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问题是威胁亚洲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波动的关键因素。未来中国的通胀率将长期在5%左右甚至更高一点运行，这个周期大约5年，所有的政策都要建立在通胀预期提高的基础上
亚洲开发银行7月28日发布《亚洲经济监控报告》称，通胀问题是威胁亚洲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波动的关键因素。
中国经济7月13日交出的“十二五”首份半年报也警示了这一风险，上半年GDP和CPI“9.6%+5.4%”的双高组合，使得市场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忧虑缓解，但是对通胀的担忧未减。
主流学界的一种观点是，本轮通胀为成本推动和前期刺激性计划超额货币投放的负作用共同导致的，通胀性质的复杂化，使得通胀已经变成了一个长期压力。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师陈兴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期通胀将导致货币贬值，进而引发外资撤离，严重打击中国资本市场，并将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强烈冲击。
交叉影响
中金公司对CPI走势的最新测算显示，预计7月CPI同比增速为6.0%~6.3%，三季度CPI仍将处于高位，平均位于5.5%以上，四季度在4.5%左右。花旗中国则修正了对全年通胀率的预测值，由5%上调至5.4%，高于政策目标4%~5%的范围。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看来，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将呈现“前高后不低”的态势。
从国际粮食价格来看，2011年6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234点，比5月份上涨1%，比2010年6月高出39%。今年以来，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保持在231点以上，保持高位运行。
另一个备受瞩目的国际因素是美国启动QE3（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继美联储主席伯南克7月13日表示“QE3是美联储必须保留的选项之一”之后，近日美国国会两党的债务上限谈判再次引发市场对美元泛滥的担忧。
刘元春认为，美国刺激经济的重要性要高于反通胀的重要性。预计美联储今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将继续维持数量型宽松，美国经济的宏观政策将出现财政紧缩、货币总体宽松的基本态势以维持缓慢的经济复苏。但下半年的复苏可能导致美联储在年底前小幅加息。
美元弱势趋势延续，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将居高不下，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将面临持续的更为严峻的通胀风险。对于已被通胀利剑刺痛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无疑于雪上加霜。
“假如QE3启动，将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更大的通胀压力，中国控物价任务会更艰巨。”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在流动性宽裕的背景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刚性需求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顺周期特征在国内企业缺乏定价权的背景下进再一步被放大。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涨幅远高于国际市场的涨幅。
中国海关公布的主要商品进口量值数据显示，前5月，铁矿砂及其精矿进口数量同比增长8.1%，但金额增长了59.6%；原油数量同比增长11.3%，但金额增长了45.9%；未锻造的铜及铜材进口数量下降25.3%，但金额仅下降了4.4%。
英国石油（BP）在其《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说，2010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占全球的20.3%，超过了美国19%的占比。
为了打破资源垄断，中国政府开征资源税促使要素价格回归等因素，也将推动通胀长期持续。自2010年6月1日新疆率先实行资源税改革以来，今年油气资源税税率拟由试点时的5%提升为5%~10%，但考虑到通胀压力暂缓实施。如果按国际油价100美元、资源税率10%测算，则每吨原油的资源税可高达500元人民币。这些举措一旦实施，在边际意义上将促使PPI进一步推动CPI的上涨。
此外，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关注，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于判断未来中国经济驱动力至关重要。目前的数据确认了中国至少触及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
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目前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在陈兴动看来，劳动成本上涨与土地、资源、能源价格的上涨相互交叉影响，将通过“工资-物价螺旋”机制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中长期因素。
增长主义
如果说短期通胀压力可以通过收紧货币来缓解，目前市场更多的担忧在于，中国通胀面临长期化的风险。刘元春认为，其根源在于增长主义的发展模式。他指出，中国长期以来一味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增长依赖症”和“投资饥渴症”。这种增长模式带来的高增长和高投资容易导致经济体出现资源紧张、经济过热，引发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另外，以增长为首要目标的宏观调控体系为经济体注入大量流动性，更加剧了通胀压力。
2008年，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投资到新建住宅和基础设施的总投资额达3.25亿元。
这次刺激计划中的许多在建项目，今天仍需投入大量的后续资金，2011年1月~5月，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422760亿元，同比增长16.5%。此外，2011年新一轮大规模政府投资扩张计划并未停息，如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铁道部确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6000亿元；“十二五”规划确定未来5年投资十几万亿来发展7个战略新兴产业；2011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的规划了10年“4万亿”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
同时，来自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的信息显示，“十二五”期间，全国交通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约6.2万亿元，比“十一五”期间总投资略有增长。“十一五”期间，为实现反危机、保增长的目标，全国完成了基本建设投资约4.7万亿元，是“十五”期间的2.5倍。
有分析人士认为，上述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基建投资的冲动，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和地方政府融资居高不下。
在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看来，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就是通胀型经济，货币政策能短期修正和缓和，但是过一段时间还是会有新的通胀形成。
刘煜辉表示，政府主导的投资型经济带来的问题在于，资源错配很严重，如果按照真实项目的回报率来看，投资效率低下，这会造成供给面恶化的状况，最终会演化为未来的通胀压力。
他说，当政府建了大量不符合经济效益的东西时，债务不能靠建成的这些公共设施自身的效率去偿还和利用，政府偿还贷款的方式无非就是加税，加税加剧了供给面的成本，抬高了物价。当税负还不能解决问题，就造成了货币风险，靠印钞票去稀释债务，很多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国外是市场主导资源配置，走的是消费和国民财富增长的内需型经济，而我们的政府则需要一个外生的力量，不断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产生了很多问题。”刘煜辉说。
改革没有时间窗
农行大客户部高级专员何志成指出，未来中国的通胀率将长期在5%左右甚至更高一点运行，这个周期大约5年，应对通胀长期化要对高通胀有明确的预期，所有的政策都要建立在通胀预期提高的基础上。
通胀预期提高，负利率却难以改变，因为中国的国有银行投放了大量中长期贷款，且多数为基础设施和基本建设贷款，无法承受高利率。负利率时代也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
“不要期待存款利率能高于通胀，这个预期也是不现实的，提高存款利率，必然要提高贷款利率，存款提高到5，贷款就会提到10左右。那么50%的国企都要破产。”何志成说。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参与PE（私人股权投资）的比例可能越来越高。毕竟这是长期性的投资，而且回报比较稳定。此外，优势资源会向国企集中，因为国企有更好的资源，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获得资金。而这些，无疑对民营资本发展极为不利。
ChinaVenture首席分析师李玮栋分析认为，在通胀的情况下，有自己独特的技术或者是商业模式，能够满足用户刚性需求的高附加值行业受益，而一些比较传统的或依赖资源和产业性政策的行业，未来经营可能会比较困难。
A股职业投资者扬韬的看法则更为悲观，扬韬认为，短期通胀会使部分行业暂时受益，目前投资者有偏好消费类股票的倾向，但是如果通胀持续，股市中所有投资者都会损失惨重，所有行业都会受损。
扬韬指出，通胀意味着产品价格的上升，而这种上升，是低附加值的企业无法靠自身的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造成的。如果任由通胀持续下去，企业会持续失去科研创新的动力，一味依赖涨价来化解成本，最终在价格无法持续上涨的时候造成巨大亏损。
“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科研创新的动力，就会陷入长期衰退。所以，通胀猛如虎。”扬韬说。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创新能力，产业升级困难重重，因而无法通过“走出去”来缓解国内通胀带来的压力。即便是拥有技术优势的西方跨国公司，由于在华经营的成本优势受到通胀的侵蚀，也会选择撤资。通货膨胀将可能让中国失去出口和外资这两大经济发展推动力。
有专家以更广的视角分析如今通胀。“到目前为止，中国通胀率就数字而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样一种通胀如果和收入分配矛盾的尖锐化和腐败的蔓延交织在一起，足以威胁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指出。
因此，刘煜辉提出，中国需要加快供给面的改革，也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控制通胀、比如改革政府主导经济的体系，纠正扭曲的价格体系，还资源配置权与市场，减税以培育中产阶级，增加社会的公平等。
而改革并不存在时间窗口。“任何经济任何时候都可以改革，如果按照政府和党的文件探讨的模式发展的话，要建立市场供求导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刘煜辉说，就目前而言，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没有更多的选择，必须尽快实现一个积极的真实利率，这是首要的目标，这个拖得越久，损失越大，“胀”的压力很难降下来。利率的调整将改变货币条件，货币条件决定资产价格，而资产价格实质性地决定信贷条件的松紧。政府和国有企业是对利率最敏感群体,当货币条件收紧，引致资产价格下行，即便没有信贷额度的控制，对于政府投资冲动的约束也是实质性的。
在刘煜辉看来，要进一步加强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力度，激发私人部门创新型和价值型增长，提高就业，提高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让财富尽快从政府和企业回到家庭，这是中国从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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