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发展所面对的一个新挑战是，劳动力短缺成为普遍现象，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也对政策应对提出了紧迫要求。
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更根本性影响则在于，以资本和劳动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再能够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二元经济发展条件下，劳动力供给充足可以打破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维持一个以资本和劳动投入为基础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资本投入过度则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
由此可见，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作为供给方面的经济增长源泉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也是不能保持的。实际上，以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为标志，中国经济就已经日益脱胎于二元经济的特征，其含义就是，惟有把经济增长转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制造业才可能保持和赢得新的竞争力。
这是因为，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是通过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较早的一项计量分析表明，在1978年-1998年期间，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1%，而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效率部分仅为3%。
那么，随着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从2002年—2006年平均每年增加6%，减少到2006年—2010年期间平均每年仅增加3.7%，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否仍有潜力来提高生产率，就非常值得探讨了。
未来应从哪些方面赢得中国制造业新的竞争力
那么，在上述情况下，未来应该怎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呢?
首先，随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区域转移，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仍有巨大的提高潜力。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抚养比仍然低于东部地区，意味着中西部地区仍有人口红利潜力可以挖掘。虽然大量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在沿海地区打工，但是，现行户籍制度使得他们不能成为打工地的市民和稳定的劳动力供给，目前部分地区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也仅仅局限于本省居民。因此，一旦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仍然可以预期获得新的劳动力供给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此，需要加快以农民工的市民化为主要取向的户籍制度改革，尽快消除仍然存在的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
其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效率将日益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这有助于实现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目前人力资本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即劳动年龄人口随着年龄的提高，受教育程度降低。例如，中国60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比20岁人口低2.9年。在20岁年龄组，中国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比美国低3.6年，而在60岁年龄组比美国低7.6年。另一个挑战在于，由于劳动力短缺以及低端劳动者工资提高较快，降低了教育的相对回报率。例如，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农民工的相对教育收益率，从2001年较之初中高出25.9%，下降到2010年仅高16.9%。这导致家庭不愿意子女升学，甚至许多孩子未完成义务教育便辍学。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政府近几年陆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加大高中教育激励，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降低了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同时加大了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在职劳动者的培训力度，这使得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明显提高劳动者技能是可能的。
最后，通过清除新技术使用的制度性障碍，获得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效率源泉。改善技术效率有赖于企业的各种创新行为，做出适合自身效率最大化的管理模式和技术选择，而政府在其中任何一项微观经济活动中，都不宜越俎代庖。政府应该做的，是通过创造一种平等的竞争环境，让无效率的企业退出经营，而让有效率的生存、发展和扩大规模，同时消除不利于新技术采用的各种制度障碍。目前，由于各种政策因素，不能按照效率原则使企业自由进入、退出、扩张和萎缩，造成效率损失。例如，虽然国有企业获得最优惠贷款等发展环境，而非国有经济面临的竞争环境十分不利，前者的平均资本回报率仍比私人企业要低1/3以上。因此，应着眼于实现各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对各种经济主体发挥作用的领域进行重新界定，并改变产业政策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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