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度过了危机中最困难的一年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内部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迫使中国开始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动真格”。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认为，中国已经迈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水区”，其成败直接关系到调结构的大计。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从“保增长”到“调结构”，其中最大难点和突破点在于政府要“下决心冲破传统阻力，出台体制改革措施”。
2009年岁末，亲身经历了中国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的50位国内经济学家，在一项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问题的问卷调查中，选择的前五位都是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收入差距过大、垄断行业扭曲资源配置、消费需求不足、权力缺乏监督、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从前都是先解决一些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也不太容易伤及既得利益集团。再往下走，必然要对现有的利益格局进行较大的调整，难度要大得多。”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说。
他指出前几年的国企收入分红试点虽然是一次突破，但在分配面和比例上都很有限，国有资源收益并没有转移到老百姓手中，让全体人民受益。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部长张小济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绕不开垄断行业改革这道坎。
“政府过多干预市场资源配置必将导致效率低下，威胁公平竞争。金融危机时政府的救市措施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危机过后经济要恢复再平衡，市场自身的作用才是主导。”张小济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胡锦涛总书记近日讲话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
打破垄断的重要一环是资源要素的改革。庄健认为要素价格的改革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时候”。
“劳动力工资、能源价格、资金成本被人为压低，这还是一种粗放的发展方式。这个问题不解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一句空话。”庄健说。
对于资源价格改革可能助推通胀预期，庄健认为，如果现在不改革，随着经济的回升改革的难度会更大。况且改革不一定就要提价，应当让市场发挥主导，建立有弹性的价格机制。
代表和委员们还指出，城乡二元制结构固化甚至加剧城乡差距，对人、财、物流动形成牵制。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大水平。去年城乡收入比为3.33：1，较2007年的3.32：1和2008年的3.31：1扩大。
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是来自广东佛山的一位农民工。她说：“人们不能只从口头上关心农民工，而要真正让他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险、住房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这需要各级政府在财政体制上做出相应保障，需要企业负起责任，从机制上落实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就业权利。”
庄健认为，只局限于现在的进展，过分强调困难是不行的。随着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短缺将会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他建议政府制定一个时间表，只有让“农民工”这个词消失，才能真正实现城镇化。
代表和委员们指出，调整收入分配是体制改革的另一个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陈舒说，“调整收入分配”表面看是经济问题，深层次看是体制问题，涉及各个阶层的利益再分配，敏感复杂，阻力较大。
“这需要在很多层面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加大力度消除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弊端。”陈舒说。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明珠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既涉及政府的调控措施，也涉及劳动者的收入比重和企业发展的需要，需要均衡考虑。
“在我看来，中国的企业应当形成收入分配责任观念，企业经营者在这一方面应当有自律精神，除了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经营管理和分配财富外，还应该主动为广大劳动者谋福利。从政府角度来说，以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为基础、形成劳动者收入合理平稳提高的机制，也是当前的一个重要改革方向。”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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