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文件明确中国将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一个百分点，同时取消农业特产税。
塔院村村民们都牢牢记得2004年9月17号这个日子，因为这天，他们平生第一次集体从村委会领到了白花花的现金。傅荣芝是塔院村会计，那天她简直成了村民们的财神爷，经她的手，发出了三万多块钱种粮补贴。
塔院村会计傅荣芝：“这天就是来的人特别多，连院子都挤满了。说实际的，我在塔院财务这块已经二十多年了，就从来没见过人这么多、这么高兴。往年交农业税，收很长时间，这个（补贴）都是一天半，发放完了。”
临近岁末，河南、浙江、广东、江苏、山西等省传来消息，二零零五年开始，全面停征农业税。
2004年，中国粮食生产摆脱了5年来的持续低迷局面，出现恢复性增长。全年粮食产量将超过4550亿公斤既定目标，将是近10年来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粮食增产的同时，种粮农民收入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04年农民的售粮收入增加了600多亿元。
地处半山区的塔院村，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玉米，一年两季。村民们说，往年到处是撂荒地，而今年1200多亩耕地，全部种上了玉米和葡萄等经济作物，全村玉米就收了70多吨，是个丰收年，这种年景，他们已经好几年没看到过了。
塔院村村民焦恩：“今年种地比往年强。（记者：强在哪儿？）强在国家政策现在让你重视地，国家现在还给你钱，这不让你重视地嘛。过去把地都糟践了，没人种，都荒着。”
梁硕的舅舅焦恩计划新的一年还种玉米，多攒点钱，给儿子筹备婚事。焦恩的儿子焦建国是这个家庭的主劳力，今年他打工挣了一万多块钱，占整个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三。提起进城务工，焦建国有一肚子苦衷。
塔院村村民焦建国：“到那儿干三天三夜。三天白干了！（记者：他们没给，本来说一天一结的是吧？）他老是拖着，说会计没到不给。”
焦建国说，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有类似遭遇，这两年为农民工讨工钱的事听得越来越多，村民们外出时也知道多个心眼，保护自己。说到打工，2004年抱着类似心态的远远不止焦建国一个人，很多人在2004年遭遇了另一种转变。一个新词被用来形容这一变化：民工荒。
千里之外的温州，曾经的民工潮聚集地，就见证了这一变迁。
（9月，温州劳务市场）
招工单位：“现在比较难招。这里工作是很多，人也比较多，就是有些人不想去做。”
招工单位：“今年工资普遍高了。往年600吃自己的都很好招的，今年就是700也招不到。”
而这时，温州劳务市场内，却熙熙攘攘到处是求职者。
打工者甲:“很少遇到这样，马上给你发工资，一般的老板就是说，压你一个月两个月。”
打工者乙：“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
打工者丙：“早上五点起来上班，晚上十点多下班。”
2004年，对留在土地上的农民来说，是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日子，而对外出务工又缺少技术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境遇又是矛盾的。
中国的农民要走上富裕之路，必须让大批富裕劳动力离开土地，走进城市，而城市生活的成本、缺失的诚信，又让“农民工”们，尴尬地处在城乡的十字路口上。2004年所谓的“民工荒”现象，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思考呢？
陈伟鸿：刚才大家热情的掌声，不仅仅是欢迎你一个人，也在欢迎你这几位特殊的农民兄弟。它们现在都站在了我们的身后，我想这组雕塑作品推出以后参加了很多的大奖，也拿了很多的大奖，你一定听过各种各样对这种雕塑的评价，但是今天我们要让你有一个新鲜的感受，我想你肯定没有听过经济学家对你这组雕塑的评价吧，没听过，咱们请胡先生来评价一下，你自己看到这组雕塑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胡鞍钢：应该说他这个八兄弟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最巨大变化的这个人口迁移过程，在历史上一般的国家经济起飞过程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比如说美国在十九世纪的西部开发或者是大量的海外移民进入美国，这就涉及农民要转移到城市，要接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说它是抓住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这是我的感受。
陈伟鸿：最重要的特征概括起来两个字，大概就是变迁，所以我们也想象梁硕你在创作这组雕塑的时候一定体会到了这一点，我刚才特别注意我身后的这个雕像他身上竟然穿的是芝加哥公牛队的背心。
梁硕：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奇怪，但是又那么普通，我们每天可能都能看到这些人，但是这种非常特别的表面之下，我觉得一定有一些非常让人深思的一些东西，让人回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民工是一个工人一个体力劳动者，那么他穿着芝加哥公牛队的篮球队的一个T恤衫，劳动服就是一身西服，裤子呢又是军人穿的迷彩服下面又一双皮凉鞋，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混杂的文化的影响。
陈伟鸿：其实我特别想看清楚他们的表情，但是我突然间注意到所有雕像的眼睛里都是空的。
梁硕：这种空灵的感觉，可能不是很明确的说明它是一种喜怒哀乐，不是非常具体，我觉得这种感觉能表达一种大的状态，一种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这种，我认为就是一种处在变迁的过程里，对未来的一种未知的感觉，和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
胡鞍钢：我已经注意到了，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中国的巨变实质上是农村人口也就是占人口总数这么多的剧变过程，但是他们在整个剧变的过程之中它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要改变他原来的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他要和现代的甚至是国际性的全球性的去碰撞，因此西方国家它是经过上百年的时间完成这个过程，我们相当于一个非常速度快的，而且是大规模的压缩在这个过程之中，因此就遇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怎么来帮助他们进行这种现代的转变，从这个城里人来看就是要怎么样善待他们。我主张是公平公正的友好的善待农民工就像善待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
陈伟鸿：我想可能每个人都会从农民的眼中读出自己的感受，那么胡先生您对2004年中国农民的状态有着什么样的界定？
胡鞍钢：我想应该是中国在处理农业与工业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这个重大的社会关系方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实际上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就是所谓的农业绝对贡献阶段，因为在工业化初期，国家需要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那么从哪里来呢，主要还是从农业来，那么当时的农业的比重也就是说不管是经济总量的比重还是税收的比重都是很高的，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农业贡献的，所谓的我们叫做下降期但还是要贡献的。继续贡献。那么第三个阶段叫做贡献的回转期也就是说应当是工业对农业进行贡献，城市应该对农村进行贡献，那么这是十多年前提出的设想，始终就是没有条件来提出来，那么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来，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已经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促进乡村的发展这样一个阶段，因此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重大突破，就是千百年来，农民就是要交租子，国家也要向他们进行索取，现在就开始国家通过公共财政的方式来向农民回馈，今年来看至少财政的角度是达到了三千五百亿的农业农村农民进行支出，这就包括减到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支出等等等等。
陈伟鸿：我们也注意到了农民现象的另外一个侧面就是刚才我们短片当中也有反映就是民工的短缺，您怎么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民工心态的改变，包括我们社会环境的变化。
胡鞍钢：以往我们认为好像应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和外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善所谓劳动环境，使得更多的劳动力不仅得到收入增长，更重要的是要对他们进行员工培训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也会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要进一步改善什么呢？劳动条件环境对农民工是尤为重要的。
陈伟鸿：那么其实如果说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上大家也同样非常关注，2005年我们能够给农民做一些什么，能够有一些什么新的工作思路吗？
胡鞍钢：我想三农问题是中国发展最大的难题了，也是政府重大的任务之一了。那么从思路上来看呢，就是我们既然已经进入到以公补农以城带乡或者促进乡村发展的话，恐怕就是要用三公体系来解决三农问题，所谓三公体系的含义就是要在农村建立公共财政的体系，也就是说国家对农民的财政转移支付尽可能到个人尽可能到家庭，使他们直接从财政转移支付中受益。第二个就是要建立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来解决农村的上学问题，健康问题，卫生防疫问题等等等等。第三个就是要在农村建立所谓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体系，这三个方面如果能够建立起来的话我想就使得农民得到更多的所谓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进而也改变他们的条件，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也会促进他们的收入增长。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投资农民、服务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最终可能富裕农民。
陈伟鸿：我注意到您刚才谈到未来思路的时候，梁硕说得特别地用心，肯定在心里也希望未来你自己采风过程当中遇到的农民他们脸上能够有更多的微笑，现在新的一年也到来了，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新年有什么样的礼物带给我们的农民朋友？
梁硕：我今年又做了一个新作品，这个作品就是一个飞机。这个飞机是用报纸，报纸是什么内容呢，是各种招工的广告和厂家的宣传广告，我觉得这个飞机是一种希望，大家小时候都叠飞机扔出去是一种希望的感觉。所以我希望在这个飞机上把它放大之后能把我这种心情能让大家都看到，这是我给民工的和农民的一个希望。
陈伟鸿：其实我们的经济年度报告栏目跟你不谋而合我们也准备了十二个小飞机，这个小飞机是色彩斑斓的，其实每一种颜色都代表我们的一个希望，我想我们不妨在放飞飞机的同时也送出我们对更多的农民朋友，更深的一份牵挂，一多的一份惦念。
李雨霏：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CCT2004中国经济年度报告，我想每到新年的时候我们大家看到最多的颜色恐怕就是红色，因为红色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颜色，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颜色，红色象征着喜庆象征着吉利，但是有的时候红色它也意味着预警和不安。在2004年，红色渲染了中国经济的主基调，中国经济的活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但是与此同时，一些行业的过热以及价格的微妙变化也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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