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后异地做官？官员犯事后爬起来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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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方，官官相护已成为官场通病，而“问责”，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和平息众怒的权宜之计罢了。等事情过去，群众的不满情绪平息之后，被问责者往往官复原职――要么异地做官，要么平调到其他岗位。对这种官场把戏，群众深恶痛绝。
那么，问责官员异地做官到底应不应该？在网上输入“官员复出”的关键词搜索，发现还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赞成者认为：人无完人，谁没有点犯错误的时候，只要是能人，应该给予复出的机会；而更多人的意见则是，就算是有复出的必要，也要说清楚复出的理由及依程序办理。可见，两种意见都对官员复出持“留有余地”的态度。然而，笔者却不敢认同这两种相对温和的意见。
问责后异地做官？官员犯事后爬起来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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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之所以要对政府官员实行问责制度，目的就是要告诫政府官员，坐在官员的位子上，就要为国家办事、为人民服务，必须时刻记住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人民负责。只要不称职或有严重失职的行为，就要受到包括免职、撤职、开除等的行政处分和惩罚、甚至面对司法追究责任。如果说经过一段时间后，仅是换个单位、部门或干脆调到别地方就重新任职的话，不管问责官员复出有什么理由，都难免会让公众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此快又重新任职了，恐怕连问责官员本人都还没有反省过来呢！原来所谓的“引咎辞职”也只不过是让官员先休息一阵子而已，这就叫问责？这样一来，势必严重破坏了公众对问责制度的公信力，降低了对官员问责的应有作用，弱化了对他人的警示效果。
二是“能人”并不是官员复出的理由。要说“能人”，可以肯定地说，相信在我们身边的能人，甚至比问责官员能干得多的人才并不少，为什么不能把虚位以待的机会让给同样有领导能力的其他达人来竞争，而非要通过复出的形式，再次把位子留给曾经被问责的“旧官”呢？要知道，既然是问责，就要问责到底，否则，就有违对官员问责的初衷。而对朱巨龙是否复出一事，之所以被媒体和公众盯住不放，正是因为陕西方面对其问责不到底的结果所致——表面免职了，却仍然保留其林业厅党组成员、副厅级干部的待遇，当然应该受到公众的质疑了。
说到“人才”，相信在2003年时因涉嫌“买车避税”事件，而被迫辞职的原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先生，要比我们内地很多问责官员“有能力”得多，虽然当时的香港特首董建华一再挽留，可为什么后来梁锦松不再谋求复出做官呢！除了个人的原因和喜好外，恐怕也与梁锦松表示愿意问责到底有关。相反，综观内地的很多问责官员，不但不愿意认真检讨和反省自己，还要千方百计地老是想着如何获得复出，实在令人汗颜。
三是有必要对问责官员永不录用。根据奖惩制度，只要做错了事情，就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官场不是市场，最有能耐的人，也不能拿官位来作交易。何况，只有真正受到了应有制裁的人，并敢于直面现实，勇于对自己的失职行为作出认真检讨和反省的人，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犯下的过失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有多大，才能重新站起来。而问责官员可以轻易重新复出，必然会进一步助长了官员的官僚主义思想，这样一来，就很难保证复出的官员是否会重蹈覆辙，再次做出错误的决策或严重违纪、违法的事情来。也就是说，如果问责官员真是已经认识自己的不当行为后有所反省，并且自己真是很有能力的话，为什么非要谋求复出做官呢！难道离开了官场，就没有用武之地，就不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有贡献？一句话，归根结底还是一些早已习惯做官的人，始终沉迷于仕途，舍不得放下官架子的思想在作怪。
四是大量官员复出，暴露出了官员问责制度有欠完善。综观在那些得以复出的问责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原来是政府部门一把手的大官。而之所以这些一把手的问责官员比较容易得到复出，主要是问责制度有欠完善的结果。对一些官员不该被问责的却被问责，上级领导或组织意识到对当事人可能有点冤枉、过责了后，就以“人才难得”为由，通过换个部门或异地任职的方式，给予复出再用。如：近年来，只要发生重大事故，不管事故的发生是否与一把手有直接关系、或责任轻重，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一把手的职务撤销再说，几乎成了一条不可改变的定律。却不管一把手是否就一定要为政府或企业的所有行为负责？一把手能负起无限责任？而没有想到，动不动就要“一把手负总责”的做法，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如果层级管理断裂、制度落实不到位、问责不清楚的话，就算是把省长、市长也撤职了，恐怕也不能真正解决任何问题。
为什么曾有在山西任职的问责官员发出“晋官难做“的慨叹，恐怕就是对目前官员问责制度有欠完善的一种无奈。远的不说，就以与大陆最近的港澳台地区为例，为什么这些地区鲜有问责官员复出，就是因为港澳台地区政府都有一套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官员问责机制，从而做到保证既不轻易冤枉一个官员，也不轻易放过一个应该受到问责的官员，让当事官员和公众都能够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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