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之战上半场的主题词是注入宽松货币，那么下半场的主题词就是应对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顽症，也是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产能过剩不仅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决策者非常苦恼的一个难题。有经济学家说此次金融危机的最终根源就是全球性产能过剩，而全球的最大产能在中国，因此中国如何判断和解决产能过剩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如何既防止通缩，又防止更严重的产能过剩，特别是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已成为学者们的热门话题。这已俨然成为了中国式的顽疾。
产能过剩—中国经济的顽症
温家宝：产能过剩问题很突出
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温家宝表示，目前政策效应已初步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情况有所缓解，但部分产业结构调整进展不快，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仍很突出”。我们在保增长中应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
从2004年开始，中国就在强调结构调整，抑制产能过剩，但形成强烈反差的是GDP同比10%左右的高速增长。在当前时刻，经济尚未企稳回升，中央就强调重提抑制产能过剩，可以证明潜在问题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据调查显示，我国传统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
目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亿吨，而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同比增长20%左右。水泥产能过剩3亿吨，而在建水泥生产线超过200条，将新增产能超过2亿吨，目前全国水泥产量在增加，但是利润却在不断下降，像有一些重点水泥生产大省，如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都存在着水泥产能过剩的问题。铝冶炼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左右，在建氧化铝、电解铝产能仍达560万吨和200万吨。平板玻璃去年产量为5.74亿重量箱，连续19年居世界第一，但已拥有的生产线是203条，在当前金融危机影响下，停产的近30条，可各地在新一轮建设中，又有一批玻璃生产线在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在建的玻璃生产线有近120条，一旦建成，产能大幅过剩的现象又会出现。此外，造船、化工等行业也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个反复发作的“经济顽症”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经济增长，更为金融危机之后正在缓慢复苏的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
疯狂的“多晶硅”
——新产业也过剩
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电器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过剩趋势。许多地方都把这几个产业作为下一轮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产业。如果一哄而上、缺乏有序发展，就有可能在新兴产业领域里出现产能过剩。
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多晶硅等新兴产业出现重复建设倾向。由于项目建设一拥而上，多晶硅价格近期徘徊在五六十美元每公斤，众多厂商无利可图。而在两年前，多晶硅价格是目前的10倍，在2007年，成本只要每公斤50-70美元的多晶硅，全年价格保持在每公斤300美元以上，并在年底炒到了近500美元，利润高达800%。市场追捧下，多晶硅项目成为市场的“宠儿”。
光伏产业对技术要求很高，许多企业在还没掌握的情况下却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并产生了诸如严重环境污染等问题。据粗略统计，至2008年7月，全国16个省仅多晶硅项目就有33个项目在建或是准备动工，进入2009年，自2007年起升温的多晶硅投资热潮中诞生的投资项目也渐渐完成施工，并进入试产阶段。如果这些项目都能按期完工且完全释放产能，中国的多晶硅产量将达到14万吨。
宏观调控20年历程回顾
热了收紧 萧条后再放
1989年城乡居民消费的快速下降导致了长达3年的宏观经济调整。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励下，中国经济再次步入高速增长阶段。“八五”期间，一方面投资对GDP的贡献增加到近50%；另一方面以冰箱、彩电为主导的家电行业加速需求对经济增长也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但是，1994、1995年中国通胀率高达25%，又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有力措施，使经济进入调整。以至于1997年秋至2002年2月中国出现了长达5年罕见的通货紧缩。与此同时，为了防止经济过于冷却，在1993年年末中国主动使人民币汇率官价与市场调剂价并轨。在人民币汇率“并轨”改革促进下，中国加快了对外开放，外资和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加快、出口越来越旺。“九五”期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大大超过以往阶段，中国成为了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成为了一个出口导向的超级大国。为此，1991-2000年年均GDP增长速度达到10.1%。
积极的财政政策
进入21世纪后，为了尽早摆脱“通缩”阴影，各地政府鼓励内外资投资。这样，投资对GDP的贡献开始超过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2002年以后，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5%。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成为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03年4月至5月，在非典肆虐的情况下，国务院接连召开5次常务会议出台一系列措施，一手抓防治非典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不动摇，最大限度地减轻了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正常运行轨道，在第二季度增长不到7％的背景下，全年仍比上年增长10%。
2004年，面对上年粮食减产和投资膨胀“双碰头”、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复杂局面，国务院多次召开常务会议及一系列座谈会专题研究，一方面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另一方面综合运用财税、货币、土地、产业政策等手段，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
从2003年开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连续维持25%以上的高速增长。步入2005年，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房价上涨过快，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更加突出。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多次部署调控措施。房价和房地产投资在当年增幅缓慢回落，一批落后产能被淘汰。
压缩投资
2005年开始执行的稳健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使“慎贷”成为银行业的主旋律。据银监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银行业机构新增贷款从2003年的3万亿元，下降到2005年的2.5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幅持续下降，从2003年的增长30%，下降到2005年的增长16.2%。
2006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汽车工业结构调整意见的通知，指出目前产能过剩的苗头已经显现，并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需要严控新建整车项目。银监会2006年年会指出：商业银行务必密切关注和防范产业结构调整与产能过剩压缩过程中的新增风险。引导银行密切关注、深入分析市场和企业效益的变化，重点关注限制类行业、企业淘汰和大额集团客户授信，及时发现、提示、控制和化解潜在风险，防范产生新的不良资产。
2007年上半年，根据经济走势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财政政策要加大对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货币政策要稳中适度从紧，以控制“三过”发展。下半年来，又进一步确定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2008年，中国宏观调控的任务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增长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有保有压”，着力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以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2009年以来，为了应对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的挑战，中央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扩大政府赤字和投资规模，保持投资平稳较快增长；其次加大财政政策结构调节力度，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再次深化财税改革，推进税制结构性调整。
为什么中国企业总是一窝风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都与由来已久的民族性积习有关：盲目跟风，浮躁，投机取巧。这些劣根性导致了中国企业盲目做大做强，其手法就是投机取巧和抄袭模仿，这些被文化诅咒的劣根性百年来还是没有太大长进。
中国人很在意别人的眼光，但是这也只是关注人家怎么想，而很少去理解为什么人家这么想，他们这么想的文化和历史根源在哪里，更不用说加以研究，取其之长补己之短了。
近几年来，有关山西票号的电视剧几度热播。不仅如此，社会上不时就会出现一股风潮，把我们这些古代的商帮从尘封的历史里请出来，而且敬奉为经商楷模，顶礼膜拜。可是据笔者所知，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商帮——晋商、徽商、浙商、粤商，大部分都没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仅仅是昙花一现。这绝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和政策的原因，内因决定外因。他们最终为什么会失败，有没有仔细地分析过这些商帮失败的原因？这些经过仔细思辨的东西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向老祖宗学习的地方，而不是说简简单单地听几个古代商帮如何煊赫的故事，然后鼓起几分钟的民族自豪感的热血。
中国企业这种盲目追随、浮躁跟风终究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在百年前决定了晚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丧权辱国，在今天，我们不但更浮躁，而且喜欢投机取巧，所以就决定了中国企业落后于人，永远只能做产业链里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无法脚踏实地地走向产业链价值更高的其他环节。而且我们还以为做这个最低的环节有所谓的比较优势，因此就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更可悲的是我们常常把浮躁冒进当作进步，或是孤注一掷地押宝在一些不切实际、没有科学工序和科学思想的尝试上。百年间的蹉跎反复犹在眼前，今天的中国企业，乃至每一个中国人，都该深刻反省了。
产能过剩深层次原因
为什么产能过剩问题难以解决？这里有几个深层次原因：
其一，2008年之前长达十多年的全球经济繁荣给全世界的投资者和生产者造成了一个极大的错觉，大家觉得这种旺盛的需求会一直存在下去甚至连续增长。而当这个巨大的泡沫破裂时大家才恍然大悟：那些旺盛的需求不过是一场梦而已。所以对于全球真实需求的错误判断就成为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其二，华尔街的投资者不负责任地吹大了资产泡沫，有意引导巨额资金催生了过大的产能。美联储长期推行的赤字政策和美国人的借钱消费理念，导致了过度的消费需求和极大的资产泡沫。整个美国的消费需求是建立在透支未来的虚幻基础上。当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人不再透支消费时，全球需求急速下降导致原有的以美国为市场的生产企业陷入产能过剩的困境。
其三，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包括中国、东南亚等国在内，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的误导下也把本国的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寄托在外向型出口之上。大多数地方领导者都对规模经济效应深信不疑，追求最大最多，导致很容易出现投资过热和产能扩张过快这类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本身存在的问题导致产能过剩难以解决。
专家建言，中国企业中还缺乏一个行业热度指标的公布。这个指标应该能够一定限度地控制投资者的过分盲目，对此类行为做一个良好的行为约束。
以此为鉴，对于企业来说，其实有两条出路：其一是顺应改革进入下一个政策性行业；其二是升级企业管理制度，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高度整合，告别传统的商业模式。
观点争议：
中国不存在产能过剩？
围绕产能过剩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国家智囊人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表示，从3种不同类型的产能过剩来分析，中国现在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刘世锦表示，目前大家谈的最多的是产能过剩的问题。怎么来认识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认识不一，争论也比较多。有人说中国产能过剩已经相当严重了，发展的空间不大。需求不足，产能过剩，这一关怎么过？有人则比较乐观。这需要有一个谨慎、细致的区分，要分为3种类型。
第一，长期性的产能过剩。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长周期来看，今后20年、30年，甚至50年，当中国完成了工业化阶段进入到成熟的经济体以后，中国主要的工业产品，它的峰值是多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判断是有失误的。
比如钢铁，记得2001年、2002年的时候，当时中国钢的产量开始往上走，那时候有些同志，包括冶金系统的一些权威人士，说中国钢产量最多1.4亿吨。为什么呢？前苏联、美国、日本这些工业大国最高就这么多，中国不可能比这个更多。到现在，这5亿吨的产量是不是到头了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做了一个相当谨慎的测算，未来可能会到7亿吨或者8亿吨。所以从长期来讲，现在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比如汽车，几年前曾经预测到2015年左右，中国整个产量达到1000万辆。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判断，讲了三句话：2015年的时候，中国汽车的消费量、生产量是世界第一位的。中国的汽车将来可能是最便宜的。就和现在的家电一样。这个判断有了以后，肯定也有很大的争议。现在看来这个判断可能又有点保守了，根据目前的态势，今年有可能超过1000万辆。中国汽车产量的峰值是多少？1000万辆就到头了吗？估计应该会达到2000万辆。
对于中国这个市场的潜力，我们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过去一些年，总体来讲低估了。13亿人口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这个市场和所有的发达国家加起来，再加上中上等收入的国家，大概50个经济体左右的人口总数是相等的。换句话说，地球上比中国发展水平高的那些国家加起来和中国现在的人口规模一样，中国实际上要做他们在中国目前所处这个阶段要做的事情加起来的总和，中国要再做一遍。对这一点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
第二，周期性的产能危机。2008年7月份和2009年7月份不一样。当时形势一片大好，需求很旺盛。但是在2008年第四季度末的时候，有些产能可能就过剩了。在高点的时候是平衡的，低点的时候就过剩了，再到下一个高点的时候，可能过剩的问题不存在了，甚至有的时候存在短缺。
第三，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从来都是存在的，而且都是要被淘汰的，实际上市场经济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不同的经济状态之下，它的解决压力和办法是不一样的。经济形势很好的时候，让它淘汰产能很难。危机时是淘汰这种低效产能的最好的时机。
经济研究人士赵令彬认为，妖魔化投资的倾向将影响政策制定及发展前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产能过剩论。有关机构常以此为由，调控投资及生产；在国外，西方评论便常以此指中国倾销货物造成国际不平衡，最近还有的指刺激经济方案加深了过剩。国外的批评背后，还隐伏着保护主义幽灵，有关人士实际上是想以此为借口，来对中国货品设下壁垒。无论如何，最根本者是要从理论及市场层面去理解问题。
从全球化角度考虑，当产能超过本国需求量时不可轻率视为过剩。如石油出口国的油产便远高于本国所需。从市场化角度考虑，产能只分有没有竞争力：有者能占据市场不算过剩，没有者便要淘汰，是多余而非过剩。同时，是否过剩要由市场而不由政府决定，可发出预测或短期的供求失衡预警，但绝不能以过剩为由卡项目，以行政指令调控产能规模，投资决定最终要由投资者负责。对于短期的周期需求波动不必过分紧张，在低谷时仍须保持较稳定的产能扩张及升级投资，使得在周期恢复上升时，能更好地把握市场复苏的机遇，多点产能还有利于维持足够的市场竞争。对于结构性的多余产能必须坚决淘汰，但在处理上要恰当，特别是要先建新后汰旧。过去一面压落后项目一面又卡新项目，结果需求一上去，新项目未见，落后的原有项目又重新投产。另一方面，对于国内外的长期需要固然要有所估算，但相应的扩张产能，不宜超前太多以免造成浪费。在消除过剩论的制约后，又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出现盲目进入市场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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