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封顶的北川新县城安居工程（2月1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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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对口援建北川新县城的40万平方米安居房项目即将让北川的受灾群众实现“住有所居”。该项目包括154个单体，3000余套安居房，总投资达8亿多元，目前已全部实现主体封顶，所有安居房主体工程都已通过了质检部门的验收检查，将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预计5月1日前竣工交付使用。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 摄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到两年时间，四川地震灾区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片片曾是废墟的土地上，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学校书声琅琅，车间机器轰鸣。
今天，当我们重新走过那些曾经令我们心酸流泪的重灾区时，我们不禁被一个又一个重建奇迹震撼了。奇迹的背后，昭示着什么呢？
重建奇迹：当惊世界殊
噩梦依稀。2008年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伤痛：上千万间房屋倒塌损毁，6．9万人不幸遇难，到处是断裂的道路、桥梁，经济损失高达2万多亿元。
在最初的生命救援结束后，面对几乎无处不在的帐篷、板房，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中国面前。千余万无家可归的群众在问：我们什么时候才有房子住？几十万中小学生在问：我们何时才能回到学校上课？数千家企业在问，我们如何才能恢复生产？
世界也在问：这么严重的破坏，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恢复，5年？10年？
前来考察的胡锦涛总书记，站在废墟上对灾区对全国也是对全世界庄严宣示：“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具有这样的动员力和执行力。中央一声令下，中国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灾后援建行动。19个省市组成的10万援建大军迅速奔赴四川、甘肃、陕西的19个重灾县，摆开了19个战场。几千万灾区干部群众擦干眼泪，从废墟上顽强地站起来，与援建者一起，携手重建新家园。
你能想到吗，去年秋季，重建的2960所中小学校三分之二已竣工，一多半中小学生已经回到新学校上课。今年元旦前，需要重建住房的120多万户农民99．8％已入住新房。截至去年底，四川灾区纳入国家重建整体规划的项目已开工27000多个，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已竣工；完成投资5500多亿元，超过概算投资的六成；城镇住房重建已开工25万套，六成以上已竣工。灾区工业企业已基本全部恢复生产，一些企业产值超过了震前水平。
重建，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恢复，更是承载梦想的实验场，是重建者们大显身手的舞台。
曾是满目疮痍的100多个重灾乡镇，转眼间大多变成了美丽的田园小镇，一步跨越10年、20年。
在青城后山大山坳里，震前污染严重的水磨镇，如今变成了一个羌族风情浓郁、美丽如画的“小丽江”；漫步在苏州园林风格的绵竹市孝德镇，宛如置身江南水乡；走进高山峡谷里的汶川县城，残破的城市“大变脸”，让人不禁产生时空倒错之感。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在这里，矗立起的不仅仅是建筑，还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上海的一位援建者说，在我眼里，每一幢新建筑，都是一面飘扬的国旗！
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祖国是个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办大事、难事。
对口支援，这是中国才有的奇观。
2008年6月13日，中央作出对口支援决策后，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援建者怀着对灾区人民的深情，背负着神圣的国家使命，像军人一样纷纷奔赴灾后重建的战场。在这支大军里，有建设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八大主力”，有建设上海世博会的“王牌军”，有曾参加唐山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特级建设企业……19个省市的援建大军中，英才汇聚，院士、博士、硕士数以千计，许多都是百里挑一、经验丰富的优秀管理和技术人才，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援建阵容。
这些援建者不畏万难、忘我工作，告慰逝去的生命，为生者点燃希望。
在19个援建省市中，上海承担的都江堰重建是实物工作量最大的，总计要完成80亿元的投资，总建筑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在两年时间里，怎么才能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只有苦干。他们提出“白加黑”“5＋2”“夜总会”工作法，就是白天晚上都工作，每周工作7天，白天下工地、夜里开总结会。上海援建总指挥薛潮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每天多干两小时，孩子就可以早一个学期进学校，群众就可以早两个月住进新居。”
在震中汶川县绵虒镇，来自珠海的工程专家张彤被称为“拼命三郎”，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他在援建中骨折动手术，右小腿里夹着一块钢板，仍然每天拄着拐杖下工地。记者采访他时，他的脚踝还因钢板螺丝摩擦在流血。张彤说：“不站在这里，不亲眼看到这里的一切，我们永远无法想象，这些年来，西部人民付出了怎样的牺牲。我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援建，更是实践共同富裕的理想。现在东部先富起来了，支援西部是我们的责任。”
一年多来，记者采访时走遍各个灾区，各方援建者的真心真情，让记者深深感动。
为北川县城居民建设安置楼时，山东援建组最初只规划建设114幢、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的“清水房”。可是当总指挥徐振溪了解到许多群众拿不出装修钱，如果借钱装修10年都还不清欠款时，便毅然决定把5000多户的“清水房”全部装修好后再交房，让所有居民拿到钥匙就能入住。
烟台援建总指挥贺业增忘不了在北川漩坪乡山路上看到的一幕：那是一个雨天，乡小学的孩子们要走几十里的山路去临时学校上学。家里条件好点的，给孩子租辆车，更多的孩子头上披块雨布，在泥泞险峻的山路上艰难前行。
看到这情景，在场的援建者哭了，觉得对不起孩子们。贺业增咬着牙说：“不管条件多艰苦，不管困难有多大，我们一定要让漩坪、白坭的学校早点建起来。”此后，两所学校工地24小时不间断施工。去年4月，白坭小学成为北川县灾后第一个交付使用的小学。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援建者们为灾区想得更多、更深、更远。
青川是灾后余震最多的地区，这里大山连着大山，地质灾害频繁，连建房子的平地都难找，建设工业园区更是无地可用。浙江援建方绞尽脑汁，研究了一个“飞地工业园”的办法，在广元市城区建设“川浙合作产业园”，利税60％划归青川，预计可解决5000多人的就业问题，这是当地老百姓最期盼的事。现在，10家企业已落户此地，签约投资额超过16亿元。
深山峡谷里的小城汶川，人口不到2万，城市还没有整体规划，从来没有污水处理厂。现在，高标准的污水处理厂、医院、学校、体育馆建好了，却有可能管不好。于是，广州援建方从长远着想，又制定了一套“智力援建”计划，通过“双向挂职”的办法，从广州抽调各类管理、技术干部到汶川重要部门挂职，同时从汶川选派干部和技术人员到广州市对口部门挂职学习，帮助汶川培养人才，提高管理城市的水平。一年多时间里，他们还帮助汶川县建立了整套城市建设管理制度，厚厚一大本，有20余万字。
在各方支援的同时，灾区人民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建设家园。
“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一年多来，这两幅出自青川县枣树村村民之手的标语，传遍灾区各个角落，成为灾区干部群众顽强拼搏、建设美好新家园的强大精神动力。靠着这种精神，枣树村在国家户均2万元的补助下，在青川县最早全部建成了永久性住房。如今的枣树村，200多户农家院落家家插着一面五星红旗。他们感恩祖国，也为自己作为一名中国农民感到自豪。
群众路线：在重建中生动实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在恢复重建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震后，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亲临灾区，冒着不断的余震到震中映秀镇、都江堰和北川等地调查，在帐篷里。在板房中，在满是废墟的现场，同灾区群众和各级干部共商重建事宜。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几经反复，一个重大的决策形成了：对口支援，19个省市各拿出地方财政的1％支援19个重灾县，三年完成。不久又根据实际进展作出调整，提出“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
灾区的情况千差万别，19个重灾区，受灾情况不同，自然条件、文化风俗、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尽相同，重建必须因地制宜、百花齐放。所以中央在决策时，只定大目标、大原则，为地方自由发挥留足空间。19个援建省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北川县城在地震中损毁殆尽，是唯一一个需要异地重建的县城。负责援建的山东省做了一宏伟的规划，要在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重建一座集居住、产业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县城，目标是打造一个世界水准的模范小城。
都江堰市震后是一个“站立着的废墟”，急需重建的是学校、医院、自来水厂等公共服务设施，上海援建方把这些工程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同时结合当地农村的特点，协助当地农民打造了10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并为其产品进入上海大市场开辟了“特别通道”。
广东省负责援建汶川县，他们把目标任务再分解，13个市分别援建13个重灾乡镇，至于各市如何建，省里只确定大原则，“规定动作”是统一的，“自选动作”各市不同。
在重建中，各方援建者和当地党委政府都把“一切让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最高标准。
2009年3月，广州市援建汶川工作组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他们邀请世界著名专家设计的11套汶川体育馆建筑方案，竟然没有一个能让当地群众满意的。
疑惑之下，援建组没有贸然开工建设，而是专门成立了民意调查小分队，挨家挨户地走访、征询意见。原来，汶川县是一个藏族和羌族群众的聚居区，人们对藏羌民族特色怀有深厚的感情，认为专家设计的方案好是好，却少了点“民族味儿”。
援建组恍然大悟，立刻请来民族建筑设计专家帮助修改新方案。当第12套既时尚现代又独具民族特色的方案公示后，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一片赞扬。如今，这座洋溢着浓郁民族风情的体育馆已矗立于滔滔的岷江河畔，高低起伏的白色屋顶如同洁白的哈达随风舞动，条块相间的红色图案如同美丽的羌红传递着幸福与欢乐。
重建成不成功，要看群众满不满意；出现矛盾纠纷，也靠群众解决。
距震中映秀仅一山之隔的汶川县银杏乡，在地震中损失惨重，绝大部分房屋损毁倒塌。村里有8户农民的住房损坏较轻，通过维修加固仍可使用，于是他们分别领取了三千至五千元不等的维修补贴。然而，他们后来发现重建户可以领到近2万元的补贴时，觉得不公平。当地党委、政府多次做工作，效果甚微。最后，乡里启动了该村“一事一议”程序，召集全村人投票，结果其他村民都不支持给他们增加补贴。在群众意志面前，这几户农民无话可说。
气壮山河的灾后重建，显示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们看到，从普通灾区群众到各地援建者，每个人都在充分、自由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这无数的涓滴之力，最终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力量。
科学发展观：创造重建奇迹的“法宝”
震后不久，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全党展开。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科学重建”，“要把灾后重建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扶贫开发紧密结合起来，与主体功能区建设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紧密结合起来，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紧密结合起来，与促进灾区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并不断改善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个论断，化作千百万人的实践。
震后，最让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头痛的是重建缺钱。全市12万户农民受灾，近8万户房屋倒塌或损毁，需要重建资金100多亿元。这对县级（市）的财政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农民自身也无力承担。
钱从哪里来？只有改革。刘俊林算了一笔账：如果把散居农户变为集中居住，全市就可以节约集体建设用地约6万亩。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户的宅基地流通变现，就可以“变”出一笔巨资，解决住房重建难题。
农民王全成了改革的第一批受益者之一。他拿出400余平方米宅基地的一半，与“城里人”张先生联建，由张先生负责出资建两幢楼房，两人各得一幢。王全没掏一分现钱，就得到了一套238平方米的新楼房。
借助这项改革，都江堰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集中居住模式，村庄的美丽和现代化，超过许多城市住宅小区，成为当地农民新生活的梦想之地。现在，这样的居住小区已建起60多个，还有140多个正在建设中。
以人为本，为群众雪中送炭，成了灾后重建中各方援建者不约而同的行动。
重建过程中，浙江援建方发现，青川还有数万人喝不上干净水，部分山区百姓甚至没水喝。浙江决定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拿出3亿多元“埋入”地下，投到“看不见”的安全饮水工程上，彻底解决了当地群众的饮水难问题。新建什邡市人民医院时，北京援建者发现，按最初设计，有700多万元钱要花在门面装修上。指挥部的同志心疼了，坚决地把这笔钱“扣”了下来，改用到更需要的学校建设上。
廉洁援建也是19个援建省市一致的追求。800多亿元的各地援建资金，两年内花完。这么多钱，怎么保证花得合理、不被贪污挪用？上海建立了三级监管体制，所有援建资金全部通过银行划转，一分钱也不经过个人之手，预算安排和实施情况全部在网上公布，每一笔钱，人们都可以随时查询。北京把负责奥运场馆的审计师请来，为重建资金“把大门”。他们对每一笔资金实行全程审计，每一笔支出、每一个环节，都有审计人员站在旁边监督，他们戏称这是“旁站式审计”。
借鉴中国和世界上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提升科学重建的水准，是建设者们共同的追求。
远在唐朝就有的羌寨——汶川县水磨镇，曾是大诗人苏轼和大画家张大千笔下的“世外桃源”。然而，震后的废墟和严重的工业污染，使这个“美女”饱受劫难。广东佛山援建组组长刘宏葆在深入了解这里的人文地理后，对自己的工作定下这样的目标：打造“人类灾后重建的典范”。中国的、日本的、瑞士的、不丹的……世界有名的山水小镇都启发着他和同事们的构思灵感。为了使镇中新建的寿溪湖既能保持水的灵性美丽，又能经得住暴雨、山洪、泥石流的冲击和泥沙的淤积，他们几次去都江堰，学习古人治水的智慧。最后，他们请来了为葛洲坝做设计的四川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人员搞流水模型。今年初，当这个如诗如画又有着羌族风情的“小丽江”初露芳容时，她的美丽让来访者惊叹不已。
当记者与创造这些重建奇迹的人们交谈时，一种敬意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改革开放30多年，造就了一大批有理想、有纪律、有知识同时也是思想解放、有创造力的中国公民。这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特殊课堂：理想信念坚定不移
对于参加灾区重建的千千万万名共产党员来说，灾区是一所“特殊的党校”。
2008年“七一”前夜，十几名素不相识的共产党员，聚在成都一家破旧的宾馆里，召开上海援建都江堰工作组的第一次会议——党组织民主生活会。
会议内容只有一个：我们为什么而来？大家很快形成共识：我们是捧着一颗爱心而来，抱着一个信念而来，带着一份责任而来。投身灾后重建，是为灾区人民排忧解难，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共产党人的道德追求。
凭着这种信念，他们的援建工作让灾区人民高度满意。当总指挥薛潮在都江堰市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汇报时，众多的代表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
余震威胁，水土不服，夜以继日地工作……灾区援建工作异常艰苦，很多共产党员就是靠着坚定的信仰，始终如一地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
大山深处的北川县白坭乡，地震后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这里气候湿冷，让烟台援建副总指挥张耀征患上了关节炎，晚上只能裹着护膝在酸痛中入睡，白天就靠方便面充饥。
张耀征很庆幸，自己来之前在电脑里拷了一部电视连续剧——《长征》。在白坭乡援建的艰苦日月里，看《长征》成了他的精神食粮。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张耀征说，“长征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援建的这片土地上。这里的山山水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那段最艰苦，也是最伟大的历程。没有坚定的信仰和巨大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援建者，我要对得起先辈们洒在这里的鲜血。”
这种信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北川之前，张县国没想过入党。来北川不到半年，这名潍坊三建集团的工人就想入党了。
“以前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入不入党没啥概念。”张县国坦言，是抗震救灾改变了自己，“大地震时，我在家里从电视上看到，在最危险的地方、最紧急的时候，冲在第一线的都是党员。来到北川后也是这样，这么艰苦的环境，冲在最前面的也是党员。这些人哪个没有妻儿老小，可再苦再难，他们都扛着。我不知不觉地被他们吸引了。”
今年元旦前，张县国终于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他说：“我都48岁了，入党啥也不图，就是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援建不仅仅是艰苦，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提起北川新县城的建设，人们永远会记住一个名字：崔学选。他是山东潍坊市原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也是北川新县城建设组第一任组长。
2008年5月，到北川不久，崔学选身体就出了问题，先是腹泻，渐渐地不断发烧，体力不支，头晕目眩，走路时脚像踩棉花，要吃下平常剂量两倍的药，但他一直咬牙坚持。北川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吃不上热饭、喝不上开水、洗不上热水澡，崔学选又黑又瘦，嘴上生疮，脚上起泡，腿肚子肿得一按一个坑。同事劝他回山东看病，崔学选左推右拖，就是不肯走——北川两万多群众还等他建新房子呢！
2008年9月6日晚，崔学选倒下了。人们用担架把他抬上飞机。医院诊断：结肠癌晚期。妻子宋伟从潍坊赶来，此刻她已经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黑瘦憔悴，走时75公斤的体重，只剩下了50公斤不到。主治医生叹息地对宋伟说：“太可惜了，晚来了一个月……”
弥留之际，崔学选仍喃喃地对守在身边的84岁的老母亲说：“妈妈，等我病好了，我陪你去看一看新北川。”
2009年7月，这位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为人民利益奋斗终生的誓言。
距离震中只有27公里的宝兴县硗碛乡，是75年前红军翻越夹金山大雪山的起点。红军长征纪念碑耸立在这里。在汶川大地震中，硗碛乡也遭受重创，近四成的房屋毁损。
在四川省轻灾地区对口支援重灾区的部署中，邓小平同志的家乡广安市援建硗碛乡。市委书记王建军亲自带领援建队伍赶到硗碛，像当年红军一样，踏遍每一个村庄，挨家挨户地走访藏族同胞，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急需。在广安的援建下，今年元旦前，农房、学校、医院、道路等30个项目全部完工。
回忆援建的日子，王建军很动情：“援建硗碛有特殊的意义。当年国民党追剿红军，追到这里就不追了，在他们看来，这里是藏族聚居区，前面又是海拔四五千米的夹金山大雪山，红军逃不出这个死亡之地。但是，红军帮助藏族老乡挑水、打柴、修房子，很快被藏族同胞视为朋友和亲人。在藏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成功翻越大雪山，走出了死亡之地。今天，我们搞改革搞开放，不能丢了传统。我们仍然要像当年一样，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鱼不离开水，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灾后重建这所“特殊党校”里，我们看到，时代在变，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信仰没有变。为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今天的共产党人依然像75年前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长征的路上，不断创造新的奇迹，从胜利走向胜利。（参与采写记者杨三军、侯大伟、江毅、叶建平、陈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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