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低通胀”这几个字，很可能会再度用来形容刚过去的201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形势。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一季度经济增速继续回升，经济回升向好势头更加巩固，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可能高达11.9%左右，3月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或走低至2.4%，一季度整体CPI增幅则在2.2%左右。15日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
高增长的形势会强化市场的紧缩预期，但CPI增幅依然在3%的控制范围内，意味着加息等调控政策或许不会很快到来。
对于后续政策，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坚持把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并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摆到突出位置，着力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我们将中国央行首次加息时间的预期，从今年3月推迟至今年5月。”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对记者指出。另有政府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加息可能要到今年三季度。
高增长？
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一季度经济快速增长较大程度上还是政策刺激的结果，也有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原因。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经济回升向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矛盾和困难，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在显现。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一季度经济增速达到11.9%，将意味着经济走势“的确强劲”，而并非因为去年一季度低基数的原因，因为环比增长也非常高。2009年一季度GDP增长只有6.1%，后来调整到6.2%。
前述官员对记者指出，目前我国官方统计部门还未推出GDP环比统计，各部门有测算但稍有些差异。如果一季度GDP增速达到11.9%，初步测算，经过季节调整之后，一季度GDP环比增速也将达到14%左右。2009年四季度GDP同比增幅为10.7%。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指出，一季度两位数的经济增速，3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的强劲反弹，单月贸易逆差的出现，珠三角等地民间拆借利率的飙升，以及“民工荒”的蔓延，众多信号似乎都在昭示经济热度较高。
在继续高增长的投资和稳定增长的消费之外，出口的高速增长被认为是经济复苏的最强劲动力。今年一季度进出口累计同比增长44.1%，其中出口同比增长28.7%，已经基本恢复至危机之前水平。
从二季度展望来看，前述官员对记者指出，在出口方面，由于美国“补库存”复苏延续，二季度出口会更快增长；在投资方面，虽然一季度信贷总量比去年少，但是中长期贷款增长达到2.4万亿元，比去年一季度的1.6万亿元高出不少，中长期信贷的持续增长意味着投资增速会持续。
低通胀？
3月份预计2.4%左右的CPI增幅，相比2月份稍有回落。今年2月，CPI单月增长高达2.7%，大幅高出市场预期，引发了紧缩预期。但关键在于，3月份稍有回落的CPI能否缓和市场的通胀预期。
1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指出，目前一些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在显现，强化了通胀预期，特别是部分城市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的问题比较突出。
目前很多市场机构均预期CPI增幅将在二、三季度超出3%的预期控制目标。中金公司甚至预期，如果不采取措施，全年CPI增长有望达到4%。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家春对记者指出，翘尾因素之外，今年CPI将主要受到农产品和猪肉价格走势影响，而今年2月份我国生猪存量降低到4.43亿头，这是2008年底以来的最低值，将加重未来生猪和猪肉价格上涨压力。另外，湄公河低水位对越南、泰国等稻米产区的影响也将推高全球农产品价格。
实际上，一季度2.2%的CPI增长并不意味着全年通胀调控压力减轻。根据央行数据，一季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依然高达22.5%，超出当季GDP和CPI之和达8.4个百分点，货币发行依然大幅高出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本身。一季度外汇占款增加7478亿元，同比增长78％，也显示出流动性形势依然严峻。
加息预期推迟？
高增长甚至有些过热的氛围，会让市场的紧缩政策预期持续，而当前较低的通胀水平则在延缓市场的加息预期。
从国务院常务会议来看，对物价的调控政策方向依然是价格政策。指出要搞好市场调节，保障市场供应。强化价格监督检查，遏制和严厉打击串通涨价、价格垄断等行为。加强商品供求监测、信息发布和价格政策宣传解读工作。
前述政府官员对记者指出：“如果CPI增幅没有连续超过3%的控制线，出台加息政策会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当前发达国家依然处于低利率环境之下。”野村证券孙明春也推迟了对中国央行首次加息时间的预期，从今年3月推迟至今年5月。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对记者指出，一季度经济增长强劲，经济增长出现偏快的迹象，因此，二季度货币政策将继续收缩。在具体紧缩政策上，诸建芳预期，央行可能会继续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窗口指导也将加强。
在紧缩政策预期上，孙明春还认为，当前中国紧缩政策的核心应该是公共投资收紧，从而避免对私人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上调项目资本金比例、调控银行业中长期贷款，则成为可以选用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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