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的升级将中国导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面临战略目标与战略环境、战略资源的反差，以及新发展观与旧发展观、旧体制、旧利益格局之间的激烈碰撞。
中国发展战略的升级，给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提出巨大挑战。5000年来农业立国的历史与传统，面临着同时完成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转型的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新旧理念、思想、体制、机制、利益格局发生激烈冲撞与交锋，13亿中国人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自觉与否，均同时步入一个超级大课堂，不断学习、解决从内心的互相认同直至大国关系这样的课题，共同谋求适应、推动这一亘古未有之变。
从个人的全面发展，到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国家建设，微观与宏观问题千头万绪，矛盾交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是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启航。平稳、安全、快速地驶过这段充满风险的航程，对实现我国的战略目标至关重要。
开放冲击
加入世贸组织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开放态势，与国际经济的全面接轨，使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凸显。
2004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为6％，是1982年的5倍，当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一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同时，截至2004年12月底，全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562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中国已跻身国际市场最大开放经济体之一。
开放的经济态势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和需求，并使经济运行中的新老问题、结构体制纠合伴生的弊病、对外经济中不容回避的矛盾凸显。
●艰难承受的经济之“重”
全面开放推动中国国际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传统的粗放式产业扩张重新显现，伴随新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中国经济承受着巨大压力。
入世三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十分显著，2004年的贸易规模相当于2001年的2.3倍，贸易增长连续多年都在30％左右，但是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国民福利增长与贸易的高增长并未同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赵晋平说，目前外贸增长更多的还是源自数量型的增长。
赵晋平分析，2004年，中国出口增速为35.4％，出口价格上升了5.3％，而进口价格上涨10.3％，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在下降，这说明中国从外贸中得到的国民所得不高，对外贸易还是依靠数量型增长，对国民福利的贡献相对有限。
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扩容，中国进入第二次重化工业扩张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经历了1998年之后的调整改造，食品、轻纺、家电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市场需求饱和的情况下，开始更多的转向国际市场发展。同时，随着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汽车、住房、电子通讯等新兴产品加快增长，这带来了新一轮重化工业的发展，加大了对能源、冶金、建材、化工等基础产品和原材料产品以及各类设备的需求。伴生而来的是部分行业出现短缺，导致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电力等部门高速增长，同时也使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短缺经济条件下的体制弊端重新抬头。
在经济规模扩张下，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张立群认为，中国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资源浪费和使用粗放的“痼疾”不仅仅对国内有影响，也在国际市场中有所表现。2004年我国有20多个省市拉闸限电；煤炭价格一路走高，石油进口亦跃居世界第二，而铁路的请车满足率只达到35％。我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煤电油运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加剧，安全生产事故增加等都敲响了警钟。
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明显增强，随之而来的，是如何保障我国外部资源、能源供给安全性。赵晋平说，目前，石油、铁矿石、氧化铝等重要的资源、能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新的要素供给。尽管我国在世界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比较低，但在增量中我国所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我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在逐步提高，这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回避不了的现实，也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背景下值得探讨的课题。
●体制竞争亟待出手
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不断提高档次。从产品竞争进入产业竞争，从经济竞争进入体制竞争，变革的压力已由经济领域传导到政治、社会领域。
经济主体的活跃程度与发展质量是决定经济竞争成败的关键，而在中国，体制束缚尚未完全打破。张立群认为，面对开放的竞争环境，需加快完善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即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机制，而目前仍有一些体制弊端影响企业的自主性，这包括市场和产业准入规则不完善，执行不严格；土地管理方式不适应形势的变化；投资约束机制不健全，各级政府部门对投资和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过多，国有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与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密，行政主导的投资扩张机制仍然存在等。
此外，目前的风险应对机制、防范、监管机制等仍是在过去尚未完全实行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确定的。赵晋平说，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融合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相互影响非常直接。世界经济一旦发生变化，将直接影响国内。因此，需要在开放型经济的背景下，重新考虑建立风险防范应对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再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需要积极、主动地改革现有的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分配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并尽可能增加体制的应变性。这将直接对政府体制带来影响，“倒逼”改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政府转型及政府自身的体制改革正是下一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症结”。从目前看，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与政府职能的定位失误——或越位、或错位、或缺位有关。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基本的思路应该是由“经济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即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来，重点抓投资体制特别是“审批制度”的改革和打破“行政性垄断”。
在改变经济调控方式的同时，政府职能转变还要调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张立群说，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前，由于偏重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益性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欠账较多，特别是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之间的反差较大。跨过人均GDP1000美元以后，人口、就业、老龄化、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极易引起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甚至利益冲突。而这是政府必需解决的。
●学会驾驭全球市场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于大多数国家，在世界市场中所占份额也快速提高，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会进入贸易摩擦的多发期。迄今为止，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自加入世贸组织到2004年11月底，国外共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37起，涉案金额约35亿美元，涉及产品约4000种，涵盖五矿化工、机电、轻工、纺织、食品土畜等多个行业，其中农产品、纺织品等已逐步成为国外对我反倾销的热点。
赵晋平认为，今后的贸易摩擦将会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各国会更多地利用反倾销、特别贸易条款等贸易救济措施对中国商品加以限制并保护其国内产业；二是发达国家将更多地利用非传统的贸易壁垒，如环保标准、劳工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等来设置更多的障碍；三是我国面对的知识产权纠纷有增加的趋势。
面对这种冲突，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高驾驭世界市场的能力。赵晋平认为，这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内容：首先，如何在多边体制中更多地发挥中国的作用，以影响规则的制定。入世前3年我国主要是通过自身制度的完善来适应世贸规则的要求，履行世贸组织成员的职责和义务。下一个阶段，我国需要更多地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寻找具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规则的制定，使得规则的制定能够朝着有利于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而不至于被少数国家所垄断。其次，推进区域贸易安排。区域贸易自由化是当今一大趋势，加入这一进程，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贸易安排，将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多边机制下的合作能力、合作质量和水平，也有利于双方建立资源互补或优势互补型的经贸关系。最后，妥善处理双边关系。贸易摩擦和纠纷大都发生在双边关系的范围内，处理好双边关系应该是今后我国对外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
调控博弈
在一年多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表明在20年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仍然是经济发展中最大的投资主体。
“2004年可以用四个字总结——惊心动魄！”窗外响着稀稀拉拉的爆竹声，在年关即近的苏南某市，市委宣传部长梁雄向记者坦言，“说实话去年年初市里雄心很大，什么都想干，对中央的调控政策有抵触。但不论是雄心还是积极性，都忽略了协调发展这个大概念。”
他声称幸亏该市最后刹住了投资“虚火”，否则按计划把“摊子”铺开，现在难以收拾。
●驯服过热
无农不稳。此轮经济过热的警号首先从农业发出。2003年一季度，中国GDP增幅达9.9％，二季度受SARS影响增幅仍达到7.9％。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健康因素开始出现：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至15亿亩以下，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年粮食大幅减产至8600余亿斤，人均占有粮食为10年来最低。
2003年秋，粮价上涨，对物价指数产生向上牵引。但当时学者对经济是否过热意见不一，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信号失灵。进入2004年后，宏观数据变得发烫。前两月，占全社会投资八成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暴增53％，尤其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以翻番的速度上升，钢铁投资的增幅甚至达到惊人的202％。
为此，2004年春节刚过，国务院即提出要制止钢铁、电解铝和水泥行业的过度投资，要加强货币信贷调控，严格控制这些行业的贷款。但是，从各地传来的信息显示，一些地方政府有不同的看法。当年“两会”期间，某省官员说，“从全局看，中国的发展需要更多投资，某种意义上讲，目前不是投资过多，而是投资不足或滞后。”
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地方“集体抵制”宏观调控的情形。典型代表就是铁本事件和嘉禾事件，一个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另一个是“一起集体滥用行政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事件”。
这种思想和行动的结果就是，尽管经济出现了强劲增长，但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超过40％，而且增长方式是高耗低效。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4％，石油消费却是世界第二，钢材消耗占27％，水泥消耗占40％，煤炭消耗占31％，全国23个省市出现了拉闸限电，到处缺煤、缺油，运输极度紧张，国民经济运行绷得紧紧的。
面对这个严峻的局面，中央政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人民银行于2004年4月25日再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4月26日发改委对钢铁、电解铝等行业进行了资本比例调整；4月27日，国务院发文，发改委、银监会联合发文，对钢铁等十大行业固定资产全面清理；4月29日出台关于土地流转的“三个暂停”政策，同日银监会以电话方式通知银行严控信贷……
这些举措被称为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为主要政策线索的宏观调控。其特点被发改委主任马凯总结为，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注重发挥信贷、投资、价格等方面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
事实证明，这套“组合拳”迅速带来了宏观经济高烧的退却。短短的3个月内，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下降到5月份的18.3％。经济运行2004年下半年开始步入稳定。
●体会科学发展观
“飙车”的经济被“点刹”平稳了，这使中央决策者更加认识到，长年对GDP的崇拜和以经济指标为主的政绩考核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解开问题的症结还在于端正我们既有的发展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宏观调控不应是对发展的限制，但就地方官员的行政作为而言，还得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路中解放出来，从强烈的政绩取向、自利冲动中挣脱出来，把加快发展的动力引导到投资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换、清除垄断壁垒上来，引导到转换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产业素质上来，引导到理顺利益关系、公平竞争环境、增强公共服务上来。
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和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必须统筹推进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实现三者关系的协调。王梦奎强调，“现在国内外环境比过去复杂得多，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过去复杂得多，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增强经济增长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才能趋利而避害。”
观念是一方面，既有的体制设计也让地方难以摆脱粗放的经济发展惯性。比如在传统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要提高当期财政收入和吸引外资，土地政策优惠是最快捷获得的资源和财源。
北京市政协委员蔡金水指出，“地方政府要通过以土地批租为核心的经营城市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加上获得土地是计划经济，用地上是市场经济。巨大的利益空间使地方政府成为巨大的‘地主’。”因此，一面是中央政府强调保护耕地，另一面地方政府的真正动机是获得土地双轨制的巨大利益。结果就是地方政府甘冒违法乱纪、农民闹事的危险，也要大力圈占土地。
据了解，近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亿元，而1998－2003年全国实现积极财政政策发行的国债总额一共是9300亿元。也就是说，过去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接近过去5年的国债总额，为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巨大利益的诱惑使地方政府无视了宏观调控的种种信号。
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认为，深化政府改革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职能及其运行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决定性体制因素和关键。如果说20多年来以企业为中心的改革成功地塑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体制条件，那么，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要求改革的重心转向政府体制。”□
能源之痛
对普通百姓而言，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必要，只要看看自己身边的水是否污染，数数一年来经历过几次拉闸限电就能清楚。而对政府而言，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饕餮胃口，已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损害。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的问题逐步暴露，发达国家上百年中出现、分阶段解决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快速发展的20多年集中显现出来。
●模式之累
伴随拉闸限电而至的电荒让尚停留于鼓励用电思路中的人们有些始料未及，对于似乎从天而降的能源危机，旧的发展模式成为众矢之的。
“高消耗、低效益、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中国环境资源瓶颈约束的根本原因。从单位产品能耗来看，2000年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目前万元GDP能耗水平是发达国家的3至11倍。
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长期持续。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多倍，2004年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印度的1.65倍。
此外，我国污染排放强度高，每单位GDP产生的氮氧化物是日本的27.7倍，德国的16.6倍，美国的6.1倍，印度的2.8倍；每单位GDP产生的二氧化硫是日本的68.7倍，德国的26.4倍，美国的60倍。在经济规模扩大的背后，我国主要水系的大部分已是四五类水质不能饮用；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340个大中城市中的60％遭到空气污染。
2004年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从需求方面来看，主要是能源消费增长过快，同时也与经济增长方式从总体上没有转变，特别是与钢铁、有色、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生产和消费超常增长有关。
面对我国的资源国情，要想从根本上缓解煤电油运等资源的“瓶颈”制约，改革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已经迫在眉睫。中国必须逐步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告别这种单纯依靠规模膨胀和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能源短缺背后的体制痼疾
增长模式只是一个方面，同时，行业内的体制痼疾加重了能源短缺现象。
电荒的出现，与电源结构失衡有直接关系。我国火电所占比例过大，煤荒加剧了电力紧张。目前中国火力装机占总量的75％，加上煤炭产能建设严重滞后，铁路运力有限，煤炭和运力瓶颈双双制约着电煤供应。另外，电和煤还没有形成连动的价格机制，无法形成良性循环。
同时，能源危机也源于缺少预警机制。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金磊认为，与往年季节性、时段性缺电所不同的是，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硬缺电”——即全年性缺电的时代。中国是最大的产煤国，但是现在却出现了煤炭短缺，不得不进口煤炭。煤炭告急、电力自然也告急。原因固然很多，但包括电力、石油等能源的高消费时代提前到来，是其中一大原因。计划没有跟得上变化，说明中国缺乏一整套有效的能源监测、预警和应急机制。
垄断被诟病为油电水荒的根源。金磊认为，电荒、油荒并非突然来临，但尽管缺油形势已经持续半年，国内成品油的控制者——中石油和中石化才匆匆从全国调集油品支持情况紧急的华东、华南和北京地区。从事石油贸易的业内人士介绍，从台湾购进成品油3天就到岸，韩国的5天～7天可到岸，其他地方进口的原油一个月内也就解决了。金磊认为，如果市场准入并非如现实中的那样阻力重重，参与市场的竞争者并非几大寡头，那么，能源如此短缺的现象完全可以避免。在电力生产领域、石油领域均如此。
●“左”“右”开源
中国在能源使用量上的领跑局面似乎还难以刹住车。能源专家指出，中国正处在人均GDP位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一关键区段，正面临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在可预见的相当时期内，防止以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快速发展，困难更为显著。
面对日益告急的能源危局，可选择的应对方案无非是开源与节流。为此，中国加快石油勘探步伐、积极发展核电项目、倡导开发风能以求能源广进，保障供给。而在另一方面，专家警告，如果再不节能，那么未来中国的战略安全将会受到能源匮乏的巨大威胁。
美国能源基金副主席兼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杨富强博士认为，针对中国的发展状况和制约条件，正确答案是走可持续的低成本的能源发展之路。金磊认为，我国目前建筑能耗大约占总能耗的23％。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筑用能还会逐渐增加。有关分析表明，如能提供激励政策，鼓励居民购买节能楼房和节能家用电器产品，仅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房间空调器、照明设备的能效标准在未来20年带来的节能量，就相当于10个100万千瓦电厂的发电量。
2月16日，举世瞩目的《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个国际协议旨在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抑制全球气候变暖，中国政府在上面庄严签字，但严峻的现实并不容许我们乐观，作为主控目标二氧化碳排放量，我国已居世界第二。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在能源战略上作出更佳选择。
资源约束
住大房子，开小汽车，受系统教育，找好工作，这是中国老百姓的朴素理想。这每一个小要求乘以13亿人口的庞大基数，将对中国产生怎样的资源压力？
当经济列车高速驶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中国人似乎有条件实现自己更大梦想的时候，“资源约束”问题再次凸显在人们面前，其严重性超出许多人的想像。如果中国人都过上美国那样的生活，把现在整个世界的能源都拿来也不够用。
●人均自然资源匮乏
中国水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仅约为世界平均值的31％。全国1／4的国土面积缺水，1／10地区的水资源仅能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2002年全国660座城市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08座严重缺水，尤其是京津等特大城市，在连续遭遇干旱年时将会发生严重的水危机。
与水资源缺乏共生的是水污染。全国7大水系中符合《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一、二类的仅占32.2％。78％的城市河段不适宜作饮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水污染不仅加剧了水的供需矛盾，同时威胁到人民的健康，人群流行病中有80％是由污染水传播的。
中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目前，我国人均耕地1.43亩，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666个县低于联合国制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
中国森林覆盖率只有16.55％，森林蓄积量为112.7亿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2.9％，人均森林蓄积量仅为9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8.
多种重要战略资源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
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资源的硬约束将越来越突出。目前，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9.09％，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将增加1300万城市人口。而城镇人口平均年消耗资源为农村的3.5倍。
有关专家指出，当今世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资源消耗程度呈正比。按1995年的基数计算，如果中国庞大的人口消耗达到美国水平，则相当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原来数量的10倍，达到130亿吨以上，而1995年世界能源总供应量仅为117亿吨，不够中国一个国家之用。
●社会资源紧张
教育与卫生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而中国始终面临的难题是“穷国办大教育、大卫生”。
教育部部长周济日前指出，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是目前教育事业所面临的基本矛盾，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和最突出的困难，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下去。目前的主要困难在于教育投入不足，2003年我国政府教育投入总量为6208.27亿元，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比上年下降了0.08个和0.04个百分点。
此外，投入体制造成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拉大了城乡差距。有专家指出，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规定，基础教育以县为主，高等教育以中央和省为主，县乡政府是基础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而财政资金的分布与基础教育任务的分布恰好相反，具有较大财权和财力的省、市政府有较好的条件，首先保证本级教育支出需要，县、乡政府以其微薄的财力，支撑着人数众多的农村义务教育。
在医疗卫生方面，新民谣说“过去百姓怕飞机和大炮，现在百姓怕医院和学校。”中消协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约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主要原因是药价太贵，医疗费用过高。
据了解，无论是改革前的公费医疗制度、劳动保险医疗制度，还是改革后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总人口中的覆盖率都是有限的。1994年，原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医疗制度覆盖人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9.3％；至2001年9月，新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5676万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5％。而在农村，农民就医难、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村人口的覆盖面仅10％左右。
长期以来，政府对卫生领域投入严重不足，因此，财政管理部门允许医院通过药品的收入来充抵医疗服务的赤字，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以药养医”，直接导致药价虚高，百姓看不起病。
“以药养医”的机制使医院的收益不是同知识水平、技术难度、风险责任相结合，而是和药品的价格挂钩。于是，医生就自觉不自觉地愿意多开药，多开价格高的药，多开特效药。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仁华说，“以药补医”扭曲了医务劳动的性质，高技术、高风险的医务劳动在一定程度上被销售药品、器材的商业活动掩盖。而过度争取药、材销售的加价收入，又导致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损害了医德医风。
有关专家指出，药品价格虚高是历史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看是价格监管问题，背后则是体制和机制问题。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增加卫生投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和医疗机构补偿机制，切实改变医院依赖药品差价收入维持运转的状况，是改变“看不起病”状况的标本兼治之策。
创新之难
摆脱资源束缚、转变发展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其中一条就是走自主创新之路。信息社会最根本的资源是智力资源，而智力资源的经济表现形式就是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点。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同时，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和考察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时指出，要坚持把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与此同时，方正集团、UT斯达康公司、奇瑞汽车公司、东方微巨传媒策划等企业、机构在北京发表《2004年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宣言》，称“中国企业正在占据一个交汇点。中国市场规则的巨大改变，全球经济整合的快速发展，导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锐不可当，我们不愿承受之重，但不能拒绝。中国企业只要参与全球竞争，惟有勇敢地直面尚不公平的全球市场，遵循产业链高端代表制订的统一规则，通过能力积累和提升改变命运，赢得创造国际新规则的地位。”
●知识产权之痛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于“拿来主义”。20多年前，第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在深圳、广东等地出现，并从珠三角走向全国。中国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吸引着外国资本源源不断的进入，为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20年后，从整体上看，中国国内产业低水平劳动、高密度劳动的特征没有改变，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依然处于下游的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今天的世界进入了以高科技产业为龙头，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呈现出垂直化的特征：即发达国家掌握关键技术，落后国家从事硬件制造。在这个新的经济体系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
而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明显不足：1985年我国实施专利法以来，中国企业发明专利累计申请量约为2.2万件，而外国企业申请了14万件，是国内申请量的6.4倍。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低，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依赖进口。
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中国企业和行业竞争力的削弱。
2004年发生在中国的DVD专利费争端、国产手机在经历了2003年的风光后突然集体“刹车”，其核心问题皆缘自于中国企业缺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就只能处于寄人篱下、为人作嫁衣的尴尬境地。
●寻找“拐点”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穆荣平教授说，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能力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使用设备进行的生产能力，第二层次是投资改造能力，第三层次则是创新能力。中国从80年代起逐渐具备了生产能力，到现在有了一定的投资改造能力，目前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跨越的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周业安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实施的是一种“边缘创新”的策略，即不涉及核心技术，在模仿基础上的改良、改造式的创新，这种创新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采取边缘创新策略，可以在市场发育初期以较低的成本迅速扩张，但随着市场的发育和竞争的加剧，企业的利润会越来越薄，最终失去继续创新所需资金基础，走入发展的瓶颈。
周教授认为，之所以近一年来关于自主创新的呼声日趋高涨，是由于在这之前，中国利用边缘创新进行发展的潜力尚未耗干，而目前的中国经济则越来越明显地逼近了临界点。客观上，我们的许多行业，尤其是许多轻工行业已经是全球最大，市场规模的扩大已趋极限，无法为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入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廉价产品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这些国家频频利用反倾销条款进行自我保护。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生存环境。这一切使中国企业和政府皆认识到，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创新能力，中国的经济将很难保持目前的增长。
●开放状态下的自主创新
有人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科技发展划分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以“封闭状态下自主创新”为特征，国家以行政力量操控研发、生产的全过程，企业是指令性计划的被动接受者。第二次则是改革开放至今，以“开放状态下全面引进”为特征，中国企业依靠设备输入和技术引进获取技术，经过密集型劳动进行装配生产，但中国并未真正获取自主开发原创性技术的创新能力。现在，以中国加入WTO为大背景，借助全球产业格局调整的重大机遇，中国企业开始了以“开放状态下自主创新”为特征的第三次创新浪潮，一部分优秀的中国企业在具备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后，充分利用全球开放市场条件，在全球竞争中努力抢占“战略制高点”，试图进入国际产业分工的较高增加值环节。
穆荣平说，中国的创新能力弱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必然过程。20多年来，中国科技能力取得了很大进步，其主要意义体现在我们在对外引进技术时，降低了谈判成本，节约了谈判费用。
但毫无疑问改革必须继续进行。资料显示，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目前仅为1％强，而发达国家一般在2％左右。同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展迟缓，远未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多数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在大中型企业中，引进技术费用至少是消化吸收费用的10倍以上，国有企业的比例更高。
与科研能力弱和投入不足相比更令人忧心的是人员配置效率低下。国家发改委的“中国技术资源开发利用战略研究项目”认为，中国创造一美元GDP所需研发人员数是日本的3.68倍，所需科学家与工程师数是美国的4.48倍。换言之，我们有限的科研人员如果按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测算，其效率仅仅是发达国家的1／3～1／4.
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认为，要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就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国立研究机构与研究性大学的骨干作用，市场的基础作用和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政府、研究机构、市场制度和企业，四个部分缺一不可。
但在现实中，中国的科技创新仍然摆脱不了政府主导的局面。大多数项目都是由科研院所进行的，研发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每年投入都很大，效果却不是很明显。另一方面是企业创新无力，业内人士指出，中国企业把大量资金投放到广告上面，而把少量的费用投到产品的研发方面。在这为数不多的研发费用当中，企业又特别注重产品外观等方面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成本低，见效快，收益显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根据《2004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日本R＆D经费来源中企业占73.9％，而政府投入仅为18.2％。
“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远离市场。其结果是越创新，国家对各大科研院所的投入越大，但对市场的创新贡献就越小，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有可能越低。
由政府创新转变为企业创新，缺的是制度环境。有学者指出，中国企业税负很重，完成创新积累非常困难。加上目前的金融环境尚不完善，分散的民间资金很难应对高额的研发费用。因此，要向发达国家经验学习，利用税收杠杆鼓励企业创新，为从事创新的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税收减免。
此外，目前大型科技项目的开发，要经过发改委批准，要符合国家产业目录的要求，否则无法得到政府在环境审批，土地审批等等各方面的支持，使项目难以为继。周教授认为，产业政策的限制和审批过多成为限制企业进行自主开发的重要原因。
穆荣平说，制度对创新保护不够是企业缺少创新动力的一个原因。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研发出来一项技术，很快被仿冒，这样就陷入了谁投入谁吃亏的怪圈，影响了企业研发的积极性。
周业安认为，解决自主创新能力弱的方法，一要利用税收、政策手段为企业创造一个鼓励技术创新的环境。二是加强围绕创新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建设。三是明确国家科研院所和企业不同的创新层次，确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应用创新体系。四是弱化产业政策目录的作用，放宽技术项目的审批。“不这样做，创新问题迟早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致命问题。”□
差距过大
很少有哪一个国家不存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但我国的上述差距是如此之大，且还在扩大之中，这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之一大根本性障碍。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蓝图中，我国仍在扩大的三大差距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有识之士指出，如果不将日渐拉大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谋求差距缩小的“拐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的宏伟目标将很难实现。
●相距遥远的城市与乡村
日渐拉大的城乡差距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低谷期，据统计，1997至2003年7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95.9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再加上，一方面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享有国家的补贴；另一方面按照现行统计口径，农民家庭收入包括要交纳的税费，以及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
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农村更为突出。以教育为例，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分布极不平衡。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又如医疗卫生，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不足20％的国家医疗卫生投入。
城乡差距过大使人们担心我国的发展会步一些拉美国家之后尘即因为社会结构呈“哑铃型”，而在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出现停滞。目前，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口：如果能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并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轨道，就可以实现中国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
城乡差距也表现在城市化进程的滞后。从历史进程看，我国过去长期存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城乡分割的政策，其直接弊病就是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10％，到1957年提高到18％左右，是相当快的。但是从1957年到1978年，农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从40％降到28％，降低了12.2个百分点，但是城市化水平只提高2.5％。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37％左右，大体上相当于英国1850年的水平，低于美国1910年41％的水平，相当于日本的1950年。简单地说，从城市化而言，中国比日本滞后50年，比美国滞后100年，比英国滞后150年。
2003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0.5％，按最保守的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会达到55％。届时农业劳动力将会从现在占全部劳动力的50％下降到30％。
专家指出，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几大矛盾。首先是城市建设“空心化”，不以扩大就业为前提，缺乏支持产业。这将会带来某些发展中国家已出现的畸形城市化、将农村贫困转变为城市贫困的严重社会问题。
其次，城市化还缺乏制度创新。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例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乃至义务教育，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为进城务工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目前有上亿流动农民，连同随其流动的子女，占全国总人口的10％左右，相当于一个大国人口的数量。城市管理要充分考虑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带来的新问题。拿义务教育来说，全国流动儿童有将近2000万人，8岁～14岁的流动儿童未上学比例占15％以上。就学的条件也很差，辍学现象严重。在失学的12岁～14岁儿童中，60％已经开始工作。如果城市不能“敞开胸怀”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将会在城市中造成一种新的“二元”化，这将蕴藏着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明显慢于城市规模的扩张。这是由于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卫生医疗、教育，以及城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压力。地方政府更乐于享受土地收益而不愿承担人口增加带来的负担。
第三个重要问题是保护好农民的土地及权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个很长过程，为了积极而又稳妥地实现这种转变，避免或者减轻大规模社会变迁可能发生的混乱和震荡，必须解决好农民土地问题，防止大量失地农民沦为游离于正常社会生存状态之外的无业流民。即使进城务工或者转入非农产业，只要还没有稳定职业并且在外定居，土地仍然是农民最终的退路和保障。
●东中西部三个梯度
目前，西部的10省市区加上内蒙古、广西两区，国土面积占全国71.3％，人口占28.6％，但GDP占不到18％。而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上海、山东和浙江五省市的GDP就占全国总量的45％左右。
若以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来标示中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很容易发现东中西三大区域存在着明显的梯度经济发展特征。东部的上海、北京经济发达，2001年的人均GDP已分别达到28444和20576元，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后期；而河南、湖南省等作为典型中部地区，2001年人均GDP分别为6039和5903元，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西部地区的欠发达的甘肃、贵州省2001年人均GDP仅分别为4165和2856元，刚刚进入工业化的起飞阶段。
专家指出，如果差距过大，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使区域之间要素流动存在严重障碍。在我国，地区保护、封锁现象依然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存在，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任重而道远。这种状况与区域差距加大直接相关。由此可看出，不能把区域差距拉大简单地看成市场起作用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恰恰是市场不能充分起作用的结果。
区域发展差距过大还会在国家安全、民族团结、领土完整等方面产生消极影响。
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全国范围内的产业转移速度将有所加快，新的产业分工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在近期将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加工、农副产品加工和部分高耗能产业上。伴随这一趋势，应当警惕一些技术落后，高污染，低效益的淘汰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以避免不必要的环境和生态代价。同时，应使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过程中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很好地与当地老百姓的富裕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就业重压
由于人口总量大，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面临劳动力价格和素质的全球化竞争等不利因素同时并存，充分就业一直难以实现。
能不能找到工作？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能否在工作中施展才能？这些问题牵动着中国每一个家庭最敏感的神经。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且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实现充分就业，仍然没有标准答案。
●人口“自重”引发就业难题
2005年初，我国人口已经达到13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相当于亚洲总人口的1／3，比世界上现有的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总量还多1亿。巨大的人口“自重”对就业形成了沉重而持久的压力。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莫荣说，人口总量大，劳动参与率（参加就业的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高，而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就业压力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高达70％，全国平均劳动参与率也为60％，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数值高出10个百分点。按此计算，目前我国共有接近8亿人需要参加就业，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数的3倍。
从增量上看，我国每年新增城镇劳动力在1000万人左右；从存量上看，我国每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在800万人左右，下岗人员100万人，此外还有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就业。劳动力供给的存量和增量压力都很大。相反，虽然中国改革开放26年来保持了平均9.4％的年经济增长率，但在现有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的约束下，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只有9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
专家预测，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为期10年的劳动力高峰期，约在2015年前后，参加就业的人口将达到约9.3亿人的峰值。今后20年内，劳动力仍将始终处于供大于求的严重失衡状态。
●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
由于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的人口总量压力持续存在，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就被凸显出来。前些年的大规模产业工人下岗再就业现象，现在的民工荒、技工荒、大学生群体就业困难等突出问题盖缘于此。
这些问题的出现，都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目前，我国虽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并且正在进行纷繁复杂却毫无既有经验可循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这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映在就业上，形成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并表现在产业就业结构、企业结构、劳动力素质结构等几个方面。
产业就业结构。目前，我国在第一产业就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49％，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加在一起占其余的51％。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四季度我国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2.6％、31.9％和65.5％。可见，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然而，我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例并不高，其就业人口仅占就业总人口数的29.3％左右，而在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这一数字已达到40％左右。莫荣说，按照我们的计算，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那么如果我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也达到就业总人口的40％，就将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能够大大缓解现有的就业压力。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吸纳就业，我国急需改善产业就业结构，扩大第三产业规模，将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
企业结构。在计划经济时期，就业人口往往集中于国有大型企业和重型企业，国家给予这些企业的支持也更多。然而，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大批职工下岗分流，国企和重型企业已不再是吸纳就业的主要企业类型。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总量的75％以上，这些企业已经成为促进就业的主体。但是，它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金融和政策支持，“融资难、门槛高”一直是束缚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目前我国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并存，同时发展。由于经济附加值较高，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备受投资者的青睐，但这些产业对吸纳就业的作用并不明显。莫荣说，在为保持国际竞争力和经济高速发展而关注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国家有必要考虑到就业问题的需求，而进行一定的结构调整，更多地帮助那些有利于吸纳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它们提供帮助，做好服务，以达到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双赢。
此外，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开始自东向西地进行地域调整。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可不必舍近求远地选择东部沿海地区。莫荣说，资本应该跟着劳动力而迁移，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迁移，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还可以帮助当地缓解就业压力。
劳动力素质结构。一边是技术性人才，特别是高技术人才的极度短缺，一边是大量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中国劳动力素质结构失衡的现状一目了然。
去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3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监测数据分析表明，各技术等级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技师和高级技师严重短缺。预计到“十五”末，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总量将增长20％～25％，其中，高级以上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预计增长15个～20个百分点，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将翻一番。然而与此同时，拥有高学历的大学生群体出现就业困难。2004年，我国280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为七成，70多万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还将首次突破300万人。莫荣说，在大众教育时代，大学生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参与就业已成为必然。但是，目前我国大学的整体教育模式并没有根据市场的需求而转变，劳动力素质结构的错位与脱节亟待解决。
●就业问题面临全球化挑战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时期。此时，企业的竞争已不仅是国内的竞争而是全球竞争，这使得劳动力的竞争也成为了全球竞争。已经融入世界的中国，其就业问题也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
全球化的劳动力竞争首先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近出现的技工人才短缺就是表现之一。
其次，全球化形势下，以“SA8000标准认证”（“社会道德责任认证标准”）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劳动标准将对我国就业提出了新的挑战。莫荣说，这对用工企业和职工本身都提出了更规范、更加国际化的要求，否则就可能被自由贸易的壁垒挡在全球市场之外。
第三，在全球化的劳动力竞争中，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将受到挑战。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说明，即使在国内要保持原有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也并不容易，随着农业劳动力边际效益的提高和农村形势转好、农民收入的增加，如果农民工的工资还停留在原来的低水平，那么中国农民工的供给就不会是无限的，东部沿海城市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劳动力价格抬高带来的压力。
在国外，与周边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已并非最低价格，越南等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价格已经低于中国。比如，现在中国服装与纺织品业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达到每日2.5美元～3美元，比越南每日1美元～1.5美元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甚至地处美国周边的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劳工也比中国的便宜。可以预见，今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低于中国，如果不着力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素质，我国廉价劳动力优势能保持多久令人担忧。
纵观中国的就业问题，除以人口总量压力、就业结构矛盾和劳动力全球化竞争等不利因素外，社会保障不完善，劳动力流动存在障碍，就业歧视，劳资纠纷和矛盾逐渐增多，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发展滞后，就业服务网络不健全，再就业援助服务不配套等一系列体制和机制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有效就业。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的新时期，就业将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一道不可回避的难题。
复杂心态
一滴水能折射出大海。纷繁复杂的社会变革影响每一个人，个人的种种心态汇聚成社会情绪。对国家而言，无法用数字描述的社会心态，是调整执政方向的基准。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也是种种社会矛盾暴露出来的时期，这些矛盾使社会心态产生变化。倾心体察社情民意，准确把握社会心态，对调整和提高执政能力，实现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不安全感、不稳定感、不确定感
在当前各种矛盾交织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心态十分复杂。从共性角度看，不安全感、不稳定感、不确定感和对贪官、庸官的不满几乎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的心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单光鼐研究员分析，不安全感并不只是非典、禽流感、流脑等危害安全的事件带来的，它几乎覆盖了大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食品安全问题、房屋拆迁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都影响到人群的安全感受。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中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表明，刑事犯罪和公共秩序混乱最影响安全感。但目前刑事犯罪发案总量仍在高位运行，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侵财犯罪和经济犯罪增长迅速，危害程度日趋严重；网络犯罪日益增多；黑社会性质犯罪、毒品违法犯罪危害严重，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占相当大的比重，流动人口犯罪日益突出；犯罪的动态化、国际化趋势明显，打击难度增大。
不稳定感主要针对就业状况而言，除了公务员，其他职业者或多或少缺乏对现状和前景的稳定感。单光鼐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一旦失业，再找工作就很困难，连大学生群体都忧心忡忡，何况那些没有多少技能、缺乏年龄优势的群体？没有合适的工作，对家庭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不确定感则指一些大家过去所熟悉的社会规则，在现代社会并不适用，人们由此觉得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单光鼐解释说。例如，根据我国退伍军人安置的基本方针，原是城镇户口的退伍义务兵，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实行按系统分配工作、包干安置的办法安置，各接收单位必须接受妥善安置。但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城镇户口的退伍义务兵多数还是自谋职业。类似情况比比皆是，企业破产、土地征用、干部提拔等制度的不断变化，令人无法把握，不确定感油然而生。
民众反贪官、庸官的心理也不容忽视。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川化集团违规技改导致沱江特大污染事故、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以及不绝于耳的矿难等等，这一起起悲剧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行政不作为因素，人们也因此对政府官员办事拖拉和有利拼命钻营、无利互相推诿等行为意见纷纷。
●转型期阵痛
不安全感、不稳定感、不确定感和对贪官、庸官的不满，其根源是社会转型期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这也与民众对现行的利益分配机制、对基层官员管理社会的工作和表达自己愿望、要求的渠道不畅存有看法。
我国的改革避免了“推倒重来”的混乱，但由于改革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推进的时间、深度和广度等不尽相同，造成了目前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民众的社会态度也必然显现出不平衡性和复杂性。尤其近年，社会变迁速度加快，结构重组释放出巨大压力，再加上固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特别是贫富分化日益加剧，致使一些社会弱势群体难以承受，从而引发出不同程度的社会震荡。
就利益分配机制而言，富人对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落差有不满，对政治利益有所要求；穷人则渴望平衡一些经济利益分配政策。
从城乡差距看，中国农民为中国的财富积累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自身却分得的改革红利较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3.2∶1.
从区域差距看，中国资源富饶的不发达地区曾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地区输去资源，而积累了发展能力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中国的区域差距日趋扩大。
贫富差距也有扩大之势。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城市处崔如春介绍，2003年，占总体20％的最高收入组家庭和最低收入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7472元和3295元。最高组与最低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5.1∶1扩大到5.3∶1.下岗失业、城市低保群体的生活状况让人忧虑。
从事社会事务管理工作的基层政府官员成为矛盾焦点。由于政府职能转变还未到位，基层政府习惯于代替民众抉择，如果因此伤害了民众的利益，那么就可能把矛盾集中到自己身上，让百姓对基层政府失去信任。加之一些基层干部平时漠视百姓疾苦，对大家反映的问题采取拖拉、推诿甚至回避的态度，直至小的矛盾和问题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局面才匆忙向上请示、汇报、着手解决，基层政府因此很难取得群众的信任和理解。
另一个突出原因是，畅通的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太少。介于政府和个体之间的组织太少，它们要么不能真正代表各群体的利益，要么发出的声音很微弱，个体因此很难找到一个群体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正是因为缺乏与政府、其他利益团体进行谈判、协商和博弈，个体觉得利益受损，而且难以抒发不满，因此就会采取上访等方式发泄情绪。
●引导健康的社会心态
引导社会心态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要从制定社会政策、转变执政方式和规范群众维权等方面入手。
“在社会转轨的过程中，若不利用利益的调节杠杆，抚慰民众情绪，营造和谐氛围，就可能出现社会结构性失衡。因此，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上，要力争建立起一套社会各阶层分担社会转型成本、分享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成熟机制。一方面要对利益受损的、被伤害的群体进行一定的补偿；另一方面，争取不再制造新的利益受损、被伤害的群体。”单光鼐说。
在补偿利益受损群体方面，政府要继续在就业、医疗和教育等宏观政策方面予以倾斜。近年来，政府从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取消农业税、建立健全卫生体系、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振兴东北、加强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促进城镇就业和下岗再就业等多方面施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有待巩固和扩大成果。我们必须要积极筹备：怎样准确测算受损群体的利益，协调各方力量进行必要的补偿；如何使低保扩大覆盖面积、提高保障水平；怎样提高失业者的就业能力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如何尽可能地消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况，维护好人们的健康大堤；怎样增强贫困地区的教育力量，最大限度地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疏通向上流动的通道等。
疏解社会心态还要求政府执政方式的转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杨凤春副教授认为，这就要求基层政府在工作内容上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界定，用法律手段代替行政手段，用市场行为取代政府行为；在工作方式上则要由真心关心百姓疾苦，倾听底层声音，协调各方利益，争取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此外，还要尝试规范群众的维权要求，既加强法制教育，又注意释放不满情绪，让群众的合理要求有机会表达，有渠道申诉。首先，要继续加大普法工作的力度。其次，应该大力培育介于政府与个体之间的组织，让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健康发育、合法活动，使社会群体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合法化、有序化，从而可能通过反复的谈判、协商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最后，改革信访工作制度，疏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渠道，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综合作用，把群体事件控制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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