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阿迪达斯近日宣布关闭中国唯一一家直属工厂后，凡客诚品CEO陈年日前也对外透露，从去年开始，凡客诚品已与孟加拉国代工厂合作以试水海外服装制造市场，其成本相比国内最多可降低三成左右。
外资与国内企业“出走”潮的背后，折射出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现状。
法国南特人民银行日前发布报告预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在未来几年内赶超美欧与日本。长期拥有“世界工厂”头衔的中国，在人口红利消失后已无法再继续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吸引投资。
正在进入“后劳动力时代”的中国制造，今后还有何吸引投资的优势?
“后劳动力时代” 中国制造还有什么优势
企业“出走”原因复杂
此次阿迪达斯不仅关闭了其在中国唯一一家直属工厂，而且国内近300家阿迪达斯代工厂中，已有十余家工厂接到阿迪达斯决定中止合作的通知。
在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看来，目前劳动力成本上涨的确是众多外企和国内企业纷纷离开的主要原因。
薛胜文对记者表示，企业出于成本控制的考量，选择将工厂迁往印度、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是明智之举。在企业利润率逐渐下滑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据悉，中国劳动力基本工资在过去4年间呈逐年递增态势，我国今年上半年城市居民工资收入同期增长13%，农民工工资上涨14.9%。
然而，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是否为企业“出走”的唯一原因?在众多业内分析人士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张亚斌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劳动力成本上涨只是外资或国内企业离开中国的因素之一。
他指出：“劳动力成本上涨具体所造成的影响，要分不同的行业与企业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制造业龙头三一重工在今年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前，已在德国北威州投资建厂并成立研发中心。
张亚斌认为，三一重工在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急需开拓国际市场，但西方国家贸易壁垒不断加深，所以只有采取对外投资的方式绕过壁垒。
“企业出走的原因非常复杂，有的是想获取技术，有的是要获取市场与资源。企业决定是否投资是一种综合的考量，除劳动力成本外，还包括原材料成本、市场的成长空间、政务环境、商务环境以及产业生态环境等等。”张亚斌说。
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也表示，企业决定离开中国的因素包含多个方面。以阿迪达斯为例，其将工厂转向中国周边如越南、柬埔寨等地，确实能够降低成本。但不能忽略的一点是，目前美国正在推行的“再工业化”计划。该计划正想方设法吸引企业重新回到美国本土生产。据悉，阿迪达斯已在美国当地建设了一些新工厂。
中国仍具投资吸引力
上电科(北京)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力生告诉记者，从2008年到现在，该公司招聘的大学本科生月薪已足足上涨了75%。
浙江均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司海涛也对记者表示，近一年来员工平均月薪已经上涨30%至50%。
对此，张亚斌指出，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与人口红利渐渐消失以及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变短缺的转折点)的到来密切相关。尤其大量“80后”、“90后”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其文化素质、思想观念与父辈工人们差异明显，许多人宁愿失业也不愿意接受低工资，使得企业必须提高待遇才能吸引他们进入。
法国南特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报告预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在4年内赶上美国、5年内追平欧元区、7年内与日本持平，并指出“鉴于生产成本的强劲增长，中国很快将不再是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生产地”。
但是，这份来自法国的报告并未得到中国业内人士的认可。
“中国工人的名义工资确实在上涨，但是实际工资上涨比例远远低于名义工资上涨比例。近年来CPI一直走高，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且人口基数大，工资要在近年内赶上欧美的推断缺乏充分的依据。”张亚斌说。
赵庆明表示：“这份报告有言过其实之处，中国与欧美日的劳动力成本仍有一定的距离。”
分析人士也指出，在短期内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可能超过发达国家的同时，与其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仍是外资和国内资金投资的热门地区之一。
“中国在制造业生产技术、设备等方面仍然拥有东南亚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薛胜文说。
赵庆明则指出：“中国有完整的产业配套措施，而且有庞大的市场，这是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无法比拟的。比如前几年一些转移到越南的企业，有些已经又转移回中国。”
张亚斌也表示，中国吸引投资的因素仍然较多。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只有在中国才能找到拥有熟练的专业技术且相对较低廉的人力资本。
“所以，我觉得对于劳动力上涨并不需要过分紧张和恐慌。”赵庆明说。
产业升级的机遇
对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依赖密集劳动力的行业而言，劳动力成本上涨正是产业升级换代的重要机遇。
薛胜文表示，劳动力成本上涨会倒逼我国制造业等产业的转型升级，企业为了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必然会选择新的发展方式。
张亚斌也认为，劳动成本上涨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些对劳动成本依赖高的产业和企业——如阿迪达斯——会主动转移出中国，而另一些企业则能通过这个机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
他表示：“许多以前依赖低劳动成本的企业，今后可以依赖人力资本、技术与金融资本。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更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逼迫企业转型。”
张亚斌告诉记者，随着劳动成本的上涨，他所考察过的一些南方企业已采用先进设备替代工人以节省成本，“这正是企业转型的重要标志”。
赵庆明则指出，从2005年人民币汇改开始，一些日资、韩资等企业已经撤离中国沿海转往其他国家与地区设厂。
“7年后，虽然很多企业已经离开，但中国劳动力市场反而更加紧张。这证明我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正在进行，原本只是国际分工链条上的一小节，现在已发展为较长的链条，进而可成长为跨国公司，并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赵庆明说。
他还表示，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发达国家必经的过程。我国企业在实现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依靠外需，但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则必须转向依赖内需和消费。
外资与国内企业“出走”潮的背后，折射出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现状。
在短期内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可能超过发达国家的同时，与其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仍是外资和国内资金投资的热门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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