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准了公路、机场、核电站、抽水蓄能电站等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决定加快南水北调中、东线一期工程建设进度。
推动这些基建项目的背景，是今年三季度GDP下滑程度明显，且全球经济继续面临衰退的风险。如何应对当前经济遭遇的挑战，是摆在决策者眼前的棘手而现实的命题。
从目前已透露出的基调看，政府显然将“保经济增长”放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在经济步入下行通道之时，财政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而加大政府投资的力度，是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政策选择。
这意味着，此后一段时间里，依靠建设性财政的路子还将在经济舞台上发挥作用。显然，在当前条件下，这条路子也注定会引发争议。
部分人士的担忧不难理解，如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规模何谓“合理”，不是一个容易的判断。且政府依赖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固然有不少成功经验可循，但其弊端(如低效率以及对企业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等)也需要警惕。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两害相权的取舍问题。
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对于依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意义不言而喻。正因此，决策者执意要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力度，并非不知道这条“老路”的弊端与问题，而是一种带有妥协意味的选择。
一般而言，要拉动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出口和内需三驾“马车”。就现实来说，内需的提振尽管迫切，但难以迅速爆发，它依赖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明确不明确、社会保障感强还是弱、可支配收入有没有增长等许多前提条件，将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而出口更多依赖于外部环境，但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尚未见底，未来的演变充满变数。从见效快的角度看，政府在这个时候选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合乎逻辑的。
在目前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煤炭、钢铁、石油、电力需求都不充沛的情况下，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通胀”时期相比，可以收到“多办事不多花钱”的效果。
当然，基础设施建设要考虑对GDP的拉动效应，也要考虑基建领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今年年初的南方雪灾，已经清晰地暴露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故此，基建资金要在加快地震灾区恢复重建中发力，也应在相对较为贫瘠的其他中西部地区起到实际的拉动效用。
还应看到，简单依靠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是从短期角度发力。从改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职能的大方向来说，提振内需的任务十分迫切。要兼顾中长期经济的稳定增长，关键在于通过公共财政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适度推进税制改革等，来实质性地启动消费内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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