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一期香港《经济导报》报道，在对中国企业发起反倾销的国家力量构成中，发展中国家已经俨然演变成一支浩荡的“主力军”阵容，并正在向“中国制造”频频发难。
谁是急先锋？
资料显示，自欧共体对中国提起第一例反倾销调查至今，目前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约640余宗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其中发展中国家占到了五分之三的比例。仅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中，就有印尼、菲律宾、以色列等十多个国家对中国的近30种产品托起了反倾销的盾牌。
作为全球使用反倾销措施最频繁的国家，印度对中国产品制造的反倾销可谓甚嚣尘上。截止目前，印度已累计对中国发动了85起反倾销调查。仅今年短短几个月中就发起了7起，和去年全年数字持平；涉案金额比前三年综合还要高出一倍，达到2.5亿美元。其中，5月18日对进口中国的绸缎反倾销案，涉及金额1.8亿美元，为印度历年来对中国反倾销调查金额最高的个案，也是纺织品一体化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纺织品发起的涉案金额最大的反倾销案。
最近五年，土耳其对中国挑起的反倾销案也逐年增加。仅2005年以来就高达9起。其中去年12月对中国出口纤维进行的反倾销立案，涉案金额达7,700万美元。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反倾销案值最高的一个。
墨西哥如今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1105%反倾销税率更是达到国际贸易中空前的新高。仅在今年过去的几个月中，墨西哥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措施几乎超过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从2005年3～7月，墨西哥相继对原产于中国的蜡烛、婴儿车、皮革、黄铜挂锁以及塑料卷笔刀等产品进行了全面的反倾销调查。其税率从103%到667%大小不等。为墨西哥对外反倾销史所罕见。
南非如今也对中国企业频繁做起了反倾销文章。仅在今年，南非就对中国产品发起了4起反倾销调查。尽管南非在对中国产品制造的反倾销调查从数量上看还不是很大，但却对非洲国家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
洪水缘何泛滥？
在一般意义上来说，国际贸易愈加繁荣，国家之间产生的贸易摩擦就愈加频繁。一个既成的事实是，日益走向全球的“中国制造”不仅引起了发达国家生产企业的市场恐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压力。特别是由于中国的出口贸易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业两大类型，因此在产品结构上与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趋同和竞争。而在一个充满竞争的虎狼时代，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几乎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固有的本能，尤其对于后者而言，其谋求自我保护的意识更加强烈，由此也注定了中国企业所遭遇到的反倾销就非同寻常。
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发达国家眼中所具有的成本比较优势对发展中国国家来说并不十分显著。但中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却远比对方要高。譬如，生产同样一件纯棉衬衫，中国南方工厂的一名工人需要12.5分钟，而在孟加拉或印度，需要22.2分钟，墨西哥的工人则需要半个小时。正因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实行市场保护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于是中国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往往成为反倾销的主要对象。
特别需要强调，在对出口国反倾销的应诉上，中国企业往往只对美国、欧盟等格外关注，应诉率几乎是100%，但对诸如印度、南美等一些发展中国的应诉率却非常之低。由此促成了这些国家更加得寸进尺。
如何化解外贸新挑战
反倾销是一种传播性极强的“瘟疫”。尽管中国对印度、阿根廷、南非、巴西等国出口占其出口总额比例都不到1%，但这些国家市场潜力大，在发展中国家中影响较大，他们频繁使用极易引发其它发展中国家效仿。还须指出，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市场多元化的重要地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市场上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中国的很多产品在遭遇欧美“设限”制裁之后，向发展中国家递次转移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而如果再在发展中国家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倾销，那就意味着中国可能丢失全球市场。显然，面对着发展中国家对我们展开愈演愈烈的反倾销行动，中国不可等闲视之。
实现国内产品的生产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以差异化营销策略开拓境外市场是减少发展中国家反倾销的根本举措。为此，国内出口企业应加强研发投入，不断开拓新的产品，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文件次，以占领发展中国家的高端市场，增大与进口国产品与市场的互补性。同时，实施名牌战略，彻底改变中国制造=低价=倾销的产品形象。
事实上，无论是相对于国内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中国制造的许多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大量倾销行为，而反倾销的发生不过是某些国家对中国企业的故意刁难和漫天要价而已。据此，中国出口企业应当按照世贸组织规则积极应诉和抗诉。事实证明，在发展中国家至今对中国企业提出的反倾销案件中，凡是中国企业主动应诉和抗辩的，要么是中方胜诉，要么是迫使对方减少反倾销额度，出口企业的损失被降低到了最小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WTO的反倾销条款对政府反倾销作出了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政府在应对反倾销方面无所作为。针对少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反倾销案件急剧增加的新态势，中国有关部门应主动开展双边磋商，寻求解决办法；对一些频繁实施反倾销的国家也是全球反倾销的对象国，中国也可考虑以多种方式应对。
当然，当今国际经贸领域内贸易争端的协调与解决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行业协会来进行。对中国而言，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国家授权制定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最低限价，并通过公布信息，及时引导企业调节出口数量和价格，以将倾销的隐患消除在境内；对于在国外的应诉企业，行业组织应尽可能提供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信息和技术支持，必要情况下提供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有价值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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