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拖欠农民工工资已成为社会痼疾，而农民工为讨要工钱采取所谓过激的行为已是屡见不鲜，在求助政府相关部门仍然未果之后便有跳楼、自焚、犯罪等失去理智的行为。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不违法就讨不到工钱”。我们一面遵纪守法、辛勤劳作一面却不得不采取违法手段保护自身权益，这种近似扭曲的社会现象背后到底有着怎样复杂的因素？是什么逼着农民工们铤而走险？且看违法讨薪背后的原因解析。
日前，郑州市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举行大型援助农民工公益活动，然而上百农民工却堵路讨薪，致郑州主干道交通堵塞，车辆排起长龙。一农民工代表称，知道堵路是违法行为，但不违法不行，不违法要不到钱。(见2月3日《河南商报》)
越来越恶化的底层社会生态，逼迫着农民工顾不得法律规范，甚至也不惧法律制裁。同一天的新闻，在广州，30余名农民工为讨回70多万元工资，爬上一幢高层建筑顶楼上演“跳楼秀”。需知，广州在2008年即已明确，对以“跳楼秀”的方式故意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将依法作出治安拘留处罚，严重的要劳动教养。但是，处罚并没有阻止住越来越多、越来越规模化的“跳楼秀”。
从个体来讲，他们或许在讨薪过程中已经无路可走；从生存生态上看，公共政策往往只满足于底层“不出事”，其他之于底层群体的维护权益、维护尊严的政策，要么悬空着，要么隔膜着，农民工唯一可拿来置换既有工资的资本，就是自己身体的“行为秀”。是故，跳楼、堵路，农民工不吝于复制，因为恶化的生存生态让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农民工也不惮于法律，因为在他们的生存生态中，法律很少管用，工资才是维持生计的主要寄望。
我们当然可以割裂地看，从堵路、跳楼所导致的交通“肠梗塞”推导出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但是，正如孙立平先生的分析：事实上，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全过程。这样看，处于底层的农民工堵路、跳楼，并不是他们本身天然具有道德缺陷，而是底层之上的沦陷加剧了他们的沦陷——底层之上无视公平正义、道义良知；他们无以抵御这种蛮缠，却可以更进一步地去破坏法制、浪费公共资源。
由是观之，所谓公共资源浪费，实质上是在为道义良知的沦陷买单，而不是浪费的成本够不够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只有遏制住底层之上的沦陷，根本改善底层群体的生存生态，才能减少公共资源的浪费，否则，即使法律的震慑，也很难阻止农民工走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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