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刘伟纵深剖析中国经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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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档案 刘伟 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他在产权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方面有深入研究。曾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工业化加速时期的产业结构研究》等20多部著作。
经济现状 衡量经济增长的水平最基本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GDP水平，另一个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按照这两方面的指标来看，我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到底达到了一个什么状况呢？我们先来看数量指标——GDP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如果是在280美元以下，叫低收入的穷国；如果在1000美元左右，叫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1978年，我国人均GDP是379元，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是100美元略多一点，与著名的穷国扎伊尔并列第119位。而到2004年末，我们人均GDP超过了1200美元。我们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实现了从最穷的国家、低收入的穷国向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转变。比较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这五个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完成相同历史阶段的转变，用时最短的是日本——42年，而我们只用20多年。 我们再看质量指标——经济结构变化。一个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漫长的大累计过程，所以结构变化是长期的，更体现长期发展的意义。有很多国家从数量上看是富国，但从质量上看是穷国。当代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人均GDP比美国、日本都高，但没人任何人承认他是发达国家。因为石油采掘属于它们的第一产业，产品结构是初级产品——原油。越是工业化加速的国家，越是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产品结构当中，中间需求和中间产品比重就越大；越是落后国家，它的初级产品比重越大。 1978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例是78%，到2000年至今，大体上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比重在50%上下波动。世界银行有一个划分，世界上最穷的这几十个国家，平均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比重是72%；下中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比重平均是54%；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比重是10%以下；最发达国家像美国、英国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比重是1%，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无论从数量上GDP水平，还是从质量上就业结构，现在应当说是处于一个下中等收入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的发展阶段。
“快乐”地展望前景 2004年年末，我们GDP的总量接近17000亿美元，排在世界的第六位。第一位是美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30%左右，中国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到九分之一。第二位是日本，我们相当于它的四分之一。第三位是德国，第四位是英国，第五位法国。中国的问题就怕人均，中国人多，一人均我们就不是强国了，我们就是一个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了。 我们的前景怎么样？从GDP水平上看，假如其他条件不变：第一不能有战争，第二不能有动乱，第三人口比例不能失控，第四经济增长水平平均增长率每年不能低于7.2%。有了这些假定之后，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600多美元，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到2020年，我们的人均GDP是3200多美元，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8000多美元。按照世行的标准，就属于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工业化国家；到2050年赶上发达国家。2030年，中国的总人口将接近15亿，我们在世界上能够赢得的尊重，我们能给世界带来的震撼将是巨大的。而这一前景就有可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变成现实。
“痛”着正视问题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当中，就总量失衡来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突出的矛盾？产生了什么值得解决和关注的问题呢？概括起来是三大矛盾或问题。 第一个矛盾就是总需求疲软，但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确增幅过大。我们作了一项研究，就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我们现在的消费需求增加的速度就降低0.5个百分点；如果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超过22.5%的这个上限，再增加一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就减少0.8个百分点。如果到了30%左右，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再增加一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就是绝对的负增长了。加上分配体制问题、人们的预期混乱问题，再加上固定资产投资本身对消费需求的排挤问题，所以我们的总需求并不活跃，这是我们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一大矛盾。 第二大矛盾就是物价总水平并不高，但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很高。一般经济增长越快，物价上涨水平越高，就表明总需求扩张得快。我们现在是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全世界在这个阶段平均物价每年上涨在36%，我们现在在一位数之内，无论是相对于经济增长，还是相对于经济发展阶段，还是相对于政策周期的作用，总的来看，我们的物价总水平很低，但人们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很高。 第三个矛盾就是经济增长恢复很显著，但失业率居高不下。从经济学常识分析，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提高，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失业率应该下降，经济增长速度高说明经济活跃、就业机会增加快。中国的情况却有悖常规。中国官方登记失业率，1998年时是3.8%，到2004年达到4.8%。200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5%，比1998至2002年平均的7.3%高出2.2%，但现在的失业率接近5%。从多方面分析这个原因。比如说市场化，伴随着市场化的加快、竞争的加剧，各个企事业单位减员增效的速度会加快，产业结构也急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排斥劳动，资本排斥劳动。过去我们贷款一个亿的项目，可能雇一千工人，现在可能只雇几十个工人，这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时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现在是紧缩还是扩张？如果继续扩张，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严重，各种紧张局面的矛盾加深。但是如果不扩张，加以紧缩，经济增长速度就会继续下降，那意味着其他条件不变，你的失业率会进一步恶化。怎么办？这就是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失衡三个方面矛盾的集中体现。
找到解决问题的“手术刀” 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我们是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相结合，更强调结构性调控。所以这次的宏观调控不是“通刹”，而是“点刹”，有选择、有结构性地进行宏观调控。 我们在不同地区之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东部沿海地区能源紧张、原材料紧张、土地供给紧张这样的地区，我们适当地要求它放慢速度，加以控制，使经济增长和各个要素供给方面进行平衡；对欠发达地区，特别是有一定基础，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没有达到发展水平，我们这次宏观调控中不仅没有限制，反而各个方面鼓励和支持他们提高速度，尤其是东北地区。 不同的产业也有差异。比如说钢材、水泥、铝材、房地产开发、一般性的开发区、严重污染的项目、高耗能耗水项目等，这次是明确讲要控制，有一些是要严厉控制。但是反过来对另外一些材料，我们不仅不控制，反而要大力发展。 现在我们提出的是双稳健——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国经济除非在非常时期，财政、货币采取双紧或者采取双松，在正常的情况下，最好是松紧搭配，松紧搭配可能对经济增长更协调，振荡的幅度会减少。 一个均衡经济的调控，首要前提就是尊重各自利益的独立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谈判和博弈，最后的结果可能更适合我们的国情以及更符合社会经济问题的复杂性。
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三大“法宝” 中国市场化在加速过程中，首要的是效率。要效率，社会公平目标在一些方面可能受到伤害，这个过程中，可能激化一些社会矛盾，这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中国不仅是市场化加速，从发展的意义和背景来说，工业化也开始加速。工业化加速的显著特点，就是产业结构在短期内迅速变化，产业结构包括地区之间、城市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产业之间结构比重关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短期内急剧变化。 第二，要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的能力，加快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使矛盾放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城市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要缩小。技术进步不是技术创新的问题，而是制度创新的问题。 此外，一个政治前提是军事上“不卷入战争”。经验告诉我们，战争硝烟弥漫之处，所有现代化的目标和预测模型都将面临崩溃，都要推倒重来。我们不要有战争，但要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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