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请他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居民消费提升、城镇化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辜胜阻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要抓准“牛鼻子”。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点是“扩大消费，有效启动内需，改变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地位”。
记者：2009年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今年，却是最复杂的一年。您认为，在这个关键节点上，我国未来三十年的可持续性发展，出路在哪里？
辜胜阻：“回顾2009，保增长成绩辉煌；展望2010，调结构任重道远”。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依靠政府投资和政策推动，在多种困难中实现了经济增长“V”字型反转。但同时应当看到，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转向“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创新驱动、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
这包括：一要改变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失衡，构建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从外需依赖转向内需主导，克服外需依赖型经济的脆弱性和风险性，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二要改变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构建消费支撑型发展模式。投资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才是最终需求，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扩大居民消费、破除经济增长中的消费短板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三要改变财富分配的过度失衡状况，构建均衡共享型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增长较快，但是财富分配结构并不合理，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等不断扩大，所以我们要构建均衡共享型发展模式，让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并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四要改变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所形成的市场比较优势的局面，构建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
记者：中国的经济要转向“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其转型的关键是什么呢？
辜胜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要抓准“牛鼻子”。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点是“扩大消费，有效启动内需，改变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地位”。
具体来说：一要创新城镇化机制，把城镇化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要以城镇化为依托，统筹城乡发展，扩大居民消费。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是未来引爆内需支撑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主题。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要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引擎，让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安居梦、创业梦和城市梦三大梦想。
二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确立均衡共享模式，提升居民消费能力。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政策，构建“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工资协商机制、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和最低工资制度，完善有利于政府重视居民收入提高的政绩考核体系。
三要优化创业致富的环境，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让更多就业者变成创业者。
四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公共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和消费型服务业，培育更多的具有高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群体。
五要创新金融服务，发展消费信贷，放大消费需求，培育新型消费文化，完善消费引导机制。
六要加大政府对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投资，建设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稳定房价，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防止购房支出对其他消费支出的过度挤占。
七要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拓宽消费领域，重视完善居民消费环境。
记者：您提到城镇化是提升居民消费的重要举措之一，那您认为当前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战略重点和路径选择是什么？
辜胜阻：放开中小城市户籍与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城镇化和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户籍制度改革要立足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进行。当前，要对不同类型城市的户籍分类放开。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在中等城市，应该积极地放开户籍，小城市更是完全可以放开，县城则要“敞开城门”。在农民工市民化上，要对农民工进行分类指导。让那些完全市民化或城市归属意愿强烈或有正规和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率先在所在城市市民化；让回流性强的、一般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县城市民化。要积极应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推进进城农民工与市民的平权，逐步消除依附于户籍制度的公共服务待遇差别，加快城镇新老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农民工实现“城市梦”。
在路径选择上，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要因地制宜，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采取不同的区域城镇化模式。对于东部地区，可以采取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城市化策略，实行组团式的城市结构，通过大都市的辐射能力，直接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对于中西部地区，通过据点式城镇化，在中西部把县城建成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中小城市，具体设想是，在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县把现在的城关镇发展30-50万人中等城市，在50-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20-30万人的中小城市，在50万人口以下的小县把县城做大。
记者：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得益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那么，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还面临着哪些体制性障碍？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
辜胜阻：当前推进城镇化的发展，关键就是要让农民从农村“走得出去”，在城市“安得下来”。除了户籍制度改革外，还需要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城镇化筹资机制的建设等一系列制度创新来实现。
一要探讨土地融资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解决进城农民和创业农民工的资金问题。当前，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稳步推进土地使用权抵押，同时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积极推进农民贷款保险制度以及科学的土地评估体系的建立，加强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及服务。
二要创新城镇化建设筹资机制，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用好政府发动型和民间发动型的两种城镇化机制。要创新投资模式，建立和完善公共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新机制。要创新城镇化建设筹资渠道，发行城镇化建设债券、建立城市发展建设基金。
三要推进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把对城镇化的财政投入作为未来经济刺激计划的重点。一方面积极推行“扁平化”的财政体制改革，促进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的匹配。另一方面加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金融机构以及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力度，并积极推进金融部门的金融工具创新，在民间借贷比较普遍的地区，可组建区域性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社区银行等，启动民间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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