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这座早在24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建城的城市（也是中国历史上在同一地址建城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在二战结束时，以仅剩不到10万人的悲怆景象被历史学家视为足以与广岛、长崎和斯大林格勒并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战争创伤最大的全球四座城市之一，从而使其在随后新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几乎成为局外者——
所在的中部地区既缺乏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性和制度优势，又没有西部地区的资源储备和政策扶持；在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和人才流中，长沙几乎毫无优势可言。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沙的经济显得有些了无生气。
然而，正当政府主导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朝着第二产业的奋起直追几乎无功而果（从家用电器到电子制造，从商业贸易到软件开发），人们再次近乎失望时，以电视和动漫为代表的轻产业以及以机械与设备制造为代表的重产业却先后突然从看似一点也不适合其生长的土壤中“冒出”，不但成为长沙经济的支柱，在全中国它们也跻身潮流领导者之列。
今天，湖南卫视已经成为长沙的名片，而中联重科、三一重工、远大空调等已经成为所处行业的佼佼者，而长沙也重新焕发了活力，在全国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长沙城市综合实力在中部已经排名第一，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五。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传统认为的那些决定一个城市经济的各种因素在今天已经失效了，以致一个城市即便处于地理劣势、毫无产业积累的情况下（甚至在机械与装备制造、电视娱乐这样往往带有鲜明商业地理基因的行业），也可以凭空而生？这些从完全陌生的土壤中“冒出”的明星们将会把它们所从之生的城市带往何方？
也许已经很少有人记得，长沙，这个现在被人经常与“快乐之城”、“娱乐之都”联系起来的地方，在近现代曾经是一座战事频仍、屡遭重创的城市。从太平天国攻打长沙到下层百姓发起的抢米风潮，从烧了整整两天两夜的全城火灾“文夕大火”，到四次艰苦卓绝的中日长沙会战，以致在抗战胜利时，整个长沙城仅剩下不到10万人，曾经一度颇有气象的城市更是只剩一片断垣瓦砾，城内的历史古迹几乎毁损殆尽，长沙也因此成为了历史学家眼中足以与广岛、长崎和斯大林格勒并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战争创伤最大的全球四座城市之一。
很可能也是因为这层原因，几乎要从一片空白开始起步的长沙在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系建设中也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重大资源和政策的惠顾。在新中国奠定工业基础的最早的一批工业建设项目中，湖南所承接的四个项目中有三个落在了邻近长沙的湘潭和株洲，而作为省会的长沙则一个也没有。结果是第二产业的孱弱成为制约长沙发展的软肋。即便是进入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后，长沙的第二产业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和增长率仍然显著低于全国省会城市的平均水平。因此，当“中国制造”几个字逐渐蔓延到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件产品时，长沙的整体经济水平也迅速与沿海地区拉开差距。很长一段时间里，生产白沙牌香烟的长沙卷烟厂就是长沙产值、利税最大的制造企业，对于一个省会城市来说，这实在是有点“拿不出手”。
“挂”在南北大动脉边上的城市
长沙所在的湖南省是一个中部省份，既缺乏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性和制度优势，又没有西部地区的资源储备和政策扶持，传统优势产业是农业。在中国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对西部地区施以政策性扶持之后，长沙便随着整个中部地区一起陷入了区域经济上的“塌陷”：发展速度落后于西部地区，而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
即使是在中部城市里，位处湖南东部偏北的长沙与同属华中地区的武汉在地理区位上比起来也缺乏优势：从船运上看，比起九省通衢的武汉，横贯长沙的湘江只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湘江丰水季节最大通行航船吨位不过一两千吨，枯水季节仅有两百吨；从铁路运输上看，尽管长沙和株洲一起构成了南中国重要的铁路枢纽，但一直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这一便利，既无资源大量输出，也没有大量输入原材料发展加工制造业，因为这种“过路经济”而被形容为“挂在京广线上的城市”之一；从航运上看，中南地区的枢纽机场也被设在了武汉的天河机场。在国家意志主导的经济建设蓝图中，武汉毫无疑问地以地理位置和工业历史的突出优势而成为了区域经济的绝对重心。
尽管不甘于后的长沙人在整个1990年代里频频出击，试图通过狂补第二产业的课来急起直追，从家用电器到电子制造，从商业贸易到软件开发，长沙都曾冒出过一些拔尖的企业，比如中意电器、创智科技、远大空调等等，但它们要么被证明只是短暂地闪光，要么就是始终没有形成规模效应，无法起到拉动地区经济的作用。长沙政府报告里所规划的支柱产业几经更改，却始终未能成形，无论是从物流、资金，还是人才、信息，长沙似乎都找不到自己的优势之所在，历史和地理的不利因素携手把这个城市限制在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发展区间里。
昙花一现的软件业明星
早在2006年底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中部崛起”的战略之前，包括长沙在内的中部省份的各大城市已经在经济发展上做出了诸多尝试，有些工业基础较为深厚的城市选择了对原有产业进行重组和整合，有些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的城市则选择了沿海地区加工业的转移承接，但这两条路，工业基础薄弱、城市消费力却不弱的长沙都不适合走：既缺乏现成的工业资源、劳动力却又不算太便宜。看起来，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是长沙比较明智的选择，比如软件产业。
创智科技就是长沙在做“软件梦”的过程中盛开的一朵昙花。1992年，三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丁亮、曲毅、黄家建在长沙创建了一家名叫“新兴”的电脑公司，跟当时很多同类公司一样，新兴公司最初的业务就是“攒电脑”。谙熟国外PC产业发展历史的丁亮清楚，随着硬件的逐渐普及，软件产业的市场会更加广阔。1994年，创智软件园在长沙正式成立，立足于电信业的创智随后赶上了中国电信的大爆炸发展时期，公司迅速成长；1997年，国家将软件产业的发展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已经初具规模的创智软件园被确定为首批四家国家级软件园之一；1998年创智科技成功借壳上市，成为中国第一批上市的软件企业。
湖南省、长沙市政府都曾对这家企业寄予厚望，它也曾经一度表现出相当强的竞争力：2000年创智被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前50强；2002年，创智成为中国第一家全企业通过国际CMM3认证的软件企业；2004年4月，创智成为当时微软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四家全球战略合作伙伴之一，乐观的人甚至开始把创智国际化软件出口基地拿来与印度的软件外包中心班加罗尔比较。
但几乎出所有人的意料，创智的神话却如流星般急速陨落。2005年创智科技即公布了超过5亿元的巨额亏损，根据2005年12月底证监部对创智科技进行的清查结果显示，创智科技分别为其几大股东和集团子公司提供违规担保额达3.38亿元。至此，创智科技共累计对外违规担保5.5893亿元，占其净资产的66%。据证券界人士透露，这些违规担保大部分为集团占用，其中一部分还用来炒股亏掉了。除了违规担保，包括贷款、应收账款、库存货物等在内创智有着近10亿元的资金黑洞。2007年5月，在连续经历三年亏损后创智科技暂时停止上市。
尽管创智科技的陨落更多的是跟公司的治理结构缺陷、管理层的决策失误有关，但无法回避的是，无论是人才还是资金，乃至对于软件外包业来说最重要的客户来源上，长沙的产业环境都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即便是软件业这样对地理、物流条件几乎没有什么要求的产业，同样也离不开区域资源的支持。按照国外软件行业的惯例，客户在进行投资目的地或者供应商选择时，遵循的是地区优先于企业（City/CountryBeforeCompany）的原则，即先选择国家、城市，再选择企业。大连曾经依靠“5万人会讲日语”的语言优势拿下了近80%的日本软件服务外包市场，而长沙又能为创智这样的企业提供什么样的优势资源？
今天，跟创智科技起点差不多的东软集团已经成为中国软件外包的代表性企业，东软所在的大连市也初步形成了中国软件外包的产业集群。尽管长沙现在仍然将软件产业作为城市支柱产业去发展，但却不得不面对“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尴尬处境，来自内部的质疑声音也始终不断：长沙软件业的产业规模现在在国内只能排十几名，跟上海、北京、大连等城市相比更是相去甚远，无论从行业规模、基础设施，还是从客户类型、人力资源，都找不到独特而强有力的支撑因素。中部城市中庸的资源和条件，也往往给中部企业带来难以摆脱的平庸印记。
从歌厅到电视
长沙的优势产业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在绕了一大圈后，还是回到了长沙人自己身上。
一个典型的长沙人绝不是西方人心目中高储蓄、低消费的东亚人形象。尽管还没有十分系统的学术研究，但仅仅凭借生活经验对比也不难发现，长沙人的消费意愿比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要强烈得多，同等收入的前提下他们愿意拿出更多的钱花在消费上，在经济学里这种现象可以归纳为长沙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更进一步说，长沙人头脑里的未来贴现率比较高，他们比较“等不及”把钱投入现在的享受。
这种群体心理特征让长沙成为了一个“轻资产、重消费”的城市。轻资产可以表现在长沙的房地产市场上，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间，长沙的住宅均价也随着中国的房地产大牛市翻了一番左右，但仍然停留在每平方米3500-4000元之间，这个价格跟很多二线城市甚至三线城市相比都不算高。根据研究机构的统计，在我国最具影响力的37大城市中，长沙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第14，平均房价却排在第22位。
但是长沙人的日常消费却毫不含糊，2007年，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跨过千亿元大关，达到了1037.03亿元，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8，在中部6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2，仅次于武汉的1518.30亿元，但长沙的总人口数还不到武汉的一半。这种高消费倾向让长沙一度拥有“消费城市”的声名，也为本地的零售企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除了购物，长沙人的文化消费热情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晚上去歌厅看演出是一种几乎长沙特有的文化消费现象。长沙的歌厅发端于改革开放早期在国内各城市都流行过的那种音乐茶座。1988年，航空、蝴蝶两家提供演出的歌厅引爆了这个市场，后来兴起的红太阳歌厅让集歌舞、小品、相声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文艺演出成为了长沙歌厅的主流模式。于是，爱玩的长沙人开始每晚穿梭于大小歌厅，现场欣赏各种文艺演出。随着歌厅市场的迅速扩张，从事娱乐演出的各类文艺人才也开始往长沙扎堆，有人戏言，长沙也许是除了北京之外国内唯一还有个“娱乐圈”概念的城市。
名噪一时的琴岛歌厅是长沙歌厅产业的一个缩影，“最火的时候，买票的队伍经常排成百米长龙，很多人为了买到票，专门请人排队占位子。600多个座位的歌厅硬是挤进了1000多人，一年的营业收入比原来翻了一番，达到3000多万。”琴岛歌厅的老板余德华至今仍然留恋长沙歌厅的这段黄金时期。当时稍有规模的歌厅一个晚上就有几万元的流水，一家歌厅几十万的初始投资两三个月就能收回成本。
如此高的投资回报率自然吸引了大量商家，到1993年，小小的长沙居然已经出现了150多家歌厅，随后是一段市场整合期，很多小规模的歌厅逐渐被市场淘汰，最终只剩下十几家大品牌的歌厅。到2000年，以歌厅为主的长沙市文娱演艺业固定资产投资达24亿元，总产值达到19.8亿元。即算在歌厅已经衰落的今天，许多外地人到了长沙后仍然会点名去歌厅一游，希望领略长沙的歌厅文化。于是，仍然保留着长沙歌厅演出精华的田汉大剧院也创下了持续五年天天爆满的奇迹，这种盛况在其他任何城市恐怕都是难以想象的。
也许是歌厅的意外繁荣让长沙人开始率先意识到，文化娱乐不仅仅是休闲，更是一项巨大的产业。从历史上看，长沙人对文化产业并不陌生，早在清朝乾隆年间，长沙的黄泥街就是全国四大书市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的图书出版业地位在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两大文化中心城市，并且不时凭借湖南人对文化潮流的敏感引发一些出版热点。
但是，总体产值不高的出版业毕竟无法成为拉动一个城市经济成长的动力。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歌厅上，尽管歌厅在长沙城内红红火火，但参与的大都是本地人，它的吸引力不足以支撑长沙成为一个旅游城市，商业价值也因此相对有限。于是，滥觞于歌厅的长沙娱乐文化开始寻找向湖南省、乃至全国、全世界流淌的出口。恰在此时，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的湖南电视产业成为了一条高效的输出渠道。
1997年，刚刚创办不久的湖南经济电视台在一档名为《幸运3721》的综艺节目中，把当时在琴岛歌厅最红的奇志和大兵请上了电视，这档节目在湖南创下了高达40％的收视率奇迹。自此，长沙歌厅里的明星和精彩节目纷纷走上电视荧屏，鲜活的大众文化再加上电视的传播效率，让湖南的电视一下子就呈现出跟传统地方电视台极其迥异的生动面貌。长沙的娱乐业通过电视传播实现了商业价值的成倍放大，一个具有规模的产业也开始真正形成。由于上星后的卫星电视频道拥有面向全国的传播渠道和平台，湖南广电部门的决策者决定向一度内容竞争落后于长沙地级频道的湖南卫视注入优质节目资源，将长沙具有优势的电视娱乐节目资源向全国进行输出。于是，曾经的《幸运3721》逐渐被《幸运大本营》替代，湖南本地热播的《星姐选秀》逐渐演化成了轰动全国的《超级女声》，湖南卫视也开始成为长沙的名片企业。现在说起长沙，外地人的第一个联想往往就是它的电视。
“无心插柳柳成荫”，原本纯粹属于市民休闲的歌厅反而为长沙催生出了一个真正具有优势的产业。2000年9月，长沙市委、市政府首次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思考，并将文化产业确定为长沙的支柱性产业。当时长沙市文化产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150亿元左右，并以远远高于全市GDP的增长速度成长。
工程机械长沙造
当长沙以广电部门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隐隐浮现它诱人的产业前景后，一些担忧和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比如，文化产业能否在长期内跨越物质经济基础而实现超前发展，它能否起到带动长沙经济整体前行的作用？而电视这个本身需要强大经济基础支撑的产业，在成长过程中也显示出跟湖南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的地方。长沙的整体经济制约了广电产业的发展，广电产业反过来也很难对整体经济起到决定性的提升作用。
于是，一度盛行的长沙应通过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乐观论调渐渐低落，一个新的共识开始形成：长沙的经济发展无法逃避第二产业“补课”这一环节，除了工业企业所特有的规模成长性和产业联动性对区域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长沙迫切需要一个有特点的产业集群以构建区域竞争力。仅仅一个广电产业足以让长沙声名远播，却无法支撑长沙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
这时，又一个原本并不在政府经济发展蓝图重心的产业突然冒了出来。随着国内上一轮宏观调控的逐渐淡出，长沙的工程机械产业开始在2000年后迅速兴起。近5年来，长沙工程机械行业的产值每年以超过60%的速度增长，已经成为长沙工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增长极，三家上市公司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和山河智能先后成为了国内工程机械行业的领先企业。2007年，长沙工程机械行业总产值超过300亿元，占长沙工业制造业产值的1/3强，成为全市第一大工业产业。
为什么连发展轻工业都没有优势可言的长沙，却在机械装备制造这样“重”的工业产业中获得了突破？回溯工程机械产业在长沙的兴起历史，你会发现，跟“中国制造”的主流路径不一样的是，长沙的工程机械企业大都走了一条“技工贸”的发展路线，比如山河智能就是一个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的绝佳案例。计划经济时代机械部设置在长沙黄土岭的建筑机械研究所，在市场经济年代成为了长沙工程机械产业的孵化器。而诞生于长沙建筑机械研究所的中联重科在长沙工程机械产业形成的过程中，始终起到了技术源头、升级和扩散的作用，比如在该产业的另一龙头企业三一重工确定企业经营方向和上马混凝土泵车项目的时候，中联重科就曾经提供了技术指导，这一举动显然为今后的中联带来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工程师出身的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对此的看法是，如果中联当初做技术防范，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短期效益，但强大的竞争对手却起到了提升中联技术发展速度的作用，并且提高了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准，有助于产业集群的形成。
由于工程机械产品的可解构性和技术多样性，而且因为是知识技术和市场客户这些软资源，而不是厂房和设备这些硬资源为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长沙的几家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均按照“两头强、中间精”的高加工度化思路组织生产，形成了以研发和销售为核心、生产过程以加工和装配关键零部件为主的特点，牢牢占据了“微笑曲线”价值最高的两端。龙头企业的这种生产组织模式也促进了产业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中的众多中小企业，要么为龙头企业做配套和外协，要不就跟随龙头企业的产业走向，最终形成了一个以三家龙头企业为核心，众多中小企业为外围，按照生产上垂直联系组成的多层次承包、再承包网络，区域经济拉动效应十分明显。
从大约2000年开始，曾经一度为历史和地理的不利因素所困的长沙终于进入了一个陡峭的上升通道。从2007年初截止到2008年上半年，长沙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92.7亿元，同比增长15.7%。继湖北武汉和河南郑州之后，中部地区的第三座“千亿城市”呼之欲出。在整体经济规模之外，长沙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等指标已经是中部第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评价,在全国31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中,长沙城市综合实力在中部排名第一，在全国26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五。
在这些数字之外，更重要的是，长沙开始形成自己特点鲜明的地区产业结构：广电产业已经成为长沙的名片性产业。此外长沙在出版、动漫等相关产业领域也都有自己的行业领先企业，整个文化产业的比重在长沙的地区经济中占据了显著高出平均水平的份额；除了“轻”资产的文化产业，长沙的另一极则是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和山河智能这几个机械装备企业所构成的重工业板块。轻重两极，构成了长沙独特的产业体系，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长沙在缺乏深厚工业基础和区位优势的现实条件下，凭借湖南人那种不顾成本收益核算的“霸蛮”劲，突破重重不利因素而建立起来的新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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