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年“预热”，中国赴德投资在2010年驶入加速道。从危机中强劲复苏的德国市场，集人才、技术、区位等优势于一身，愈发成为中国企业布局欧洲的“战略高地”。
总部位于柏林的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向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去年，中国直接投资项目已是2009年的6倍。
对在德国从事并购咨询的律师赵辉而言，过去的一年着实忙碌。他告诉记者：“2009年以前，我们一年也就接手一两个来自中国的并购项目，而如今我们正在做的就有五六个。”
中资一路上扬
去年1月至10月，在商务部门备案的中国在德新增直接投资约为1.47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在2009年全年只有1.2亿美元。
“近三年来，我们明显感觉到，中国对德国的直接投资步伐在加快。2009年，我们有时甚至会在一个星期内接待多个中国代表团。他们到访的目的只有一个——寻找赴德投资的机会，考察德国的市场环境，”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首席行政官普法费尔说。
这位多年致力于中德经贸往来的德国官员告诉记者，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在德国每年只有4到7个直接投资项目。2008年是个“转折点”，有21个项目付诸实施。“而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一下就翻了两倍”。
同样在2009年，中国在德国的“绿地投资”项目为65个。“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多，但如果我告诉你，它在当年所有国家对德同类项目中排名第二，你便会明白它的分量。”普法费尔介绍说。所谓绿地投资，是指外国公司在东道国按照当地法律建立企业或分公司，而并非通过并购手段进入海外市场。
作为德国诺尔律师事务所并购专业律师，赵辉常年身处资本运作一线，感受或许更加直观。他说，以前中国企业在德单笔并购案金额最多不过三四千万欧元。而在2010年，“已有几个案子过了亿”。
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署长瓦斯娜女士说，在德国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吸引外资最多的北威州，迄今已有超过700家中国企业选择在这里落户。而这一数字在2003年，还只有100家左右。
在德国，北威州素有“经济心脏”之称，这里包括了杜塞尔多夫、多特蒙德、科隆等工商业重镇，也是著名的鲁尔工业区所在地。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现在每年到北威州投资的中国企业数量稳定在40到45家左右。去年，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相继在这里设立分行，充分表示出对北威州中资企业长远发展的信心。”瓦斯娜说。
德国杜塞尔多夫工商会副会长埃申鲍默告诉记者，过去五年间，进驻杜塞尔多夫的中国企业增加了约300家。现在包括五矿、中兴、武钢等大型企业都在杜塞设立了分支机构。
“这是一个迅猛的增长，出乎所有人预料。以前我们常和日本、韩国的企业家打交道，而现在，又增加了中国。”他感慨道。
据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提供的数字，眼下约有1300多家中国企业在德国建立公司或办事处。去年1月至10月，在商务部门备案的中国在德新增直接投资约为1.47亿美元，而这一数字在2009年全年只有1.2亿美元。
“中国企业对于进入德国愈发显得信心十足，而德国也正成为中国企业家眼中最具吸引力的欧洲投资地。”普法费尔说。
瞄准“德国制造”
“我们在全球主要的竞争对手都是德国企业，这里有最高水平的监管要求。如果能在德国成功，你就有能力扩展到其它市场。”
增长的不只是数字。近5年间，投资德国的中国企业完成了一次转身，实现了从过去单纯从事进出口贸易向进入德国优势产业和主要经济功能区的“双重拓展”。
从上世纪80年代一批国企在德国汉堡设立代表处算起，中国企业在德国已走过近30个春秋。而其中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企业的在德业务几乎清一色的是进出口贸易和远洋运输。
而如今，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华为、宝钢、上工申贝、三一重工等领军企业陆续通过并购或者建厂等方式，进入德国工业经济的核心地带。他们的目光，不再局限于德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异常完善的基础设施，而是更多地瞄向“德国制造”这一世界标签以及它背后一整套研发、生产和管理体系。
“现在到德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已远远超过简单的贸易范畴。”赵辉说，“中国企业正在努力进入机械制造、化工医药、信息技术等这些德国最具优势和活力的行业，对它们而言，贸易已不是第一目的，中国资本流向因此在近几年出现转移。”
科隆经济促进局副局长约瑟波维奇对此也深有感触：“过去，汉堡港毫无争议地是中国企业在德国的商业中心。如今，这个中心出现了转移，现在是莱茵河地区。”杜塞尔多夫、科隆、杜伊斯堡、法兰克福……在这些德国传统工业城市和金融名城里，人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身影。
据中国驻德大使馆经商处介绍，千余家中国企业在德国大抵呈现一种非典型的“品”字形格局：北部汉堡州地区聚集约700家中国企业，以远洋贸易为主。在德国西部工业发达地区的北威州、黑森州和巴登-符腾堡州，中国企业数量增长很快，主要从事汽车和机械制造、信息科技和金融服务业等。
“品”字的第三个“口”位于以慕尼黑为代表的巴伐利亚州，不过它的规模较小，约有50多家中国公司，以从事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者居多。
2010年12月中旬，德国贝德堡市工业园内，中国机械业巨头三一重工用德国最传统的方式举行厂房封顶仪式。主持人站在高处，将一只香槟杯从厂房屋顶扔下，一声脆响，引起众人的掌声和祝福。
两年前，三一重工与当地政府签署协议，计划在贝德堡投资1亿欧元，建设一个占地375亩的欧洲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封顶仪式后，这个三一德国产业园将在今年正式投产。
“若问我们为什么选中德国，简单地讲，因为这里是最难做的。”三一重工副总裁兼德国(欧洲)公司董事长贺东东说，“我们在全球主要的竞争对手都是德国企业，这里有最高水平的监管要求。如果能在德国成功，你就有能力扩展到其它市场。”
贺东东表示，三一投资德国大致出于3种考虑：首先，德国拥有大批顶尖的工程机械和管理人才，职业操守、专业水准全球公认；其次，德国制造业在质量控制、可靠性上颇有心得，三一可在这方面有所收获；再是，三一的许多供应商来自德国，在这里设厂将节省昂贵的物流成本，规避贸易壁垒，同时贴近欧洲市场需求。
对不少投资德国的中国企业来说，三一重工的战略考量颇具代表性。普法费尔认为：“中国企业投资德国，是因为它们不再满足于国内市场，希望结合德国优势，摆脱低成本、低附加值的旧有模式，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同时打通在欧洲的商业渠道，获得属于自己的国际品牌和声誉。”
“中国资本”危与机并存
这种挑战不仅在于“找对人”，更在于赢得人心，获取信任。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德国经济的一大特色是拥有大量且高质的中小型企业和家族企业。它们产品线不长，但高度专一，往往掌握着世界顶尖或者极为关键的技术，被称为德国经济的“真正支柱”。
一些业内人士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德国部分中小企业由于在产品升级、成本控制、市场开拓等环节上出现问题，加之融资环境恶化，于是陷入困局或面临转型换代，因此急需新的出资方或合作方，为中国企业家和投资者提供了难得机遇。
另一方面，为了加大吸引外资，提升就业率，德国政府也陆续出台一些优惠政策。经2008年税收改革后，德国企业的平均税负为29.8%，比先前降低了10个百分点，处于欧洲中等水平。
德国法律还规定，任何企业在德国投资，只要其目的是为德国长期创造就业率，根据公司规模、投资地和投资金额，可以得到投资补助，最多可达到投资额的50%。德国还对设立技术研发中心的外国企业有专门补助。
德国泰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群告诉记者：“德国法律没有明令禁止外国资本进入某些特定领域，只规定一些军民两用技术的相关转让需要获得批准。不过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转让申请被驳回的案例。”
黄群说，德国政界利用欧盟标准或反倾销等手段干扰外国资本进入特定行业的做法“不能说没有”，但相较其他一些国家，德国还是相对自由宽松得多。
在赵辉看来，德国市场最具吸引力之处还是在于它的软环境。他说，德国上下更看重利用内外平等的非歧视性原则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吸引外资。德国严苛的法律体系保证企业可以放心地在德国从事研发和生产，而不用担心成果被其他企业仿制或冒用，从而确保了高端产业的竞争活力。
外部环境总体利好，但中国企业要想在德国站得稳、立得住、叫得响，仍需经过重重考验。“德国一些企业对中国的最大担心不在于所谓技术流失或者其他政治因素，而是你究竟有没有能力管好这个企业，能不能保持它的技术领先性，”黄群说。
贺东东负责三一重工在德国项目已近两年，身边逐渐也聚集起一支由40多名德国人参与的本土化团队。不过，他告诉记者，眼下他最重要的使命仍然是建设团队。“只要把这个完成好，管理就成功了大半，而反过来讲，现在最大的挑战也是在团队上”。
他说，这种挑战不仅在于“找对人”，更在于赢得人心，获取信任。“让德国高端人才心甘情愿为中国打工，这总归是需要跨越的事”。
目的不清心态不正准备不足意识落后
中国投资需警醒“四大软肋”
近几年，中国资本在德国迅猛发展，但细数下来，特别成功的案例“也只有有限的几个”。毕竟，中国企业刚刚起帆远航，在投资规模、国际视野和专业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
德国中央银行去年在一份统计报告中说，中国2008年在德直接投资累计额为5.68亿欧元，位列第28位。与同年荷兰的1091亿欧元和美国的482.8亿欧元相比，差距不止一个数量级。即便是同属亚洲的日本与韩国，这一年对德投资也分别达到140.3亿欧元和37亿欧元。
数量差距固然显著，商业理念和行为模式上的欠缺更需重视。一些中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目的不清、心态不正，准备不足、意识落后，以至水土不服，最终折戟沉沙，留下惨痛教训。
——目标不明。一些中国企业在投资前缺乏明确的目标和规划，只因资金充裕或者不愿错过国内优惠政策而盲目跟风。中国在德律师赵辉认为，如此“为了买而买”，最终很可能购入本不迫切需要的企业或技术，白白消耗自身资源。
——心态不正。虽然金融危机后德国出现并购良机，不过多名咨询专家也指出，中国企业家不能总是抱着“贪便宜”的心态进入德国，以至于总想着“抄底”，或者只收购那些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的“困难户”。
“一个当地德国人都没搞好的企业，你中国企业有多大把握把它扭亏为盈？”赵辉说，“这类公司的造血功能本已不足，不仅人才流失，重新启动还要大笔的后续投入。如果没有详细调研，这种举动无异于‘花钱买风险’。”
——准备不足。缺乏专业、详尽的调查和准备也是不少企业的通病。它们在投资决策前，没有深入了解德国市场、文化和法律环境，没有聘请专业的咨询和律师团队对企业现状和潜力仔细调研，往往导致竞价失败，或者吞下“哑巴亏”，花了与企业实际价值不符的大价钱。
“在德国，稍有规模的公司都有与之常年合作的咨询和律师团队，彼此知根知底，而中国企业大多在并购前临时‘搭班子’，有的甚至认为咨询师和律师无关痛痒，单枪匹马只身前往，结果一谈判就陷入被动，”赵辉说。
他告诉记者：“不少中国企业家对欧洲文化、特别是法律和商业惯例缺乏了解，结果直接影响谈判的质量。一次，一位民企老总来德谈判前专门打电话来，希望先安排他和当地‘市领导’见个面，弄得我哭笑不得。”
——意识落后。德国泰乐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黄群认为，中国和德国企业家在思维逻辑、行为方式上也需要互相适应。“不少中方代表受国内机制限制，遇事只能频繁请示或等待审批，有时一个决策上报后几个星期也没有回音。这在德国经理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低效率”。
“金融危机时期，德国收购标的物一下子增多，而不少中国企业决策拖延，等到准备行动了，许多企业已被其他国家公司买走了，”他说。
黄群指出，一些企业在并购或在德国当地建厂后，缺乏适宜的本土化战略，在生产管理、技术使用和人才选拔上忽视文化差异，或者照搬国内模式，引发内部失和。有的对外国管理层缺少监督与节制，近几年德方高管私占企业资金或参与诈骗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虽然前方挑战重重，但正如赵辉所言：“中国人到德国投资办厂，在历史上还是头一遭。白手起家，总有各种风险，总要磕磕碰碰。”
经过几年实践，中国企业“出海”的大船已不会回头。暂时的挫折和差距均不会阻挡它前行的步伐。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在一份调查报告中预计，下一个10年，中国对德国的直接投资将达到20亿欧元，这意味着将给德国带来约1万个就业岗位。
“中国眼下在德国的投资规模排名还比较靠后，不过，它的上升势头非常强劲，我可以预言，中国不久将爬到对德投资排行榜很高、很高的位置，”普法费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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