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势而动”保增长
2008年，从经济周期看，是热冷交汇的一年；从发展增长看，是调整转变的一年；从宏观调控看，是本轮高速增长五年来“最困难的一年”。在这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经济“逆势而动”，仍然获得了8%以上的增长，仍然实现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当前我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压力和难度明显加大。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不发展不行，发展慢了也不行，发展不好更不行。经济连着民生，关系千家万户。如果经济增速过快下滑，既影响经济生活，又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针对经济发展面临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全力贯彻落实，这必将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发挥巨大作用。
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每一次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阻碍，都是加速改革、培育基础、酝酿动力、提升能力、养精蓄锐的蛰伏期。当新的经济上升周期到来后，认真作好准备的中国经济总能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
面对2008年开始的接连不断的严峻挑战与考验，只要我们坚信曾经回荡在汶川地震灾区上空那句“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的誓言，冬去春来，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将发展“奇迹”续写到本世纪更远的未来。(文/王健君)
宏调2008力挽狂澜
2008中国宏观调控政策转变幅度之大，史所罕见，其经验和教训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尚前名
2008年，中国经济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恶化，与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中国经济遭遇了外部环境“过山车”般的巨大波动。同时，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大地震，也让持续了五年两位数高增长的世界最大新兴市场感受到了意料之外的压力。
与此同时，决策层密切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审慎而灵活地实施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从年初的“双防”到年中的“一保一控”，到9月的“保增长”，以及11月的“保增长、扩内需”，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基调被完善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这些面对内外环境众多不确定因素而采取的应对策略，不但使得中国经济前三季度GDP增长保持了9.9%的较高增长，而且实现了全社会稳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回首2008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巨大挑战面前逆势而上、积极作为，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又站到了一个新起点。
提出“双防”战通胀
“这年头，连猪肉都吃不起了。”
这是年初人们形容物价高涨时而常说的一句“玩笑话”。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十分“低调”的CPI开始一路狂奔，在2008年2月以8.7%的同比涨幅站上了1997年以来CPI涨幅的“冠军领奖台”。整个一季度，CPI总水平上涨8.0%，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严峻形势让决策层明白，百姓口中的“吃不起猪肉”决不仅仅是调侃。
另一方面，2003年以来新一轮高增长期，在2007年达到了11.9%的GDP增长顶峰。经济偏快增长带来一系列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使得2008年年初的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由偏快转为过热的危险。
特别是对外依存度过高带来巨额外贸顺差，造成外汇储备迅速增长，货币对冲造成市场中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化”严重，股市和房市开始出现较大规模调整。这样的现实宏观经济背景，导致货币政策方向从“适度从紧”调整为“从紧”。
决策层确定了2008年的宏观调控任务：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并将CPI调控目标设定为4.8%。
同时，强调继续实行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包括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合理安排财政超收收入，增加对薄弱环节、改善民生、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支出等；货币政策方面，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大对冲流动性力度，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严格执行贷款条件，有保有压。同时，采取综合措施，努力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上半年，央行在去年10次基础上，又连续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回收流动性，收紧银根，为“从紧”的货币政策作了最好的注解。由于采取了上述宏观调控措施，中国物价水平从今年5月份开始呈现出涨幅走低的趋势，保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物价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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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年中变局
随着各项调控措施的稳步实施，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GDP同比增长10.4%，比去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CPI上涨7.9%。这表明“防过热”已见效，尽管物价涨幅仍然较高。
国际油价、铁矿石等初级商品的进口价格依然处于高位，特别是8月份PPI涨幅高达10.1%。这些因素让宏观调控执行部门不敢轻易放松“从紧”的政策。然而，另一个方面难以预料的困难接踵而至。年初南方地区遭受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年中部分地区又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尤其是5月12日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汶川大地震，对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造成了较大冲击。
次贷危机不断深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逐步显现，成为今年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外部因素。尤其是出口，倍感压力。根据海关总署提供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6666亿美元，同比增长21.9%，增速比去年同期放缓5.7个百分点。
这一情况无疑也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关注。7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山东青岛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此前，7月初，温家宝总理曾分别在江苏、上海和广东进行调研；4日至5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调研；6日至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浙江调研；3日至5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山东调研。决策层密集调研让“从紧”的政策方向越来越淡化。
在外需回落、利润下滑、房地产市场反向调整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固定投资也开始出现下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为26.4%，处于近8年来的平均水平，但是，如果考虑到10%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半年的固定资产实际增长速度不到17%，是近8年的历史最低水平。
7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会议，明确了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任务：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即“一保一控”。
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看来，至2008年6月，所谓“经济过热”的问题已经颇不适合，反倒是对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甚至“硬着陆”的担忧加剧。“经济增长放缓将导致失业增加并进而影响社会稳定，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主基调。因此，保持发展成为了经济政策的重要任务。”
“实际上4月份出台的《国务院2008工作要点》中已经明确提出，‘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这说明决策层对今年经济发展所可能遇到的困难已经有所预计。”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回顾说，“因此，此次宏观调控基调的转变可以说比较及时。”
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广也认为，“以‘保发展’取代‘防过热’，措词之变传递出对经济过热警报的解除，以及对未来经济下滑甚至硬着陆的担忧和重视。”
为缓解纺织企业的困难、稳定出口、保障就业，7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自今年8月1日起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这是我国自2006年下调企业出口退税率以来的首次回调。
货币政策在上半年信贷紧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微调。首先，央行在此不久后公布的货币政策取向时，不再提“从紧”字眼。8月初，央行又调增了全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在原有信贷规模基础上调增5%，对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
随后，为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央行又决定从9月16日起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以解决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及时而强有力的调控政策保证了中国经济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9%，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
应对急转而下的形势
然而，事情的变化却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首先，CPI增幅急转直下。7月份6.3%的数据是今年来CPI月度增幅首次低于7%，而接下来的8、9月份分别4.9%和4.6%的数据更是表明，通胀压力缓解速度的加快暗示着通缩的风险。
最出乎宏观调控主管部门意料的是，美国金融危机在9月中旬全面恶化，并迅速波及到全球实体经济，对企业和消费者信心构成重创，甚至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
西方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的风险不断加大。首先是美国，美国商务部在最新的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修正报告中称，美国第三季度GDP折合成年率下降0.5%，这是2001年第三季度下降1.4%以来美国GDP的最差表现。其中，企业税后利润下降3.0%，消费支出减少3.7%，进口额下降3.2%，住宅固定投资下降17.6%。
在欧洲，早在今年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就出现了环比负增长，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欧元区经济形势雪上加霜。欧盟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欧元区本地生产总值较第二季度下降0.2%，连续两个季度出现下滑。而根据经济学定义，连续两个季度出现经济负增长即意味着衰退。
中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经济上行动力正在逐渐削弱，而下行的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消费增长在达到12年来最快增长速度之后很难进一步提高，而实际投资增长已经跌落到10年平均增速水平之下。此外，罕见的农民工返乡潮和部分企业的裁员现象也说明了企业的经营面临困难。
“形势非常严峻，经济已经不是缓慢的调整，而是出现了快速的下滑。”王小广的观点也是不少受访专家一致的看法。鉴于此，10月17日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虽然国家及时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但随着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和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经济出现衰退，外需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据测算，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5%，比去年同期下降8.9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
而海关总署发布的11月份进出口商品贸易数据显示，11月中国进出口额惊现负增长，其中出口下降2.2%，进口下降17.9%。中国此前最近的一次出口负增长是在2001年6月。有消息称，进出口额的大幅跳水让决策层颇感惊讶，海关总署向中央上报数据的频率已经由以往的每10天一次调整为每天一次。
更加让人担心的是，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在进一步加剧。数据显示，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5.1%，2007年底次贷危机爆发，经济增长小幅下滑到5.0%，到2008年，金融动荡全面爆发，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大幅下滑，乐观预计不超过3.9%，2009年的乐观预计可能仅为3%左右。
其中，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2009年比较普遍的预测认为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最乐观的IMF的预测也不过是0.1%。欧元区作为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预计情况跟美国类似，零或者负增长，最乐观的IMF是0.2%。对于2009年日本的经济预测，可能为零增长，相对乐观的估计是0.3%。而被寄予厚望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可能由08年预计6.7%下滑到09年的6.0%左右。
“从当前欧美经济的走势看，外部需求仍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的外贸出口形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很严峻。”张晓晶表示，扩大内需就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所在。
全力“保增长”
迫于严峻的形势，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同时公布了今后两年总额达4万亿元的庞大投资计划，明确要求“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一周之后，央行宣布大幅度降息1.08个百分点，调整幅度创11年之最。
12月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按照会议要求，中国各地区、各部门均快速启动和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四季度1000亿元中央投资已大体落实到项目，这些项目在今后两年中大约需要4万亿元投资，据发展改革委测算，大体可以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此外，地方政府扩大内需的投资计划相继出台。短短一个多月间，全国地方政府投资计划额度超过18万亿。
对此，常修泽表示，内需包括两块：一个是消费内需，另一个是投资内需，“从理论上和战略上，应该将经济工作的基本点放在扩大消费内需上。但是，启动消费难度比较大，见效慢，而加大投资力度则可以‘立竿见影’。”
他认为，扩大消费是个“慢变量”，扩大投资是个“快变量”。从十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可以看出，这次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但着眼于拉动经济增长，更强调了夯实基础、保障民生，既通过开工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扩大了投资需求，又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民生，扩大消费需求，体现了扩大投资与优化结构并举。
“此次出台的4万亿元投资，其中在支持自主创新和加强生态建设方面加大了力度，投资额分别达3500亿和1600亿元，这说明国家已经意识到调结构是长远之策。”张晓晶指出，要真正提高消费内需，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关键前提是调整经济结构。
经济下行考验未来调控
面对惊心动魄的2008年，尽管宏观调控各项政策基本实现了调控目标，但不少经验教训亟待总结，特别是经济下行环境下，如何调整宏观调控方略以适应国内国际新变化，正在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采访中，回顾2008年，有专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宏观调控执行部门在某些方面存在调控不及时、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这也一定程度成为引起此轮中国经济加速下滑的因素之一。”
他指出，“特别是具体实施调控的一些部门在预测上的两个错误，可能加剧了现在经济的严峻形势。第一是中国经济不容易受外部的影响，把中国经济与外部的关联给忽略了，而实际上中国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第二就是认为无论是世界经济调整不调整，中国经济将面临持续长久的通货膨胀，而实际上中央早已认识到此轮通胀是结构性的。”
“国家有关部门认为，2008年1-9月份GDP的增长率是9.9%，比1978-2007年增长率平均数的9.8%高出0.1个百分点，由此证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我认为这个算法有诸多可商榷之处。”常修泽通过具体数据告诉本刊记者，“不能孤立地看2008年前9个月GDP增长9.9%这个数字，应该把9.9%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审视。”
比如，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是10%、2004年10.1%、2005年10.4%、2006年11.6%、2007年11.9%。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是2位数，超过10%；而且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在这个背景下，2008年1-9月份经济增长率为9.9%，与2007年11.9%的增速整整相差了两个百分点，形势不太乐观。
“此外，不能笼统地看1-9月的累计情况，因为2008年一直到8月份的时候形势还不错，9月份开始情况不妙，不详细研究分阶段的走势，针对性不够。”常修泽补充道，单看9月份，经济增长率是9%，较之9.9%少了0.9个百分点。特别是到了10月份，经济增长的势头下滑得更为厉害，10月份工业增速只有8.2%，而一年前这一数据是17.9%。而从发电量、用电量和铁路运输等数据观察，情况亦不乐观。
有专家认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尽管也强调“有保有压”，但在具体实施中，信贷政策没有强有力的细化工作，因此持续的“从紧”在缓解通胀风险的同时，也大大窒息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给未来就业和增长加大了压力。
所有这些问题说明，“未来的宏观调控的方式和策略切实需要进一步改变和完善，而金融危机恰恰是带给我们调整的一个机会。”王小广最后说道。
货币政策较量市场突变
2008年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复杂局面，逼出了央行前所未有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辉
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突然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向世界实体经济，中国货币政策取向从去年的“稳健”转为“从紧”后，不得不再次改变为“适度宽松”。这种“一年三变”的情势，为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贯彻货币政策以来史所罕见，也展现出2008年市场变化的极度复杂和艰险。
一直到2008年第三季度，央行的货币政策仍然像“走钢丝”般平衡在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间。年初，我国仍然保持着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2月份我国CPI涨幅高达8.7%。作为治理通胀的直接负责部门，央行围绕着宏观调控“防过热、防通胀”的经济工作重点，严格控制信贷规模，甚至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中小企业大量经营困难或倒闭的情况下，依然对货币供应“严防死守”。
事实上，此时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局面。12月1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下属的商业周期测定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美国经济于去年12月开始衰退。可见，与美国经济关联很强的中国沿海地区在今年年初出现经营困难决非偶然现象，而是趋势性问题。
当然，此时的货币政策也坚守着一贯的灵活性原则，坚持有保有压，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等领域和结构调整的信贷支持。汶川地震发生后，央行也随之加大对地震灾区的信贷支持。但“从紧”的基调未变。因此，“从紧”货币政策尽管在防止通胀问题上达到了目标，但对增长动力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随着年中CPI的回落，央行开始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7月27日，央行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二季度例会声明中首度讳言“从紧”，提出了“灵活审慎”。此时，年初中小企业大面积经营困难已经从珠三角蔓延到了长三角，并继续向北延伸。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颓势更加明显，“救市”呼声四起。
9月中旬，美国华尔街突然再次遭到巨大的信用崩溃。央行反应迅速。从9月16日开始，开始了四年以来的首次“双率”齐降。10月份以来，央行又进行了三次降息。其中，11月27日，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下调108个基点，同时宣布于2008年12月5日起进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可以说，为了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金融政策反向出手不可谓不狠。特别是信贷政策的调整，对恢复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信心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我国经济也得以呈现增长较快、价格回稳、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稳定局面。
但是，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带给全球经济的影响已经明显伤害到了实体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11月份CPI增幅迅速回落到2.4%，当月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5.4%。11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我国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回顾这一年的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受国内外复杂形势的交织影响，经受了前所未有考验。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热冷”两重天的突变；另一方面是远超亚洲金融危机的美国金融危机，对与全球经济接轨的中国的巨大冲击。总体而言，2008年中国货币政策实现了各种具体政策目标。在中国经济形势风云变幻的情况下，央行审时度势、应对及时，对货币政策进行果断调整，适应了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是，不能否认目前的货币政策仍有待完善。正如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所言，货币政策应该进一步加强前瞻性。上半年，企业经营面已经出现明显恶化，由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也都在衰减，在此情况下，紧缩政策调整不够灵活，使得一大批中小企业加速倒闭，失业率上升，就业问题对国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则认为，货币政策应该提前放松。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初，我国对其认识不足，以致贻误战机。在次贷危机蔓延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坚持紧缩政策，是经济下滑的原因之一。
而且，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精细化的操作理念。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我国货币政策在有些细节方面仍需改进。以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为例，虽然有一个比例的指标，但是缺乏合理有效的执行措施。因此，货币政策一旦从紧，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立刻加剧。
针对2009年“保增长”的经济工作，下一步货币政策需要把握四个问题：其一，宽松的货币政策如何处理好既防通缩又防通胀？必须认清长期和短期的工作重点，通缩短期看是最主要的问题，但也要对长期可能出现的通胀形势保持警惕。
其二，单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适不适合中国国情？面对稳物价、促增长、保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四大目标，货币政策应该在不同阶段找准自己的目标定位。至少从目前而言，保就业与增长更为重要。
第三，信贷政策如何有效“调结构”？2009年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要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中小企业能带动我国就业，信贷资源有必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倾斜，并支持其向现代制造业转型。
第四，如何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经验？当前，启动内需和扩大投资无疑是“保增长”的重点所在，但启动内需是长期过程，大规模投资监控不力可能导致大量坏账。因此，信贷政策在这两方面要注意“有所为、有所不为”。
力推需求内外平衡
从我国发展现实而言，扩大内需量力??而为，深耕外需仍是关键
文/裴长洪 彭磊
目前，次贷危机已经演变为破坏力极强的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向实体经济蔓延。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及传导过程，可以得到三大启示：农矿等初级产品价格稳定对世界经济意义重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对保持世界经济均衡作用突出；顺周期宽松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思维值得反思。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目标也从“一防一控”转向“一保一促”，基调发生根本转变。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宏大投资计划，力度空前。但仅依靠投资需求拉动经济不仅力量有限，而且较易为复苏后宏观调控留下隐患。因此，制定刺激经济计划中应出台组合政策，搭配用药。在危机条件下，政策制定思路应由“顺势而为”，转向“逆势而上”，并考虑长短期政策搭配使用。
扩大内需消化外需不足
税收政策要考虑进一步减税。扩大内需包括投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消费需求。在企业增值税转型全面实施带来的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税负降低背景下，应着手考虑减轻商业、餐饮、住宿等企业营业税。另外，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及对居民个人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少征税或不征税，鼓励“创业型经济”开展。适时启动居民消费税收抵扣政策的可行性研究。
财政支出政策要考虑倾向县域经济。此次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财政支出结构不应集中在中心城市，要更倾向于县域经济。以大项目落户县域，作为推动城镇化建设动力，以缓解由于“返乡潮”造成的当地就业压力。各地方政府应做好县域经济整体规划，以及区域内县域经济协调规划，形成“一县一特色”的县域经济生态。
同时，加快扩大县域经济权限，在严保耕地红线、环境污染、节能减排的政策底线上，给予基层政府更大创新空间。如允许有实力的地方政府牵头组建担保公司等，在环境上营造“支持改革者，鼓励创业者，宽容失误者”的氛围，在制度和组织上确保完善“创新风险有保障，创新收益能分享”机制。
金融政策要考虑进一步创新工具。来自美国金融市场的“杠杆化危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金融创新如不能有效监管所产生的可怕后果。痛定思痛，不能把危机责任转嫁到日益发达的金融创新工具头上。金融创新工具是一把双刃剑，创新过度与创新不足同样危害着实体经济。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在于金融创新不足，实体经济增长受累于虚拟经济的创新缓慢。货币借贷市场的利率工具创新，证券市场上的股指期货创新，中小企业创业板市场推出、债券市场上的地方政府发债创新等目前都应进入决策层视野。
开拓外需仍是战略重点
外贸政策要考虑进一步刺激出口。外部需求急剧萎缩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传导我国的最主要途径，造成我国沿海出口导向型经济区域接连工厂关闭，大量农民工失业，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挑战。
应给予出口加工型企业适当补贴用于技术改造升级，提升企业竞争力；由于出口退税政策可作用空间已经不大，可以考虑运用汇率政策、通关便利化等措施减低出口企业成本，增强竞争力。
另外，鼓励贸易的人民币结算支付。世界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元危机，这为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新机遇。要在对外贸易中争取多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和支付，扩大人民币的流通。为此，应适时加入国际清算业务，为人民币扩大流通创造条件。
外汇储备政策要考虑外汇使用途径的多元化。考虑到我国持有美国国债具有世界金融市场稳定器作用，因此减少美元资产比重，主要应通过增量来调节，而不一定要通过减持来调整。在危机蔓延时刻，也正是全球流动性不足的时候，尤其是对美元这种国际性货币而言。因此，考虑尽快建立我国离岸美元市场，增加对国外借款者的美元贷款，盘活美元资产，拓展我国外汇使用渠道。
对外投资政策要考虑鼓励能够带动出口的直接投资活动。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欧美等国家许多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面临苦于支撑的局面，这给予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契机。当前，我国为数不少中小企业，尤其是出口型中小企业都有“走出去”并购研发机构、销售渠道的强烈愿望，但往往铩羽而归。归根结底，对国外商业规则运行的生疏以及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失是阻碍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最主要的障碍。
在促进中小企业海外投资中介组织发展滞后情况下，我驻外使领馆商务部门理应承担起这种责任，应成立海外投资接待处，受理海外投资相关事宜，组织编写所在国商业惯例，协助企业完成海外设立、兼并。另外，考虑从外汇储备中专门划拨部分资金采取优惠汇率的模式用于支持企业海外投资，并尽快建立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
国际经济合作要考虑南南合作机制化。尽快建立农矿产品贸易的协商和合作机制，以及发展中国家保障产业转移的投资机制。农矿产品的定价权至今控制在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手中，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打破发达国家对原材料、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农矿产品的市场控制权是合作并形成机制的重要方面。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间在能源及矿产品、粮食等重要产品方面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同时，通过项目合作、援助以及投资等方式，推动农矿产品生产和深加工，实现互利双赢和国际市场稳定。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所长和副研究员)
有多少“牛市”还可以重来
未来对资本市场的管理不仅应当关注指数，更应该强调市值管理，防止股市总市值的过度蒸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黄庭钧
“别墅进去，草棚出来，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这首流传颇广的股市民谣虽然有些夸张，但在股指惨烈的下跌过程中，绝大部分股民的资产在这半年中严重缩水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把2008年股市的持续暴跌归因于“大小非”减持，矛头都对向了大小非的持有者，进而对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产生怀疑，甚至希望回到股权分置的起点上，重设“流通障碍”。不能否认，“大小非”的汹涌减持，因其成本低、数量大，对市场运行构成很大冲击。但这应该不是股市持续暴跌的根本动因所在。
股市是个利益场。进入股市的人，无论你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谁不想在股市中获利？而利益总是要在买卖中实现。既然如此，按照约定，凭什么不让“大小非”减持？如果“大小非”预期股价能上涨，他又怎么可能放着白花花的银子不赚而去减持？从这个角度分析，“大小非”减持的动因，和一般股民的卖股票没什么区别。“大小非”减持是股市持续下跌的结果，又进一步助推了这一结果恶化。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综观2008年的股市曲折，投资者信心的从聚到散，都点点滴滴地写在股市的涨涨跌跌中。
应该看到，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整个市场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很多制度建设需要推倒重来。在“大小非”和新股解禁上市之后，市场原有的交易定价机制和方式就被打乱，这就要求必须从制度上作出安排适应这种新情况。另一方面，市场缺少双向发现价格的市场化机制，内在稳定机制较差，一系列制度完善与股改后的环境不匹配。因此，信心的稳固，首要在制度建设的及时到位，以适应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市场生态。
上半年的“越跌越买”，是因为“牛市”上半年的强大信心仍在维系，虽然一次又一次受伤，但人们总是怀着良好的愿望，等待着机会的到来，便在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中凝聚着信心，积蓄着力量。然而，这种信心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很及时的回应，制度建设的滞后与保守，加上对市场暴跌态势一定程度上的漠视，更让这种信心“长城”最终在下半年崩溃，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又到年终，人们有理由对来年的股市抱有憧憬。问题在于，还有多少“牛市”可以重来？
对于股市存在的问题，应该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重在治本，要“稳定市场”与“市场机制建设”并举。不排除临时稳定市场的措施，但一切措施的制订和出台都不应为今后市场机制的完善设置障碍，不能影响市场机制的形成，都应当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抱有长远的眼光。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层不断加快治市步伐，通过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和市场监管来促进股市稳定健康发展。从为“大小非”引入大宗交易平台和二次发售机制，到推出可交换公司债缓解“大小非”股东困境，修订保荐制度推进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放松管制，再到启动融资融券试点，这些都旨在从制度上为市场的稳定健康运行创造良好环境。
中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加转轨的市场。这就决定了既不能用简单的救市政策去强化市场和投资人的政策依赖，又不能简单地推卸政府促进市场平稳健康转轨的责任。
首先，应该把股市走势纳入宏观经济调控的大视野，实现股市和宏观经济的良性互动。随着近年来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公司进入股市，如今股市已在宏观经济运行中越来越多地发挥“晴雨表”作用。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是造就牛市的坚强基础，而股市的正常健康运行也对投资者心态和经济层面有着正面促进作用。只要中国经济不出大问题，股市自然走好。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蔓延和全球经济有放缓势头的背景下，通过政策调控确保市场对宏观经济发展的信心至关重要。
其次，改革新股发行、股票增发等融资机制，形成上市公司的合理估值。在新股发行的过程中，网下由交易所和登记公司组织电子化发行后，机构投资者在初步询价时存在改单现象，这主要是因为承销商为了讨好发行人，让机构投资者更改报价。上述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股票价格失真，没有形成合理的估值。
为此，应当建立合理机制，引导询价制真正发挥作用，而非仅仅流于形式。这其中改变券商和基金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局面相当重要。目前，券商和基金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从改革基金公司的股权结构入手，让券商和基金成为资本市场的竞争者，才能从根本上使询价制发生作用，对上市公司形成合理的估值，避免股市的大起大落。
第三，建立境内外金融监管统一协调机制。从此轮通过外围市场“连环减持”A股的行为中，在A股市场与国际市场联动性逐渐加强的背景下，金融监管必须具有国际视野。
因此，一方面，应该加强“一行三会”的协调性，另一方面，监管层还应与香港联交所建立统一协调的监管机制，研究A股与H股接轨的具体措施，密切监管安排，防止出现外资利用监管漏洞，钻政策的空子。
第四，能否尽快推出股指期货，改变目前的“单边市”格局。在不少专家看来，目前，股指处于较低位置上，推出股指期货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机立断，尽快推出已筹备两年之久的股指期货，以便在股票现货和期货市场形成互相制衡的市场运行格局。
第五，发掘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功能，为居民赢得更多“财产性收入”。
中国股市在其不长的成长历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为国有资产资本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平台和窗口，促进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建立起了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
然而，资本市场不仅具有服务国企改制的功能，它还具有价格发现和财富管理的功能。在股市向好的背景下，居民消费水平得到提高，购买力增强，扩大内需的战略得以进一步实现。但资本市场过度下行不仅影响了我国居民逐步觉醒的理财意识，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暴跌损失过大，储蓄再次大规模回流，消费能力陡降，从对百货零售企业的财务分析可以看出，百货行业的盈利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未来对资本市场的管理不仅应当关注指数，更应该强调市值管理，防止股市总市值的过度蒸发，引导上市公司高管将注意力关注到提升市值在内的综合管理能力提高。
楼市“新三问”
10年前，撬动内需的支点之一是房地产，10年后还是。不过，前次倚重的是商品房市场，这次的落脚点将是保障房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寿松
“购房满2年就不再征营业税了，政策力度之大，超出市场预期。”17日傍晚，上海一位房产中介经理在电话中难以掩饰他的惊讶。当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刚刚研究确定了促进楼市健康发展的三项措施。
中央还给地方“救市”预留了很大空间：各地区要因地制宜，“进一步采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回首2008，从宏观政策的密集调控对象到再次被定位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从想方设法平抑价格狂飙、降温投资投机热度，到运用信贷、税收政策千方百计地去刺激需求；从通宵排队求购到销售冻结。房地产业在这一年走过。如何看待楼政的调整？救经济必须救楼市吗？救楼市必须保房价吗？
救经济必须救楼市吗？
对于楼市救市的不解、争议正在进行中，有观点甚至怀疑救楼市的“正义性”。对此，财经专栏作家吴晓波说，“政府在此刻救市，有它的道德正义。”
12月10日，摩根士丹利研究部发布了最新一期中国经济研究报告，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恶化继之以好转”，但房地产投资是判断2009年增长预期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中，与五十多个产业密切相关的房地产投资三分天下有其一。截至2008年7月，电力热能、交通运输和水利环境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之和不到25%，制造业投资超过30%，房地产投资占33%强。这决定了仅靠基础设施投资还不足以撑起经济增长，单纯政府投资也难以弥补房地产、制造业投资的下降。
地方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更不待言。以东部某市的一个区为例，2005年财政收入124亿元，其中64亿元上缴市和中央，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60亿元；其中20亿元根据招商引资协议，须“奖励”给工业企业，地方实际可支配税收40亿元。而房地产业当年贡献的税收(包括中央税和地方税)达到28亿元，还有搭车收取的12亿元房地产大市政配套费、约20亿元当年土地出让金，均未进财政户头，在体制外支配使用。这样，在区、街道(乡镇)两级政府实际可支配的72亿元政府资金中，房地产业创造的资金超过50亿元。
在此情况下，重新提振房地产业成为促投资、保经济的重要选择。房地产被推至“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保障性安居工程”被列为“国十条”之首，如此政策组合明确传递出“救经济必先救房地产”、“促投资离不开稳楼市”的取向。
“我在想，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下的启动内需与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侵袭下，拉动内需有何异同？”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健说，“10年前，撬动内需的支点之一是房地产，10年后还是。不过，前次倚重的是商品房市场，这次的落脚点则是保障房。”
救楼市必须保房价吗？
年关日近，开发商对资金的饥渴更甚，打折促销花样不断翻新。湖南长沙甚至有开发商推出“买洗面奶送房子”的活动，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和开发商协商推出的一种销售模式：市民通过该公司购买洗面奶、白酒等消费品，每消费满1500元，就赠送1平方米房子，多买多送。凑足一套房子面积之后，就可以向开发商换取房子。
如何充分释放常态的住房消费需求？根本一点，在于提高购买力。提高购买力的途径有二，一是增加收入，这在经济步入下行周期的当下，几无可能；二是降低房价，这是当前最切实可行的办法。
与少数富裕人群投资住房看预期不同，大量工薪阶层消费住房是看现实，只要房价回调到其购买力范围之内，甚或是“跳一跳，够得着”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入市。当房地产市场为消费性市场时，住房购买者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支付能力而不是信心。近期地产大鳄碧桂园的一些楼盘在弱市中热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其低总价、高性价比，碧桂园开发的一些高品质楼盘在近几年的售价都接近经济适用房价格。碧桂园的例子说明，只要站在消费者的购买力基点上，才可能带来持久的楼市需求。
经济学家尹伯成教授认为，既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定，“减轻居民合理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负担，发挥房地产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那么，现在是回到购买力的原点上来观察楼市问题的时候了。
至于眼下市场流传甚广的购房退税，则只对高收入人群有吸引力。本刊记者就曾问两位高收入者，如果将购房人偿还银行的本金、利息从个人所得税税基中扣除，是否会考虑买房？上海财经大学一位教授回答：要看看扣除时间，如果扣除时间较长会考虑投资房产；如果没有退税刺激，现在不会考虑买房。因为他已有3套房子，2008年初刚刚出手一套。一位2008年二季度开始赋闲的证券公司总裁则回答：要是退税，我今年一季度的工资、奖金就不急于领了，等买房子扣除后再领。显然，重庆等地已推出的购房退税政策对刺激房地产投资是有效的，但副作用是：可能继续吹大泡沫，带来新的不公。
“稳定交易量”还是“稳定房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是“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稳定楼市的关键是要“稳定交易量”还是“稳定房价”？
这得弄清楚对于房地产市场，当前政府第一需要的是什么？是房地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及其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其次才是来自于房地产行业的税收和土地出让金。换句话说，对于政府而言，保持房地产高成交量比维持高房价更重要。以适度调低价格换取交易量，房地产投资才能持续下去，因为存货是反作用于投资的，空置存量房越多未来投资的景气度越小，终端销售量是保证投资运转下去的第一要素。如果天价低量(正如今年第三季度以来，一些城市的情况)，所谓有价无市，销售冻结，会倒逼投资剧降。最终，政府既不能获得来自房地产的税收，连就业岗位也不能保证。
一言以蔽之，以房地产消费拉动内需的根本，就是降价、跑量、拉投资，带动就业保大局。
从这个角度，才能正确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何提出“要把满足居民合理改善居住条件愿望和发挥房地产支柱产业作用结合起来”，要“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减轻居民合理购买自住普通商品住房负担，发挥房地产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以及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部署促进楼市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中要求“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促进商品住房销售”的深意。
专家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呈前低后高走势
虽变数颇多，但考虑政策支持、各方发展热情、要素保障和国内市场需求潜力，预计明年的中国经济将呈现前低后高走势
文/张立群
2008年是中国经济运行由升转降的一年。这种经济增长的转折性变化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只要政策调整适度，经济增长就不会发生深度下调。
当前，若能把握时机，积极推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2009年中国经济将走上更为稳健的发展轨道。
2008年经济步入下行通道
今年的经济运行由升转降，变化既由于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变化的影响，也由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还因为数年来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综合体现。
从总体走势来看，经济持续升温的态势已经扭转，开始步入下行通道。2008年宏观调控政策的累积成效开始明显显现，再加上外部经济环境的改变，出口和投资增幅开始趋降或趋稳，受需求约束，经济增长率开始高位回调。这从今年GDP的走势就可以看出，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0.6%，上半年降至10.4%，前三季度继续回落到9.9%。而按可比价格计算，10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仅为8.2%，11月份进一步降低到5.4%。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经济持续升温的态势已经扭转，开始进入较快下行的通道。
再从价格来看，价格涨幅亦从持续攀高转为持续降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自5月份开始同比涨幅持续回落，从4月份的8.5%回落到11月份的2.4%；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自9月份以来同比涨幅也开始回落，其中9月份为9.1%，较8月份回落1个百分点；10月份为6.6%，较9月份回落2.5个百分点；11月份降至2%，较10月份又回落4.6个百分点。
从国际环境来看，2008年的世界经济也出现转折。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问题持续发展，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对美国实体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逐渐显露。由此引发世界经济走弱的可能性加大，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将更加明显。
美国由金融创新引起的金融房地产繁荣，目前正在沿着逆向传导集中引爆风险，紧缩流动性，紧缩虚拟和实体经济。目前这一问题还在发展之中，近期各国政府、中央银行纷纷采取措施，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增加流动性，增强信心；向实体经济注入资金，扩大消费与投资。但大量增加财政支出，会引起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将导致美元进一步走弱，有可能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
三大需求左右明年经济走势
对中国来说，2009年的经济走势很大程度取决于政策的调整情况。从三大需求着手分析，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升级潜伏减慢可能。受股市走弱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减缓；随着企业困难增加和劳动工资成本的提高，就业增长预计也将受到一定影响，并进而影响居民收入增长。而经济趋冷的苗头，可能会从多方面影响到居民的消费信心，改变居民的消费预期。
考虑到目前买房需求的变化，油价和用车条件的变化对家庭买车需求的影响等，应注意未来消费需求增长放缓、消费结构升级步伐放缓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旦发生，其影响链条很长，会从终端需求逐步向上游产业传递，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进入较长时间的调整。
二是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和企业投资也可能趋缓。2008年全国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同比和环比涨幅均呈现持续回落态势，深圳等部分特大城市房价，出现了明显下降。这一变化引起了普遍的看跌预期，导致住房销售量减少。从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看，预计这一态势会进一步发展。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须加以控制，但也要注意大涨之后出现大落的可能。若仅由市场进行调节，预计未来住房市场将继续低迷，加上银行惜贷等因素，估计会有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因现金流断裂而陷入困境，房地产业有可能进入周期性调整。由于房地产建设周期比较长，一般在5年左右，因此调整一旦开始，预计会持续较长时间。这一情况必然会影响到房地产投资增长。
而从企业角度来看，受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劳动力工资成本提高，融资困难和融资成本提高，节能和控制污染排放方面的费用增加等因素影响，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较为明显。另一方面，随着总需求增幅放缓，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企业提高产品销售价格转移成本上升压力的空间有限。2008年家电产品、轿车产品等酝酿的提价活动最后都没有实现，相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价格水平还有所下降。因此，当前企业的经营困难比较突出。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9.4%，增幅较上年同期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企业利润减少，经营困难加大，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能力，进而影响到企业投资的增长。房地产和企业投资是市场引导投资的主体，其中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5强，企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也较大。这些投资增幅下降，预计对全部投资增长将产生明显影响，因此，2009年投资增长有可能明显下降。
三是外贸出口增长速度可能继续降低。受金融问题的影响，美国实体经济在2009年将显现走弱态势，就业与收入增长的问题将进一步发展，美国市场需求将进一步疲弱。受美国金融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影响，预计欧盟和日本经济也会呈现走弱态势，而且可能先于美国。受此影响，国际市场需求也将进一步疲弱。而受财政赤字扩大的影响，美元可能继续走弱。这些因素都会对我国出口形成不利影响。经过2008年各类因素变化的洗礼，我国出口企业开始调整升级，并取得一定效果，但出口企业面对的困难仍然很多，如果国际市场需求进一步收缩，人民币继续升值，对出口仍将形成较大制约。因此，预计2009年出口增长速度将进一步减慢。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出现较大问题并带动世界经济进入衰退过程时，我国出口增长下降的幅度将比较大。
综观之，2009年三大需求都存有变数，若仅由市场自发调节经济发展态势，则明年我国经济可能表现为继续下调的趋势。如果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大的变化，与国内诸因素组合，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出现较大幅度回调。
调控继续稳定增长
2009年的主要问题是内需、外需增幅都可能进一步回落，并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减慢。从供求总量关系格局的发展看，未来的主要威胁不是价格上涨，而是经济增速放慢。为此，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需要注意的是，既要继续巩固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抑制需求过热的累积成效，也要进行积极的针对性调整，防止需求增长转入持续下调状态。
2008年7月份以来，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投资资金大幅度增加，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快速下调。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保增长、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这四个工作重点，既强调要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又强调要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控制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特别强调要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经济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归纳起来，就是要把保增长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又好又快的发展，尽可能地减少外部因素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考虑到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热情，考虑到资金、技术、劳动力要素的保障情况，考虑到国内住、行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市场需求潜力，预计2009年中国经济将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下半年则需警惕经济升温过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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