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间怎样较劲？比GDP，比财政收入，比人均收入，这也是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但不仅这些，近年一些城市竞争排行榜揭晓了另外一部分答案，诸如最具创新活力城市、宜居城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等。
《瞭望》文章：长沙和济南的赛跑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现代化历史，就是城市化的历史。时至今日，城市化率仍是判定一个国家是否为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准之一。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显性的成果之一，就是在共和国的版图上，不断涌现出一批新兴城市、城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城市之间你追我赶。不甘人后的发展竞赛，竞争合作，既是城市管理者的谋政主题，也牵动着城市各界的心。
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捷足者固然可以先登，后来者未必不能居上。本期专题所讲述的，只是长沙与济南两座城市途中跑的故事。从中不难体会到，主政一座城市，经营一座城市，管理一座城市，发展一座城市，我们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
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同理，一座善于学习的城市才是有希望的城市。在前有领先者、后有追兵的城市长跑中，副省级城市在跟自己较劲，也在跟“对手”较劲。省会城市、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四线城市都在这种较劲中锁定着自己的位次，努力提升着自己的位次。
城市之间怎样较劲？比GDP，比财政收入，比人均收入，这也是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但不仅这些，近年一些城市竞争排行榜揭晓了另外一部分答案，诸如最具创新活力城市、宜居城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等。
城市竞赛，不是中国所独有。世界城市的各类排名，早已有之，如今更甚。最具竞争力城市，经济自由度最高城市(或地区)，最具安全感城市，创意城市，法治城市，廉洁城市(或地区)，宜居城市，等等。当然，还有最腐败城市，犯罪率最高城市，污染最严重城市，生活成本最高城市，房价最贵城市……
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经验，汲取“黑榜”城市的教训，以全球视野、中国气魄全力消除城市病，高扬以人为本的大旗，将城市发展导入科学发展观的轨道，是摆在每个城市主官面前的共同考题。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即将召开的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更是世界城市发展的共同愿景。朝着这一愿景不断长跑奋进，中国的城市故事，必将更加引人入胜。□
《瞭望》文章：长沙的梦想与路径
长沙的快速发展关键在思路，在于对机遇的把握和对资源禀赋的高效利用
看待今日之长沙，不能不把目光前移十余年。
十五年前，时任长沙市委书记的秦光荣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出要把长沙建设成为国际大都市，当时许多人都不理解，甚至认为这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政府内部部分人员也认为过于超前了。
当时的一些经济数据似乎为质疑者提供了证据。到1994年，长沙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还不到100亿元；第一条高速公路长永公路才通车。1995年全市的GDP总量才320亿元多一点。此外，当时的交通枢纽不在长沙而在株洲，重工业集中于湘潭。所有这些似乎都难以支撑“把长沙建成国际性大都市”的梦想，反倒可以支撑对这一梦想的质疑。
但是秦光荣认为，长沙成为国际大都市有着很大的优势。他综合长沙的历史渊源、区位优势、发展态势以及长沙作为历史名城、湘楚文化和人文景观等独具特色的优势断定，长沙向国际大都市迈进并不是梦想。
2007年，阔别湖南9年的秦光荣以云南省省长身份回到长沙考察。当年其主持规划的“一江两岸，西文东市，六桥三环，山水洲城”城市建设格局，以及“出城四条线，六桥三个环，纵横二十四，建好停车场”的交通建设方案，如今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一位市民捧着一本秦光荣作序的书《走向新世纪》请他签名，秦光荣在扉页上写下了考察期间对长沙的唯一题词：“长沙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2010年年初，《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再次走访了这座城市，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剑飞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长沙的快速发展关键在思路，在于对机遇的把握和对资源禀赋的高效利用。
自我跨越与超越的10年
看待一座城市的发展绝对不能以GDP论英雄，不过经济总量的变化轨迹却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发展的速度。长沙GDP从1978年的16.9亿元上升到1990年的100亿元用了12年时间，GDP由1990年的100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1000亿元用了13年时间，GDP由2003年的1000亿元上升到2007年的2000亿元仅用了4年时间，2008年全市GDP迅速登上3000亿元的新台阶。
“2009年长沙的经济能保持14.5%的增长，经济总量已陆续超过了福州、长春等，今年我们肯定会超过济南。去年我们之间的差距就比较小，而我们的发展速度比他们更快。”长沙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主任蒋集政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达出这样一份自信。
长沙市统计局总统计师胡建中更详细地为本刊介绍了长沙目前的发展态势。2009年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GDP)3300亿元左右，比上年增长14.5%左右。其中，第一产业增长6.6%，第二产业增长17.9%，第三产业增长12%，三次产业分别拉动GDP增长0.3、8.6、5.6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5.7:52.2:42.1调整为2009年的5.5:52:42.5。这一结构比在1978年则为33.3:44.2:22.5。
财政收入逐季走高。前三个季度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15.4%、17.8%、18.3%。全年预计实现地方财政收入406亿元，比上年增长18.7%。
1~11月份，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在全国省会城市排名中，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排第四位，同比提升1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排第八位，同比上升2位；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速排第十二位，同比上升10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排第六位。1~9月GDP累计增长高于全国6.8个百分点，GDP增速在全国和中部省会城市中分别排第三位和第二位，同比分别提升5位和1位。
胡建中介绍，在经济总量方面，长沙市经济总量2000年超过昆明，2003年超过西安，2005年超过福州，2006年超过长春，2008年超过石家庄和哈尔滨，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九。2009年1到9月份，总量超过了济南。
除去这些直观的经济数据，长沙市经济工作委员会主任赵跃驷对本刊记者表示，当前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便是产业的培育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产业结构的调整。
2009年被定为长沙汽车工业发展年。这一年，比亚迪和广汽-菲亚特落户长沙。比亚迪更是把除西安、深圳以外的第三家工厂搬到长沙。长沙市利用长丰车厂现有的资质和资产跟广汽进行战略性重组。这也成为中国汽车振兴规划出台以来第一例汽车产业重组的项目。由于此项目的基础作用，广汽将自己与意大利菲亚特的合作项目放到了长沙。此外，陕西重卡也由过去在长沙参股进而发展到在长沙控股，同时再次加大在长沙的投入，建设陕西重卡长沙基地，投资由过去的2个亿增加到16个亿，产能由过去的2万台增加到年产5万台。
“在未来三年，长沙汽车工业将会形成一个区域产业集群，因为有6大整车和一大批为整车配套的零部件服务体系。这是我们经过测算完全是有可能的。”赵跃驷说。
在引进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的同时，除了对原本就具有较强实力的工程机械进行培育外，长沙还着力打造食品和烟草产业两个区域产业集群。据赵跃驷介绍，食品产业已经形成了750亿元的产值，2010年有望突破1000个亿。
新材料产业。长沙现有的新型住宅工业的材料、动力电池的材料、有色金属材料在2009年已经形成400多个亿的产业集群。未来则打算用3年的时间着力培育材料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以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为代表的节能、环保、节材的新型的住宅工业，使得新材料产业集群也能形成一定的牵引产业集群，最终形成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和烟草以及新材料四大产业集群支撑的长沙工业体系。
为了均衡轻重工业的比重，长沙市大力挽救了濒临倒闭的部分轻工业企业。典型的例子是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的伊莱克斯电冰箱厂，由于对中国市场整体情况不熟悉，再加上现有运行模式并不适应中国家电市场的竞争，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造成了3000多名职工失业和80余家配套厂停产，其中在长沙停产的配套厂就达46家。冰箱厂的关闭使得长沙轻工业在全市的比重下降，长沙市为此帮助企业进行了资产重组，寻找民营企业接手企业的生产，新接手的企业已于2009年8月份恢复生产，过去冰箱厂的部分员工已陆续上岗。配套厂家重新为冰箱厂生产配套设施，挽救了一批企业。
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长沙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传统优势——消费，用市长张剑飞的话说，“我们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利用长沙服务业比较发达这个优势，大力发展相关产业，比如文化、娱乐、零售等；一是紧紧抓住新型工业化。”
实力增强的动力支撑
在蒋集政看来，长沙能够在最近几年实现快速发展，逐步缩小与郑州、济南等城市的距离，进而超越部分省会城市，主要得益于四大有利因素。
一是大的宏观环境。党中央、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的措施，为长沙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没有国家宏观政策的出台，长沙不会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蒋集政认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长沙的项目投资增加，重大项目的审批也加快，原来多年想办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一些事情也得以实现。“比如说我们的地铁工程，过江隧道，湘江航线枢纽等这些大工程，以前多年想干，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干成。现在抓住机遇，干成了多年没有干成的大事。”
二是长沙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谋划早、动手早，措施也到位。蒋集政介绍，根据国家过去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长沙市在2008年11月底就谋划了332个重大项目，并向国内外进行了发布。这增强了长沙市的国内外战略投资水平，对促进长沙的招商引资、增强投资的针对性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是得益于湖南的快速发展。2008年，湖南的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财政收入突破了1000亿，这标志着湖南在全国的地位由以前的第16位一下子上升到第11位。湖南2009年的GDP增长预计达到13.1%，全省的发展态势对长沙的发展有了重大促进。作为省会城市，长沙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金融等都居于中心。仅商品房一项，2009年长沙的商品房销售达到1300多万平方米，来自省外的消费达到12%，来自全省其他市州的占44%，长沙本地的销售只占44%。
四是政务环境的改善。这里有一个团结的、干事的氛围，形成了比较好的发展环境。正是由于政务环境等各方面的改善，才有了广汽-菲亚特、比亚迪等一些重大项目到长沙来落户。
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支撑长沙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也包括四方面。
其一，敢为人先的湖湘传统文化的深层支撑。长沙市科技局局长胡石明教授告诉本刊记者，这是推动长沙发展最厚实的一个方面。“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对长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表现为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
其二是突出的科技优势。目前长沙市全市拥有53所高等院校，有40多万在校大学生，各类科研院所300余家，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27万，两院院士47名。按照在校大学生以上的知识分子来算，长沙市的比例在全国位居第一，相当于每1万人里面就有1000个大学生。科技人才相对城市人口比例也比较高，知名的高校和知名的科研院所相对也比较多，胡石明认为这是长沙科技成果比较多的原因。
其三，推行干部绩效全员考核。蒋集政介绍说，目前长沙市除了中央和省里规定的考核外，市一级的考核全部取消。如果要单独进行考核，必须经过市委、市政府研究通过。把所有的考核都规定到绩效考核上来，一是提高了考核的权威性；二是减少了考核事项，节约了行政成本；三是实行全员考核之后，所有的工作和绩效都有明确的定义，实现了定向考核，把行政形象和社会舆论纳入了绩效考核。以前只是由上对下考核，现在按照工作性质，老百姓对部门的评价权重占到25%、35%或40%不等。老百姓的评价成为了重要的考核依据。这些对改善政府工作环境，提高行政效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无功便是过”的理念大大激活了干事者的热情，也让真正有能力者得到重用和善用。
其四，产业转移以及长株潭一体化和两型社会建设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长沙处在长三角和泛珠三角的经济辐射交汇地带，两地的经济发展对长沙都有一定的带动作用。而长沙凭借丰富的人才优势、较低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充分利用了两大经济圈产业转移的机会，在招商引资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长株潭的经济一体化和两型社会城市群建设，进一步巩固了长沙的消费中心和服务中心的地位。三地通信同号、金融同城等大大缩短了空间距离，节约了成本。在实施城际轨道交通后，三个城市用一个城市轨道。省里投入3000亿建设的三个城市城际轨道，将为长沙形成半小时消费圈。“株洲和湘潭的居民下班后完全可以来长沙消费，几个城市之间能够互补，形成错位发展。”蒋集政分析说，相对来讲，长沙服务业比较发达，而株洲和湘潭工业发展比较好。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相对来说占地规模比较大的重型工业，可以考虑布局到株洲和湘潭，其他一些比较效益较高的服务业则可以向长沙汇集。两型社会的建设则为长沙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面的探索提供了重大机遇。
未来四大特色优势有待充分利用
除了人才智力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土地优势外，蒋集政认为，作为中部崛起的核心城市和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长沙争取到的资源优势是很多城市没有的。
近期，中央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到了特别重要的高度，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对全国都是一个新课题。长沙与其他城市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长沙作为国家两型社会试验区，两年前就开始了“两型城市”的建设，某些方面长沙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长沙市目前正大力推进的大河西先导区的建设也作出了有效探索。“我们相信在这一轮的建设中，长沙能够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其次是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长沙是三大板块——长三角、泛珠三角、中部崛起的交汇点，特别是武广高铁建成，沪滇高铁的开建，东西南北运输线的交汇点就在长沙。“高铁的覆盖，将带来以前任何一种交通工具所不具备的优势。可以说，一条铁路就是经济发展的动脉，一条高速铁路更是通往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蒋集政进一步补充说，高铁开通后，两条东西南北大动脉在长沙交汇带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是目前难以预计的。再加上湖南省目前有30多条高速公路在建，长沙对外辐射以及与其他经济圈的融合将会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
再者，文化产业的知名度和消费的知名度，成为长沙扩大内需的催化剂。作为一个600万人口的城市，长沙2009年的消费总额进入了省会城市的第八位。蒋集政的说法是，这标志着长沙进入了商贸发达城市行列。长沙的消费在周边地区以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所以长沙提出要以500公里为半径，吸引近两亿人口以长沙为消费核心。形成包括以长株潭为核心，益阳、常德、岳阳、衡阳、娄底在内的一小时消费圈。以高速铁路和航空为主，把长沙打造为全国知名的区域消费中心。
最后是生态优势。用张剑飞的话说，这是用金钱买不来的。为市民创造并保护好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城市发展质量的更高追求，也是创造宜居城市和幸福家园的客观需要。有生态优势作保障，人才、技术、资金等就会在这样的环境里积聚，为城市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除去现实存在的优势，长沙近几年推行的改革也具有较大的延伸空间。
以先导区为示范，推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根据国家大部制的要求，现在大河西先导区管委会只有四个部门，分别是工作管理部、国土规划部、项目建设部、投融资部。这四个部门履行的职能相当于市级机构30多个职能部门。在市里需要的140多项审批，到了先导区以后合并减少到几十项，审批时效也由原来的200多天减少到40余天，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以两型社会建设为契机，在全国率先实施生态环境补偿和碳排放交易权的转让。实施任何人损害了生态环境都得出钱，保护好了生态就有补偿的制度。受益于补偿制度的约束，长沙的武广高铁建设地块被国土资源部评为节约利用土地资源的示范。
进行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对于政府的投资，从立项到建设、到投资规模、招投标以及最后的审计，实行全过程的监督管理，专门成立了政府投资管理局，归口在市发改委。专门建立了政府投资审计局，作为市审计局的二级局，专门对政府投资进行审计。政府投资管理局和投资审计局的运行，对节约政府投资、提高政府投资效率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现实掣肘与未来挑战并存
对于长沙的发展，作为在其位谋其政的长沙市各部门负责人，也在寻求更大的突破，而社会层面同样给予了较大的关注。
从官方层面来看，目前长沙存在着如何让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合理的问题，而产业链较短、配套不够完善等问题，也成为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和扩大就业的现实障碍。
长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单个过500亿元的企业。就整个产业来看，有过400亿元的，但没有过千亿的。因此长沙目前缺少具有巨大带动作用的大企业和产业集群。
自主创新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高。长沙尽管拥有较多的自主知识产权，但是在全国能够叫响的品牌少有。胡石明更直言，长沙还有很大一部分企业没有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也有待提高。不受制于人的前提是掌握核心技术。
而长沙作为省会城市，人口密集，以全省1/20的面积承载着1/10的人口，要创造接近30%的GDP和50%以上的财政收入。这样的发展目标带来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而现在老百姓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统筹好两型社会建设，做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
再看来自其他城市的竞争压力。蒋集政指出，长沙在发展的同时全国也在发展。作为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六个省会城市之一，长沙的经济总量排在武汉、郑州之后。在发展速度方面，合肥、南昌与长沙几乎不相上下，有些方面的发展甚至比长沙速度还快。这种竞争态势，无疑对长沙形成了压力。
专家提醒，长株潭一体化确为长沙带来了发展机遇，但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协调机制，切实做到差异化发展，避免城市之间同质化竞争。城市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一样重要，而城市之间的合作理当追求发展成果的最大化。
《瞭望》文章：济南：老工业城市的新生
如今的济南，借着全运会召开的“东风”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再次站到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新起点上
年前，有一件事情对济南市的领导班子产生了很大震动——2009年，长沙的经济总量已经和济南相差无几。经初步核算，去年济南经济总量是3350亿元，同比增长12%；而长沙的经济总量为3300亿元，同比增长14.5%。作为多年全国经济三强省份之一——山东省的省会济南，大有被中西部地区的长沙一举赶超之势。
综观济南多年来的发展，虽然在本省内，早在2004年就被烟台赶超而排名落至全省第三，但在同级别城市，尤其是副省级城市中的排名却是稳中略有上升。
本刊记者追踪采访了解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济南曾是闻名全国的工业城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和过重的改革包袱，使得济南的发展优势逐渐丧失，在汹涌的改革大潮中，这座“泉城”显得有些“平淡”了。因此，能取得上述业绩，对于这样一个老工业城市而言，已实属不易。
当今济南的决策者很清醒，因为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都是“前有标杆，后有追兵”，同一层面的城市都在想方设法谋求发展，如果稍不留神就会掉队。近年来，济南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措施，使得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都有了很大改观，就在他们准备向更高目标迈进的时候，却发现身后的长沙已经虎视眈眈。
“长子”的困境
长久以来，说到山东，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并非它的省会济南。与大部分省份的情况不同，无论是经济发展、城市建设还是城市的知名度，济南在山东省内都排不上第一。也正因为如此，当在网上搜索对济南的评价时，“尴尬”这两个字会时常显现。
一位济南市民的话很有代表性，“济南是一座有潜力也有实力的城市。作为全国第二经济强省的省会，济南完全应该问鼎国内一流城市，但我们却看到它在新一轮城市赛跑里落后了，大有沦为三流城市的危机。”
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提起济南，人们能想起的恐怕只是“泉”，而其他的方面，仿佛都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实际上，解放后的济南，一直都是工业立市。在机械、车床、电子、电器、化工、化纤、医药等多个领域都有着不俗的表现。尤其是重工业，在大型压力机、数控机床、高档改装车等领域都走在全国的前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济南的发展逐渐有些落伍了。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对外开放正处于起步阶段，沿海地区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区域。在山东省，青岛由于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较好的发展基础，自然也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点扶持对象。其结果，就是青岛被列为计划单列市，经济直接和中央对话，即税收直接上缴中央财政，给山东省只是象征性地交一点。
然而，问题来了。山东省在失去青岛这一大税源后，加大了对其他城市的税收征缴力度。于是，作为省会的济南自然要起到表率作用，济南的担子骤然加重了。
与此同时，与其他省会城市不同，济南在获得发展资金方面即使在山东省内也并不占有优势。举个例子：1997年国家投资银行下达青岛贷款计划50亿元，下达山东省计划206亿元，烟台则是28亿元，威海24亿元，而济南只得了19亿元。而这样的情况，从1986年到1998年，年年如此。
此消彼长。济南不但不能享受到其他省会城市所能享受到的“长子”待遇，反而承担了更大的压力。然而，时间和空间的不利因素，只是济南被“抛弃”的表面原因所在，因为时空因素的限制，是一个经济系统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济南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却有更深层次原因，那就是济南过去多年的发展更多是得益于作为省会城市的得天独厚，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
“对于当时习惯于靠‘吃政策饭’来发展的人们来说，还没有做好准备学会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寻求和把握发展机遇。”济南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孙赤一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当时的济南，无论是发展理念还是政策措施，都不太适应时代的变化，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城市建设杂乱无序。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随着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路的逐步清晰，曾经让济南人自豪的众多国企，却成为了拖累济南经济发展的“包袱”。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对于工业的发展，济南提出了“抓大放小”、“退二进三”等一系列发展战略，工作重心集中到大企业集团上，结果却是：一方面大企业集团由于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没能发展壮大，短短几年，18个重点企业有一半破产、停产、解散或走下坡路；1/4没有大的发展，淡出重点企业集团的行列；只有山水、将军、炼油、二机床等少数企业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
于是，在2004年9月，济南市国资委正式成立之际，其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个“烂摊子”：监管的第一批企业共255户，这在全国同类城市国资委监管企业是最多的。其中还有108户集体企业，这也是其他地方的国资委所没有的。
而这255家企业中，亏损企业占73%，停产企业占34.5%。账面资产总额424.75亿元，净资产48.22亿元，资产负债率88.65%。拖欠职工工资6.08亿元、养老金4.45亿元、医疗费5.13亿元，合计15.66亿元。
另一方面，大批的中小企业(包括县域、民营企业)，由于得不到相应的资金和政策的扶持，缺乏适宜的发展环境，错失了迅速成长的机遇。这一时期，正是民营企业快速发展阶段。济南与先进城市的差距也正是在这段时期被不断拉大。
从城市建设入手
目睹自身的发展优势逐渐丧失，济南也曾试图改变。然而，当看到国企的改革并非一朝一夕时，眼光只能转向外部。
“那些年，沿海的许多省市利用外资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增长速度。”济南市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因此，济南方面从上到下开始频繁到上述地区考察、取经。
“我们想外资都想疯了——白天上班想，晚上躺在床上也想，连做梦都梦见自己在招商数字后边画圈圈！”
然而，落后的城市建设却成为济南吸引外来投资最大障碍。
从地图上看，济南北靠黄河，南依泰山，南北发展受限。再加上历史原因，城市建设在国内省会城市中相对落后，城建规划不到位、产业集中度低、道路拥挤等问题突出，制约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群众也颇多怨言。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中午从酒店接客人去一个地方开会，约好了下午再去接他，结果下午回去的路和中午去的路不一样，客人以为我是故意绕路，其实哪是啊，那是因为上午的那条路因为要修建被封了。”一位姓赵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今天建、明天修”，在当时的济南是常有的事。
而更大问题在于，没有现代化城市这个强大平台，经济发展就缺乏有效支撑。因此，令济南头疼的问题逐步显现——就在他们想方设法大力引进外部投资的时候，原本设在济南或者土生土长的企业开始把自己的一些发展项目纷纷改嫁，甚至干脆把长远发展规划定位在济南以外。
“严峻的形势让济南市的领导明白了，城市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平台和强大动力。城市化与工业化、现代化紧密相连。推进城市建设的过程，本身既是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过程，也是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济南市社科院研究员吕荣斌对记者表示，从2007年起，济南市城市发展的思路由“旧城改造”转向“新城扩建”，同时，突破传统“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展方式，科学制定向东西两翼拉开框架的城市总体发展战略，重点建设不同规模的区域级和地块级城市综合体。”
所谓“城市综合体”就是通过整体开发，将城市中的商业、办公、居住、餐饮、文娱、休闲、交通等各个功能区进行组合，建立一种相互依存、互为价值链的联动关系，进而形成一个大规模、多功能、现代化的城市街区和服务业集聚地。
如位于济南东部的奥体文博片区既承担了第十一届全运会主赛区的办赛需求，又构筑起以此为中心、可容纳50万人口的东部新城区，成为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产业集群。以京沪高速铁路济南西客站建设为核心，济南在西部重点发展金融服务、交通运输、会展酒店等产业聚集的高铁新城，与之前新建的济南大学城、济南国际园博园一起，形成带动城市西部发展的增长极。
“这其中，第十一届全运会功不可没。”孙赤一向本刊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两年的时间内，济南市投入1400多亿元，实施了80项重点工程和90项综合整治工程，小清河改造一期工程、园博园工程、大明湖扩建及护城河通航工程、快速交通和重点道路建设等如期竣工，综合整治特别是夜景亮化成效显著，城市规划全面提升。
在大明湖南门附近住了40多年的赵淑琴老人自豪地说：“这几年是济南历史上城市面貌变化最大的几年。城市干净漂亮了，不光俺生活舒坦了，外地人也更愿意来济南旅游了。”据统计，2009年“十一”黄金周，济南共接待游客410.8万人次，同比增长39.8%；实现旅游总收入29.3亿元，同比增长29.7%，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更令人欣喜的是，城市功能和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城市发展“软实力”，提升了城市载体功能，为济南吸引了更多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拉动经济稳步快速发展。
2009年7月，在2009(香港)山东省区域发展战略说明会暨经贸洽谈会期间，济南市共签约项目26个，涉及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公有事业、金融租赁多个领域，总投资达90.58亿美元，合同外资60.75亿美元。
“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济南市委政研室副主任郭东法感慨道，“正是这两年济南的城市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才带动了创业和投资环境的提升，吸引了更多投资和海内外大型企业在此落户。”在去年公布的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济南有8家企业入围，跃居全国城市“总部基地榜”第十位。
寻找产业发展新路
翻看济南近20来统计数据就会发现，济南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但财政收入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很小。“这说明济南的企业虽有规模却没有效益。”在郭东法看来，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制约济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大原因。因此，调整经济结构也就成为摆在济南面前的一道必须解答的难题，而济南给出的答案就是大力发展高科技新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济南是有底气的，这个底气来自长期对科技创新能力的高度重视。仅在2009年，济南就安排市级各类科技计划348项，投入市级应用技术研发经费9400万元。争取国家、省级科技项目134项，经费2.55亿元。取得重大科技成果330项。获国家科技奖励2项、获省级科技奖励247项，占全省50.1%。全年专利申请量达到12000件，专利四项主要指标稳居全省第一。
目前，济南建成重点实验室54个(其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3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51个)；企业技术中心163家(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1家(其中国家级1家、省级73家)；省级软件工程技术中心19家。建成国家级创业服务中心5家，各类孵化器面积100万平方米，在孵企业1000余家。
坚实的科技创新能力，也为济南的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强大支持。
从经十东路来到济南高新区，可以看到这里光环闪耀，先后被命名为国家信息通讯国际创业园、软件出口创新基地城市、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和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在济南高新区，已经形成电子信息、交通装备、食品医药三个主导产业，其产值已占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70%多。
随着能源形势的日趋紧张，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是大势所趋。济南顺势而为，助推太阳能利用成为大产业。力诺集团拥有国内唯一一条完整的、全球规模最大的太阳能产业链，拥有50余项专利技术，特别是在太阳能与建筑一体化领域优势明显，被批准为行业唯一的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其主导产品太阳能高硼硅玻璃、镀膜管、集热管国内市场占有率均居首位。力诺的300兆瓦光伏电池片项目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达产后产能位居全国前两名。
华艺集团掌握太阳能聚光发电技术，其自动跟踪太阳能发电站和高光效LED路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光伏组件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济南太阳能主营业务收入达到70多亿元，是全国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太阳能利用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新能源产业已经成为济南新的增长极。济南是闻名全国的泉城，现在又在喊响“中国太阳城”。
济南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全国也大展风采。全市电子信息产业企业1538家。拥有国家级电子信息3个金字招牌，7家全国软件百强企业，软件行业规模居全省首位、副省级城市前列。浪潮服务器已连续12年国内市场销量第一；中创中间件在全国市场广阔。
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因投资少、消耗低、污染小、效益高，已成为城市发展的“绿色引擎”。2009年，济南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710亿元，增长13%左右，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占GDP的比重达到51%。
金融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产业。近年来，济南金融市场规模不断壮大。作为全国九大分行之一的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是管辖山东、河南两省的大区分行，山东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分别监管全省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各金融机构山东区域总部大都落户济南。截至目前，全市共有银行21家，保险公司47家，证券公司及营业部36家，金融机构营业网点955处，金融从业人员4.5万人。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除了南京和杭州以外，就是济南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最多。金融业已经发展成为济南市重要支柱产业和第一纳税行业。
本刊记者在盖家沟物流中心看到了他们荣获的中国5A级物流企业、中国物流示范基地等闪光的牌子。济南物流在迅速发展。物流相关产业从业人员达28万多人。盖世集团、山东佳怡、鲁能帆茂、山东交运、山东中邮6家企业跨入全国物流百强企业。济南北部10大物流、仓储中心，汇集了上千家国内外物流、货载企业，城际物流货运专线已达1500多条。全市物流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042.4亿元，被视为济南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力发展高科技新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同时，济南同样看重传统产业的发展。在2009年市济南市出台的八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中，汽车、装备制造、冶金钢铁、纺织、化工等传统工业都名列其中。
“济南的目标，是要建立创新能力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能源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发展后劲足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如果能够实现，相信我们不仅能保持现在的发展态势，而且城市竞争力可以再进一步。”郭东法强调说。
《瞭望》文章：城市角逐解码
以城市为基本单元来整合资源，制定符合市情的经济发展政策，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们想破头也想不明白，中西部地区的长沙经济总量怎样超过了东部地区的济南！”
2009年的下半年，有信息显示长沙市经济总量可能首次超过济南。济南市为此发动秘书班子及统计局等多方力量寻求长沙可能超越济南的答案。济南市有关负责人发出了如是感叹。
这让城市之间的角力态势进一步浮出水面。其实，同一层面的城市之间暗地里的较劲远非始于今日，且早已呈现“表面风平浪静，底下波涛汹涌”之态。
对于济南与长沙这两个分属于东部和中西部的省会城市之间的较劲，一方面有不服输的心态，另一方面也有找准自身短板、借鉴兄弟城市经验，以求城市经济发展取得更大突破的雄心。
处在同一幅员内的城市间的竞争远非如此简单。所谓的“腹地”、“中心”以及“引擎”之争，既是实力的较量，也是对自己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的争夺，更有对城市发展空间的争取。
近年来，以城市为主要单元的地方经济地位日益上升。城市正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心和基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课题组组长倪鹏飞认为，城市发展得好或不好，直接影响国家财富积累和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对中国而言，中国能否在未来竞争中取胜，从某种意义上讲，就看中国是否建立了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这可以概括为：“当城市成功时，国家也就成功了！”
城市竞争的燎原之势
“京沪之争”、“成渝之争”、“深穗之争”，这些城市之间的角逐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据相关人士透露，200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曾组成考察团到上海和广州等地调研，兄弟城市的发展给北京方面带来了不小的刺激。以基础设施为例，北京的轨道里程规划是到2015年达到561公里，而上海与广州在这一方面同样雄心勃勃，上海更是在2012年就将超越北京2015年的规划里程，到2020年的规划里程已向900公里迈进。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研究所博士柴浩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在国内能与其形成竞争力的并没有几家。尤其是在奥运会之后，北京的硬件设施突飞猛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各方面的发展都处在前列。即便如此，北京也并不是所有指标都在最前面，同样承受着国内几大城市发展带来的压力。他指出，作为国际大都市，北京关注的不仅仅是国内城市之间的竞争，同时把目标瞄准国外的发达城市，从长远打算，最终需要站在世界舞台上与其他城市竞争。
有统计表明，广州已经成为仅次于上海和北京的国内最重要的大都市，其城市功能综合实力等也已超过天津。随着国家支持天津发展的滨海战略的实施，天津无疑成为风头最盛的城市之一。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天津自然希望能够争抢上位。不过天津与广州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城市地位的竞争。由于距离比较远，相互之间的城市利益关系的竞争并不大。
除去广州，真正与天津存在着竞争的是青岛。业内人士表示，天津与青岛的竞争不太牵扯城市地位之间的竞争，而是切切实实关系到各自发展的经济利益。双方的关切集中于经济腹地和港口两方面。目前，青岛在港口最重要的集装箱运输方面还领先天津。另一个体现出青岛叫板实力的例子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航运集团——马士基就将它的北方区总部从天津迁移到了青岛。
在大连、青岛和天津之间也存在另一番较量。对于大连的竞争对手，新华网城市论坛上有这样的论述：大连未来的真正竞争对手不是青岛而是天津。大连与青岛相隔遥远，腹地不同，不存在实际竞争关系，只是争在全国的排名而已，这对大连的实际利益毫无损害；大连与天津纬度几乎相同，大连的传统腹地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完全可以被日益受重视且具有发展雄心的天津争夺去，形成对大连实际利益的争夺。而如果与天津腹地部分交叉的青岛能够有效地牵制住天津的精力，大连则平安无事，这最符合大连的长期利益。
南方城市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此。在重大科技成果等方面，深圳就与上海、天津和北京暗暗较劲。在各省会城市之间更是如此。“无论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排名，还是各种经济指标之间的排序，给政府带来的刺激较为明显。当各种排序出来之后，同等级的城市之间，排名靠后的城市往往具有较大的压力”，柴浩放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一个省区的省会城市的经济实力，往往决定了这个省区的整体的竞争力”，城市之间的竞争，除了生产要素的竞争，比如吸引资金、吸引项目、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之外，更多地是向中央争取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
“不过，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竞相发展自己。应该说这也是中国近30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能保持近10%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展“赛道”上的追赶与超越
对于城市之间的竞争，接受本刊采访的学者多持肯定的态度。“这么大的国家，中央一个命令，全国人齐步走，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发挥地方城市政府的积极性。”牛凤瑞指出，作为一个城市来说，它既有整合资源的足够的负载力，又具有相对完备的整合资源的组织架构和政治架构。一个城市的政府对它所在辖区内的信息的把握，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全的。以城市为基本单元来整合资源，制定符合市情的经济发展政策，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倪鹏飞认为，总体来看，竞争是好事。竞争规则决定竞争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充分竞争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在处理得当的情况下，可以使城市得到“双赢”。
他同时表示，机遇也不是常在的，地区经济格局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所有城市不论是大城市或是小城市，在激烈的竞争中都将同时面临崛起的机遇和衰落的威胁。
在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产业发展主要靠中央政府根据具体需要来确定和调整。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都曾在过去为中国工业化发展，为各自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功劳。但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一些东部沿海城市率先实行改革开放，采用新的机制，发展新的产业，竞争力获得迅速提升。另一方面，老工业城市受到传统体制和传统产业的双重羁绊，经济竞争力提升速度相对东部沿海的新兴城市较慢些。
倪鹏飞指出，这些城市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当地区域经济的龙头。同时这些城市的发展水平，也受到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通过加快改革和扩大开放，这些城市完全可以再现昔日的辉煌。以沈阳为例，它是我国传统的重工业基地。如果能够抓住全球产业调整机会，利用其产业基础优势，尽快使自己加入到全球化的链条中去，同时加快国企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变劣势为优势，完全有可能使自己重获昔日的重要地位。
城市竞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于传统的工业城市，其在竞争中可以借鉴新兴城市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摒弃旧有的体制机制束缚；对于新兴城市来说，老工业城市的发展也为自身提供了经验教训，取长补短。
此外，牛凤瑞表示，这也与干部政绩考核密切相关。最近10年，随着国家一些政策的调整，尤其是伴随财政体制的改革，地方有了独立的地方利益。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都希望在自己任期内为人民办实事，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或者为未来谋求更大的政治发展。“应该说这是正面的，是好事。政府的职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绩的提高也体现在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提高”。
警惕竞争流于“三化”
研究者也提醒，城市的决策者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内功”的修炼，不能只关注一些表面的、带来外在声誉的、光鲜的东西。
牛凤瑞表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也可能出现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现象。包括一些表面工程，形象工程，过度顾及形象不顾实际效果等。
依据长期的研究，倪鹏飞指出，由于目前我国经济制度还处在转型期，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一些城市在体制、管理等不少方面都还缺乏合理的规则。许多竞争流于“数字化”、“表面化”、“指标化”。
一是地方政府过分注重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因素，对至关重要的软因素兴趣不大。城市间的这种竞争方向值得商榷。
二是一些城市还在搞“大而全”，不以自己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恶性竞争，造成了区域基础设施规划和城市发展布局的不合理，导致的不是双赢而是双输的局面。
他同时表示，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行政体制改革和区域政策合理化，城市间的竞争逐渐呈现出可喜之势，城市越来越注意在“内功”上的竞争。他认为，要改变恶性竞争的局面，需要中央政府在区域政策和体制框架上作适当的调整。
“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各地的发展非常不均衡，资源禀赋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同时各地的问题和矛盾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中央的政策增加弹性，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牛凤瑞说。
此外，多位专家还对本刊记者表示，地方决策者应当更注重正确的政绩观。经济要发展，同时也要重视社会各方面的建设。竞争的着眼点应找准方向，比如说节能减排的力度、民生方面的投入、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这些方面的竞争才是为老百姓所称道的。其最终的目的，应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让普通百姓切实感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好处。
受访专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金、技术乃至人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突破了疆域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有效吸引和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用于自己城市的发展，已经成为城市之间竞争的焦点。因而，每座城市的市长应当在全球范围内考虑资源的配置，考虑城市主导产业处在哪条生产链的哪个环节，应该朝什么方向去努力。
《瞭望》文章：副省级城市发展的三大支撑
在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之下，副省级城市争先进位的压力更大，在新一轮发展中的竞争意识更强
广州、杭州、宁波、青岛、大连、南京、长春、深圳、沈阳、哈尔滨、厦门、成都、武汉、济南、西安，这15个城市都有什么共同点吗？
有，它们都是副省级城市。
副省级城市，是个很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源自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当时由于其特有的经济地位而被称为“计划单列市”。至1993年时共有14个计划单列市。
1994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省会城市不再进行计划单列，同时成立“副省级市”，原14个计划单列市和杭州市、济南市共16个市确定为副省级市。其最高官员对应的行政级别为副省长级。因重庆于1997年升格为直辖市，减少为15个。
与一般城市相比较，副省级市的区别主要体现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方面。国务院等主管部门将副省级市视为省一级计划单位，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上，副省级市政府已经拥有了相当于省级政府的职权。因此，在享有的政策和资源方面具有较多的优势，要素集聚性和规模化效益更强。
同时，由于在发展中承载了直辖市和外向型程度较高的沿海地级市的双重挤压，在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之下，副省级城市争先进位的压力更大，在新一轮发展中的竞争意识更强。
本刊记者追踪副省级城市近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出，这一城市群的角逐既具有共性，又各具特色。它们发展模式的选择，对省域内和同一个都市圈内的城市都具有示范性。
率先调整经济结构
副省级城市无一不是中国的经济重镇。以广州和深圳为例，2009年广州GDP超过9000亿元，深圳GDP达到8245亿元，二者之和占广东全省GDP39081亿元的比重超过44%。
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实际上，作为副省级城市前身的计划单列市的产生，就是因为其独特的经济地位。因此，如果仅仅是经济数据上的增长，并不能代表其实力的真正强大。
“解决了吃饱的问题，就该解决吃好的问题”。经过了一定时间的快速发展之后，具有多方面优势的副省级城市以不仅仅满足于“量”的扩张。而先期的发展，既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将来的转型指明了方向。分析这15个城市近年来的发展战略，可以清楚地体会到这样一种鲜明的个性化特色：紧紧把握经济结构调整的这条主线，对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展开了全方位、多层面的调整。多个城市显现了大思路与大手笔。
例如，杭州市突出将城市产业体系、功能体系、创新体系与社会发展体系等四大体系的调整作为杭州大都市建设的发展战略。在产业体系的调整中，杭州市明确将加快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国际化作为主体开发，努力构筑新世纪面向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崭新产业格局。
沈阳市重点发展汽车、机械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三大优势产业，建成轻型汽车生产、机械装备、软件开发、环保装备四大生产基地，逐步建立起中心城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西安市则是着重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与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航空航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淘汰一批技术落后、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产业。同时，搞好旅游综合开发，大力发展旅游经济。
而广州市的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则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其一，大力发展汽车、电子、石化三个支柱产业，以此作为广州市经济腾飞的基础。与此同时，借助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大好机遇，乘势重点推进机械装备工业。其二，高速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其三，全力扶植金融、物流、会展、旅游、中介服务五大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广州产业结构调整的全景图，向世人展示的不仅是广州未来的美好前景，更展现了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辉煌未来。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产业积聚现象日益明显。产业积聚形成的“产业群”能够带来巨大竞争优势，其形成的聚合力和爆发力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量，合理的、科学的、符合规律的产业经济是保证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懈的力量。各副省级城市，凭借自身优良的产业发展环境，以及多年的产业发展经验，逐步建立起多个产业群。
例如，深圳市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软件出口基地、坝光精细化工园区、金融中心区、金融产业园区和香港金融业后台服务基地、盐田港保税物流园区、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园、大芬油画村等重要集聚地，优化了产业结构，提升了城市整体功能；厦门市火炬(翔安)产业区、同安工业集中区、集美机械工业集中区、海沧石化工业集中区、出口加工区和厦门知识产权产业化基地；宁波市余姚工业园区、余姚经济开发区经济集聚度达到49%；青岛市青岛西海岸出口加工区，特别是海尔—鲁巴经济区成为我国首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商务环境进一步改善，荣获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金牌城市”称号。大连市大窑湾保税港区、旅顺南路软件产业带、新加坡腾飞软件园、东软国际软件园、七贤岭产业化基地和星海湾金融商务区国际金融中心等产业积聚区。
强力发挥带动效应
仔细打量这些城市，不难发现，它们多为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如何发挥区位的比较优势，是15座城市发展战略关注的焦点。
国家大力扶持副省级城市发展的目标并不仅仅局限这些城市本身。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实力决定了只能选择部分城市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并通过它们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试验”改革的路径；更重要的是，等到它们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依托这些城市来带动周边的发展，从而实现“由点到面”、“由先带后”的全面发展局面。
而对这些城市本身来说，带动周边的发展，不但不会成为负担，更会通过优势互补为自身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历史与现实告诉世人：区域的繁荣与萧条事关城市的兴衰。
广州处于中国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域。它以世界眼光张扬着自己的区位比较优势，经过三十年的奋力拼搏，在中国的南粤大地崛起了两个经济高地。一个与昔日老广州不可同日而语的全新广州，一个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产业圈。
尤其令国人振奋的是，近二十年间中国东部崛起了以上海、杭州、南京、宁波为骨干的长江三角洲产业圈。其区域间的各城市各自找准自己的战略定位，并且相互互动融入整个产业圈，同心协力打造产业圈完整的经济链，由此引发了世人尤其是城市决策者和经济学家的反思。如中心城市及其区域的均衡发展，中心城市与产业圈其他城市的分工与合作。这些协调、协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充分显示了区位优势发挥所产生的整体经济规模效应与优势产业聚集效应。同时向世人展现了比较优势的发挥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长远效应。
2007年底，武汉城市圈获批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按照相关的发展规划，武汉城市圈内的各个城市将依据合理的产业分工，来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首先是按照产业层级分工，武汉主要发展体现中心城市功能的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周边8市积极承接武汉产业转移；其次是实行产业内部和上下游配套分工，大力发展城市圈的产业链，如周边城市围绕武汉的汽车、钢铁、石化等支柱产业发展配套产品；再者是按照产业发展功能进行分工，大力发展武汉和周边地区“前店后厂”的模式，鼓励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集团将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营销中心放到武汉，把生产加工基地放到周边，使武汉城市功能完备和周边加工成本低的两大优势能在企业内部高度结合。
继续提升开放程度
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快城市的国际化进程，是副省级城市争取更大发展空间的战略选择。在近年的发展战略中，深圳、大连、青岛、宁波、沈阳、哈尔滨、厦门、成都等多个城市都高调提出继续推进新阶段对外开放的战略设想。
当然，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国际化的侧重点也应有所区别。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市的国际化发展应主要以加快引进国外先进企业(包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为重点。
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城市，在继续加大对外资引进的同时，更要扶持和鼓励本地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要注重通过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或收购海外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以及合作研发等多种途径，提高企业获取产业核心能力的效率，提高本国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大连市提出建设大大连的宏伟目标，展现提升开放度的多项重大举措。其一，在更大范围、更大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其举全市之力，全面发展软件业的举措就是佐证之一。其二，全方位吸引世界500强企业在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城市基础设施、现代服务业等诸多领域前往大连投资创业，其面向日本、韩国和欧美的软件出口产业带的战略构思正一步步在实施之中。其三，以港口群的建设为基点，广招世界各国客商，大力发展临港工业与现代物流产业。
厦门市则充分利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有利地位，全力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以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为重点，继续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实施科技兴贸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在加强与台湾的经贸合作中，强化对台湾经贸交流基地地位，扩大与香港、澳门地区的交流。
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先行者和受益者，现有副省级城市提升新阶段开放度的举措，可谓中国未来走向全方位开放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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