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大陆的各种媒体纷纷报道中国的地方政府在50天内宣布了7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初看起来这个数据要超过上次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政府推出的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规模，这给全世界正在不断寻找需求市场的各大经济体带来一种新的希望。但仔细解析此问题，会发现，如若从此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就会来临还为时过早，中国地方政府难掀新一轮“4万亿”。
在这一拨公布的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额中，包含了7月长沙市推出的8292亿元，8月广州市的1984亿元和贵州省3万亿元以及重庆市的1.5万亿元等。当看到地方政府这些数据的时候，似乎感觉到了中国又一轮投资潮的到来，但仔细解析一下情况并非如媒体宣称的那样。
首先，这些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很多是之前就已经规划的。比如“重庆市政府‘十二五’期间，全市工业将累计投入1.5万亿元”，这在重庆的“十二五”规划中就有。很多地方政府在“十二五”期间规划的投资规模本来就很高，2011年只是在最近再次提出和重申而已，毕竟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高达31万亿元，在“十二五”规划的2015年很有可能超过50万亿元。在这么大的一个投资规模中，地方政府提出7万亿元，即使再高也不会对整个投资规模产生很大的影响。换言之，如果将中国31个省市区“十二五”期间的投资规模再重申一次，那么这个数据会远远超过这7万亿元。
其次，这次地方政府的投资规模都是乐观式的预期。本身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全社会固定投资额和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一样，都是预期性的，而不是像万元GDP能耗那样是约束性的。这次地方政府提出的投资规模计划，更多是根据自身项目投资规模的最大值来计算，包含了大量的招商引资的预期规模。一般经验来看，在地方政府的招商会上，签约额要远高过实际最终的投资额。
再次，这些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很多没有明确投资年限。即使拿财力较弱，2011年GDP只有5700亿的贵州省而言，其2011年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也有5000亿元以上，如果未来五年正常情况下，未来五年的投资额也在4万亿元以上，未来十年肯定在10万亿元以上。从这个时间纬度上来看，3万亿元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
此外，地方政府的投资规模主要是以社会投资为主，而非政府主导的投资。未来政府所占投资的比重必然还会下降。如果是社会投资，尤其是民营资本投资的话，其对投资效率的要求肯定要高过政府主导的投资。那么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实体经济回报不高的情况下，即使货币政策再宽松，也很难推动追求投资回报的民营资本进行大力投资。在这种局面下，地方政府想推动社会资本大幅增大投资以达到其宣称的投资规模目标，难度和压力都不会小。
地方投资受到中央调控制约
最后，地方政府的投资要落地还受很多中央政府调控的制约。比如土地指标、大型项目的审批，货币提供的宽松程度。这些制约会让地方政府很多项目很难落地，比如一些地方提出的高速铁路计划，中央政府就采取了冻结的办法，使得地方政府有投资规模计划但很难按时落地。再比如，由于中央政府担心中国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问题会给整个政府财政体系带来风险，因此在这两年加大了对地方政府主导的各种投融资平台的债务清理和规范工作，这减弱了地方政府筹集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能力;再加上由于近几年的房地产调控，直接造成了作为地方政府主要财源的土地财政收入的减少，更削弱了地方政府主导投资的能力。
由此可见，中国地方政府50天推出的7万亿元投资规模，很难证明地方政府能够掀起新一轮投资热。从目前来看，地方政府集中提出一些较高的投资计划，主要目的是有两个：一是提高社会资本对本地经济未来发展的预期值，表明本地经济未来在投资项目的支撑下会有较大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地方政府在新一轮发展周期的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二是一定程度上向中央政府表明当地经济发展遇到的挑战，需要得到中央政府更多的支持，同时也通过乐观性的预期投资额容纳更多的项目，一旦中央政府出台新的刺激政策，立马有项目可以申报。
当然，此刻中国地方政府50天推出的7万亿元投资规模，被外界过度解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巨大。汇丰中国23日公布的8月份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为47.8，比7月份终值下降了1.5，创下了继2011年11月(该月PMI终值为47.7)以来9个月的最低值，并连续10个月位于50的荣枯线以下，这表明中国经济当前需求偏弱、供大于求的下行压力仍非常大。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冲击中国中央政府年初提出的7.5%的GDP增长指标，为此外界都认为中国政府很有可能再次采取几年前面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政策，于是当地方政府公布一些投资规模时就被放大其效应。
总体而言，由于有了上次4万亿元刺激的经验，中央政府在本次经济下行中不太可能采取大规模的投资计划。考虑到十八大以及新一届领导换届等因素，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下行并非一定就是坏事。经济下行，会给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改革的论述增加话语权，会部分倒逼政策变革。毕竟通过这几年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规律的认知，决策层和整个社会都会希望通过制度红利来释放中国更持久的增长动力，这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早有案例。相信在此次经济下行境况下，中国政府在吸取4万亿元刺激政策的经验基础上，会通过制度改革，给市场配置资源更多的空间，给民营经济更多的成长空间。
有了这个基本判断后，地方政府想单方面掀起新一轮投资热潮的可能性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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