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机中煎熬，中国已经一年多了，而美国则有两年多了。经历的时间有长有短，但现在经济都走在复苏之途。虽然还有对经济二次探底的忧虑，其中包括宏观政策和经济运行的动向，而当前中美实体经济最关注的问题都是失业率的攀升。
全球共性：无就业复苏
8月份，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到9.7%，为26年来的最高点。但实际的失业情况更严重。由于危机持久，不少人已经放弃了寻找新职业，或者转而成为兼职，从而被官方的失业统计排除在外了。
即使这样，经济学家也普遍认为，美国的官方失业率会在几个月内上升到两位数。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7月份的真实失业率已经在16%了。
总统奥巴马和联储主席伯南克都认为，高失业率还要持续到2011年甚至更晚的时候；就业成为了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一个最关键的障碍。有一种看法很说明问题，就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加息与失业率到达顶峰的时点是关联的。
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的情况似乎好些，公布的登记失业率是4.3%。但实际上，我们的失业统计覆盖面局限性更大，不足以全面的反映全社会就业的情况。年初，社科院发布的报告称，中国的城镇失业率是9.4%；而民间的草根分析人士则认为全社会失业率是14%。
经济开始复苏，甚至在中国一些沿海企业出现用工荒问题，但中国整体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9月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1~8月，城镇新增就业人员是757万，完成全年目标任务900万的84%。
估算下来，全年新增就业岗位可望在1100~1200万，远超年初定的900万目标任务。这是个来之不易的成绩。过去十年数据表明，中国GDP增长10%，提供岗位1000万左右。今年的GDP增长可能只是超过8%，而新增的岗位反而较大幅度的增加。说明政府的4万亿刺激计划以及其他的促进就业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不过今年需要就业的人员总数超过2400万人，因此就业市场仍然紧张。
就业的社会影响
对此主要有两个担忧，一是担心拖累经济复苏的步伐，二是担忧影响稳定。
就业和经济复苏是相互影响的，但从根本看，经济复苏是因，就业增长是果。高失业率会影响居民消费，拖累经济复苏。经济衰退时，企业为了生存，往往是通过裁员、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而到了经济复苏时，企业并不会立即增加员工。这导致了在经济复苏过程中虽然企业运营情况好转，但就业情况不会立即跟上，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居民收入依然下降。就业的复苏相对经济复苏是滞后的，但经济复苏了，就业终究会复苏的。
最近笔者与人保部的有关人士交流时，谈到了就业形势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现在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这两个重点就业群体都很平稳，没有出现预想的坏情况。目前农村还是个很大的就业蓄水池，农民工的就业伸缩弹性很大。即使在去年底、今年初的就业低谷，没有工作最多也是回到农村，而不是成为盲动的群体。
尹蔚民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农民工就业形势开始好转，回到城里的农民工97%已经找到工作。大学生的情况也比较平稳。截止到7月1日，大学生的就业率是68%，与去年的就业情况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的。
政策取向就业优先
虽说就业不是经济复苏之因，但是如果经济复苏了，仍然难找工作，收入还是下降，国民的满意度是难以容忍的。
同样是经济增长，如何让居民合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可以有低就业的增长，也可以有高就业的增长。不同的情形里面有经济结构、发展模式的不同，以及政策取向的不同。
9月8日，社科院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根据课题组测算，4万亿投资按照刺激计划方案，可实现GDP产出9.4万亿元，拉动非农就业5135万人；假设没有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按照常态投资分配，可实现GDP产出8.9万亿元，拉动非农就业4482万人；如果按照就业优先方案，根据不同行业拉动就业效果的排序来分配投资的，将实现GDP产出8.1万亿元，拉动非农就业7236万人。
三种方案创造的GDP价值差异并不大，但拉动的就业效果有显著差别，就业优先方案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比目前的投资方案多40.9%，比常态投资方案多61.4%。
相同的投入，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就业拉动效应。原因一是各行业的就业拉动系数有高有低，二是投入小企业比大企业能带动更多的就业。
江西省自2002年底以来至2009年一季度累计发放支持就业创业小额担保贷款87.68亿元，主要投向个人创业和劳动密集型微(小)型企业。累计直接扶持个人创业15.95万人次，带动其他人员就业47万人次，对该省就业贡献率在15%左右。
据调查显示，平均每5.5万元贷款可扶持1人创业，带动3人就业，万元投入即可带动就业0.7人。而在一些资本密集型企业，投入10万都带动不了1人就业。
2004、2005年，经济学界有一场关于中国是否应该“重型化”的大讨论。“重型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业都有巨大的影响。愿望上是希望避免“重型化”，实际上可能是无法避免。笔者认为，中国正处在GDP人均1000~5000美元的起飞阶段，“重型化”的趋势在相当长时期内还将维续。
不过中国的政策一向以灵活性著称，政策调控的空间很大。“重型化”固然不可避免，但要避免像2004~2007年那样的超级“重型化”，控制过热的速度。
此外就是要树立就业优先的政策取向。美国在1946年就通过了《1946年就业法》，宣告促进最大化的就业成为政府的责任。首次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美国政府承担的就业责任。为了调节就业和失业，国家要干预经济的发展。
这次中国的刺激计划方案虽然不是最“就业”的，但比常态要显得“民生”。而且今年能实现1100~1200万新增就业岗位，都说明政策也是开始向民生、向就业倾斜。未来的经济增长应该继续不唯GDP，而要有就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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