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总的来看，中国经济保持了2003年以来较平稳的发展态势。但我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仍存在内外失衡的问题。
记者：那么内外失衡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林毅夫：首先，是投资过热而消费不足。2003年以来，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在25%左右，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40%。而消费比例在200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1.4%，2006年的比例则只有50.0%。这使得1997年开始出现的产能过剩情形难以消除。
其次，是这些年来每个阶段的投资都相对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潮涌”。2003年、2004年“潮涌”现象出现在汽车、建材、房地产等领域，此后转移到电解铝、有色金属等行业。“潮涌”容易造成产能出现严重过剩，同时产生银行呆坏账甚至有引发金融经济危机的风险。
第三，从1994年开始，我国资本账户和经常项目就出现了双盈余，到如今一直如此，这种状况显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而且这几年的盈余增速加快，仅2007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顺差就达到了近1125.3亿美元，大大超过去年同期614.5亿美元的规模。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给人民币升值造成了压力，由此又很容易吸引热钱进入，推高国内的资产价格。
内外失衡的现象体现在国内则是城乡差距一直在扩大。中国的城乡差距如今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了，世界平均是1.8∶1，而中国2006年的数据是3.3∶1。这一数据从1978年的2.6∶1曾一度下降到1984年的1.8∶1，但之后就持续扩大了。
改革之初我国的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基尼系数在0.3左右。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都是平均的，差距存在于城乡之间，现在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5以上。
还有就是资源、环境的压力在逐渐增大。去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5.5%，但我们消耗了全球15%的能源、30%的钢铁和54%的水泥。世界银行报告认为，据保守估计，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这种情形尚未根本好转。
宏观调控乏力缘于改革不到位
记者：您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上面的问题每个都可以说是独立的问题，但这些经济问题之间又是勾连的，有些问题又是其他问题的根源。
举个例子，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投资过快、消费不足的几个现象来分析。中国大部分的资金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穷人没能力所以不消费，而富人的消费冲动并不强，他们就会用余钱进行投资，由此投资就会扩大。投资过快而消费不足，那么就会形成产能过剩。如果投资又相对集中在某些行业的话，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就会特别突出。产能过剩就会刺激出口增速，使得外贸盈余扩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去找问题背后的真正原因。如果按照表面出现的问题进行治理，这些问题还是会长期存在。
总的说来，以上问题有些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有一些是发展的问题，有一些则是地方干部的激励机制和法制的问题。
我国外资优惠政策应修改不应再以资金量作依据
宏观调控的路径
记者：您上述提到了几个问题，其实按照您自己的描述，也都是一些老问题了。而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也一直在寻求解决，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呢？
林毅夫：我们也在思考，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状况，政府又应该选择怎样的对策？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经济、法律这类的行政手段属于短期措施，它们的目标，是不使这些问题再往坏的方向发展。比如对于股市，如今仍然采取有保有压的办法。这就好像往一锅沸水中掺入一勺冷水，其结果只能是它暂时性不沸腾。这只能抑制一时，等短期影响一过，问题照样还会出来。
当前国民经济处于非常好的阶段。我认为，宏观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期，而且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应该利用这个阶段，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记者：那么哪些措施可能有效呢？
林毅夫：首先，应该按照2007年金融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改善金融结构的精神，多发展一些地方性的中小金融，包括地方性中小银行、农村银行、小额信贷、中小企业担保等，支持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多创造创业机会。银监会此前提出对中小企业要进行授信管理，但在这一点上大银行总不如小金融机构有效率。实际上，这有助于促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由此改善收入分配差距，消除城乡二元经济。
其次，是调整资源税。同时对于垄断行业，应该放开的就放开，如果确实不能放开，则要加强对其价格、成本和收益分配的监管。
如今我们已经走出了双缺口经济，因此也该相机修改我国的外资优惠政策，不再以资金的量作为外资优惠政策的依据，而改为依据技术、管理水平以及区域发展的需要来制定鼓励投资的政策。
针对企业很容易形成产业升级共识的状况，应该充分利用总量调控的优势：一方面随时公布某些行业的投资情况，另一方面也应该对行业准入有所指导，当然并不是说由政府决定谁可以投资谁不可以投资，但是可以规定准入技术和自有资金的条件，对贷款的条件也要作限定。
此外，就是双盈余的状况会长时间存在，人民币升值也会有压力。但是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不能用单纯的人民币升值来解决。泰国、我国台湾省等历史上都有汇率百分之三四十的升值，但都未能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双盈余的问题自然也没能解决。因此，我们不能听任国外的声音来制定国内的经济政策，我认为，保持目前这种小幅度的、主动的、可控的升值方式是最合理的。
而资源税费提高、提高环保要求、加强污染处罚力度等这些事情，都需要地方政府来执行，因此必须改革其考核和升迁制度，使得地方干部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时能积极去引导、监督企业节约能源、保护环境。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