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国际化必须有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作后盾。中国要在全球有话语权、有影响力，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企业。比如说美国，如果没有企业制造的飞机、汽车、软件，中国老百姓恐怕很难直观地感受美国，感受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中国也是一样，必须有强大的企业。
从迪拜回到北京当天，向文波就去了美国驻华大使馆。“是我主动约见他们的商务参赞。”向文波说，美国总统签发总统令中止一个企业的项目，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很大的事情，“老百姓不知道三一究竟在美国干了什么，我们在美国有那么大的投资，雇佣美国籍员工，三一究竟是不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企业?我们总需要说清楚，要有个交代。”
三一集团关联企业Ralls公司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处风场建设项目，被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以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叫停，既禁止除CFIUS同意的美国人以外的任何人进入，还禁止该项目转让及使用三一设备。9月末，奥巴马签发总统令中止该项目，这是自1990年以来第一次有美国总统出于“国家安全需要”而阻止一个商业项目。
向文波告诉记者，他们给奥巴马、国务卿克林顿写过信，也和美国商务部、CFIUS等相关部门沟通过，但未得到回应，在起诉有效期失效前3分钟才确认状告CFIUS和奥巴马。一个月后，该案将正式开庭。
向文波觉得很憋气，这个风电场项目是Ralls公司从一家希腊公司手中买来，此前已履行了全套手续。他指点着风电场区域的地图---那里已有别家公司的电机建成或在建。“这个2000万美元的项目，CFIUS说撤就撤，但我们总需要合理的补偿。”
CFIUS隶属美国财政部，负责评估和监督外国投资对美国的影响，已成为审核外国公司并购美国企业的重要关卡。此前的中海油、华为在美国的并购案，都受阻于该机构。而三一集团成为第一个使用法律武器挑战CFIUS的中国企业。
向文波说，国内媒体采访他时，一般都会问3个问题：你能赢吗?这场官司要花多少钱?美国会不会惩罚你?“不要以中国式思维来思考全球化。三一集团是民营企业，是私人财产，美国不是说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吗，我们就按照他的规则用法律来解决问题。”
50岁的向文波被媒体形容为“充满不安定因素”，他的高调和强硬也每每被指“炒作”，但这个一口浓重乡音的湖南人却并未因此而减弱“火力”。
三一集团此次风电项目遇挫，有人立刻联想到6年前向文波在凯雷收购徐工案中的表现。
当时，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企业之一徐工集团改制，引入战略投资者美国凯雷投资集团。局近收官，徐工集团的同行---三一重工[微博]执行总裁向文波在博客中连续发文，公开质疑该收购案的公平公正性，直指“徐工被贱卖”，并称此举威胁国家产业安全。
他说，西方国家对于关于国家产业安全问题都有一套管理机制，而中国每年有大量国有产权交易进行，却缺少这样的机制。“作为行业内的一分子，保持沉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号称“总统俱乐部”的凯雷动用了包括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内的力量来华游说。最终，凯雷在徐工集团的股份从85%降至50%。
而这个数字后来成为大型国企引入外资的等高线。有关外国资本参与中国大型企业改制的安全问题也进入公众视野。嗣后，关于外资并购的一系列文件陆续出台。
出言犀利、不依不饶的向文波，经此一役，或被评价为“搅局者”、“民族主义”、“炒作高手”，或被视为民族利益的捍卫者。
而此次起诉奥巴马，向文波对本刊表示，希望再次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完整的案例，并引起公共讨论，成为一次关于全球化的“国民教育”。也许在他内心深处，更希望再次使之上升为国家话题，吸引政府部门的关注。
也有评论认为，三一集团的高调举动源自其背景，这个迅速扩张的工程机械巨头的民企身份，即使其因资源有限而寸利必争，也令它不会像国企那样顾虑重重。
“作秀”也好，争利也罢，向文波建立国家信息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建议已获舆论支持。
向文波是中国资本海外并购的积极倡导者。2009年全国两会上，他对国务院一位负责人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海外并购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但是被“钱”捆住了手脚，希望政府能提供信贷支持等优惠措施。
这位负责人的一席话中提醒了他一连串需要他深入冷静思考的问题：“你对自己的管理能力有把握吗？分析过双方的文化差异了吗？了解当地的工会劳资关系吗？如果对方的工程师辞职了，难道你还要从长沙派人到国外去，让整个企业都讲湖南话？”
3年后，向文波向记者再次提起那次对话时说：“环境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就是从2008年、2009年开始，工程机械企业进行了中国装备制造领域最为强大的国际并购行动。仅在2012年1月，就有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广西柳工收购波兰HSW、山东重工收购意大利法拉帝。
按照向文波的估计，这个势头一定会遭遇某种抵抗。
在三一集团起诉奥巴马之前的一个月里，美国会众院情报委员会发布报告，认为华为、中兴在美国的收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在否决三一集团风电项目后，CFIUS也否决了中国国家电网[微博]收购美AES风电资产。
随后，中国北京卓越航空公司以17.9亿美元收购美国飞机制造商豪客比奇的谈判宣告破裂，据称收购谈判失败“包含许多复杂的问题”，“国际政治因素也介入了进来”。
10月27日，中国最大的零部件生产企业之一万向集团收购美国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A123SystemsInc的方案，遭美国国会议员反对而流产。
时间再向前推，2005年中海油并购优尼科公司，华为2008年收购3Com公司、2010年竞购摩托罗拉[微博]移动网络业务、2011年收购3Leaf公司的交易，都因触碰“国家安全”这根“红线”而夭折。
以CFIUS为代表的审查机构因缺乏透明度而常遭诟病，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曾说，CFIUS经常受政治影响，是“在美国做生意比较丑陋的一面”。
在起诉奥巴马的同时，向文波建议，中国应尽快成立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他在微博中写道：“我们的飞机是美国的，卫星导航通信系统是美国的，电脑软件是美国的，核电站设备是美国的”他还说，将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正式建议对来自美国的所有投资实施国家安全审查。
“中国企业走出去越来越多，遇到纠纷和刁难，往往忍气吞声、不了了之，既没有解决问题，也不能警醒后人。”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向文波强调，来自国家软硬实力的支撑，才是决定中国企业跨境生存的根本。而对于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也应成为有计划的国家战略。
索赔激怒美方？
记者：绝大多数人对于三一起诉奥巴马的诉讼结果并不看好，你有什么预期?
向文波：预期很难说，没法预料。但是我认为过程大于结果，因为这是我们积累经验的过程，也是国民教育的过程。以前听人说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自由经济，都觉得很美好，并没有机会亲身体验。以前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还比较低，就是三来一补、贴牌，干一些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的、别人不干的东西。那时候没有那么多麻烦。
但这次事件的爆发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我觉得不能不了了之，要说清楚，否则没办法向国内的媒体、同胞交代。另外，我们在美国有那么大的投资、有那么多美国员工，我要告诉美国员工我们不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企业。
CFIUS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方式太苛刻，太过分。本来这个项目是别人的，为什么到了中国人手里就变得这么复杂，提出了这么多限制性的条件?这种方式我们不能接受，这损害的并不是我们企业的经济损失，是中国人、中国企业的尊严。因此我们必须起诉，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是维护我们作为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尊严。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遇到不平等待遇的时候我们没有保持沉默，我们利用合法程序抗争。尊严比金钱更重要。
记者：目前这种比较苛刻的处理方式，是美方一开始就通告给你们的吗？
向文波：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和他们接触了大半年，在美国负责项目的人多方沟通。开始没有说不许我们干，之后慢慢演变、逐渐升级成今天这样。
我们一开始的态度是，项目可以不做，但美国军方必须补偿我们，毕竟这个项目之前是得到政府及军方批准的。但可能正是因为我们要求补偿，对方必须申请这笔费用，逐级上报，这个事件就升级了，处理方式也越来越苛刻。
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也报道说政府处理过火、不妥当。
记者：这种赔偿有先例吗？
向文波：我不知道，我们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所以这也是在积累经验。但就一个外国企业起诉美国CFIUS还是第一次，包括奥巴马一起成为被告，这个案例都是首例。
记者：三一集团近年的国际业务发展很快，以前在其他国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
向文波：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什么心理准备。在工程机械领域，全世界的市场都是非常开放的，从来没有发生过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的事情。拓展海外市场，可能会遇到一些提高门槛的举措，比如提高排放标准、强化认证，这些都比较常见，但目前美方的这种方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想不出来，几台风机怎么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
记者：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角度，就是国内舆论，特别是“精英”的态度，似乎说“炒作”的不少，要么就比较淡漠。你在微博里也表达了某种失望？
向文波：我是有些失望。台湾、澳门都有人发表评论支持我。而我们的一些“精英”盲目崇拜西方的东西，所以认为我是炒作，也许这次美国的反应跟他们过去被灌输的某些东西不同。
摆在这里，让所有人去思考
记者：就这一事件，很多人提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遭遇的挑战，提到了“交学费”的问题。你觉得中国的企业面对全球化是否还比较幼稚？
向文波：很幼稚。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国际化过去只是一个概念。现在，像华为遇到的困难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过去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现在我们有些产业有优势了，就有了这些问题。美国说我们威胁他们的国家安全，既然他们这样敏感，那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也要反过来考虑自己的国家安全问题？
所以，这次诉讼，我们就要把这个案例完整地呈现出来，摆在这里，让所有人去思考。政府有政府的看法，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看法，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通过讨论，让大家知道国际贸易、全球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的国民教育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但类似的事情，之前一些大型企业都忍了，哪个也没有像三一集团这样反应激烈。
向文波：我为什么提出国民教育，就是想改变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不能以中国式的思维去认识和面对全球化。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那么多不平等待遇，没有人拿起法律武器，都是忍气吞声，最后不了了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按照规则做，以法律解决纠纷，这是国际通用的，而不是说我们私了，或者私了不行就忍受，不是这样。
记者：三一这些年在国外拓展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是什么样的感受？
向文波：我一直讲，国际化不能看得太简单。企业国际化必须有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作后盾。中国要在全球有话语权、有影响力，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企业。比如说美国，如果没有美国企业制造的飞机、汽车、软件，中国老百姓恐怕很难直观地感受美国，感受这个国家的影响力。中国也是一样，必须有强大的企业，让海外通过中国企业及其产品来感受中国的文化，这样才有影响力。
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样需要政府支持，因为中国企业还比较弱小。现在华为冲在前面，进展有一些，但回报不成比例。中国需要一大批企业走出去，具有国际影响力。而企业的国际化需要国家支持。
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别人总是会以政治的眼光看你，如果涉及其他国家的企业，也许不会谈到国家安全问题，但对中国就不同。现在企业走出去了，这样的摩擦会越来越多。
现在国家对企业的支持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每次我们出国，到中国大使馆，他们都很热情地提供帮助。但是这种意识要变成国家战略，必须有计划地做这个事。
记者：对于来自国家的支持，企业的背景和性质会造成差异吗？
向文波：多少还是存在的。比如说国企，地方国企可以由地方政府出面，国资委有足够的话语权和通道。中国的民营企业到哪里去讲这个话?
中国企业不能只靠一两个英雄
记者：你曾经说过，国内很多企业成功的关键是特殊的“中国元素”，也就是中国2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看上去企业扩张很快，但核心技术、管理能力都还很薄弱。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是否会使他们遭遇更大挑战？
向文波：中国企业的发展也许不太符合一些既有的商业逻辑，但符合成长的逻辑。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孕育和培养出这些企业，我们要有规模、有积累和技术，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增长，培养出一批人，培养出一些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当然，核心技术的薄弱确实是一个挑战，也是我很担心的问题。我们目前的环境对培养国际型企业、培养实体经济颇为不利。比如目前，银行的超高利润在某种意义上压缩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产生真正伟大的企业和强大的国民经济，要打个问号。光有一家华为很不够，应该有几百家、上千家这样的国际化的企业。中国企业不是光靠一两个英雄就可以，要有不断创新的能力。
记者：像你所在的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大企业的报表显示，国际业务发展得非常迅猛。这有什么特殊原因吗，还是像你说的行业积累到这个阶段了？
向文波：至少我所在的领域，中国企业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是这个增长是非常低层次的，所以不要为这一点就感到高兴。当我们整个行业与欧美构成竞争的时候，预想不到的困难就会发生。谁会想到今天我们在美国遇到这样一个事情?国际化的过程没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
我有个观点：市场是更宝贵的资源，中国必须好好管理这个资源。谈开放的时候，你给我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要对等地开放、交换，不要把市场资源看作是价值不大的东西。
记者：你曾经说过“开放过头”，能不能这样理解：我们现在和十几二十年前不一样了，企业通过积累拥有一定实力，不像过去那样规模又小、技术又落后，需要外国资本进来帮我们从头到脚改一遍？
向文波：其实我从来就不反对开放，我要的是平等的开放，这是合理的。我们在开放这个过程中学习。但如果不对等开放就麻烦了。我们过去开放，你已经占到便宜，当我有实力的时候，还是这样就不行了。
民营企业需要坚守理想
记者：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一直存在争议，2009年两会期间你与国务院领导的对话，后来你自己也表示当时条件还不成熟。而3年之后，三一就收购了德国普茨迈斯特，你也很高调地说现在是海外“狩猎”的时候。条件这么快就成熟了吗？
向文波：这两三年间变化太大了，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然后是冷暖两重天。2007年，普茨迈斯特的规模比我们大得多，到了去年，我们是它的10倍，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这就是条件和机会，这就是中国企业的战略机遇期。
一个企业的战略是建立在资源基础上的。过去我们作为一个很小的民营企业，实力很有限。在国内收购企业，我有些不敢买，可能有人说会国有资产流失，说有暗箱交易;在国际上运作，第一没有机会，人家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卖呢?第二，人家很贵，我们吃不下。
欧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最高时将近12元，现在8元多，掉了多少?普茨迈斯特10.9亿欧元降到1亿欧元，我这不是赚了一个低点、抄底了吗?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才能去谈海外收购。
过去我们要买外国企业没机会也没钱，现在情况不一样，我们企业已经进入世界500强，而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国企业面临困难，我们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把它买回来，这不是机会吗?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我与副总理对话的时候，尽管危机已经发生，但怎么发展还不知道，中国怎么应对也不知道。事情过去几年，结果已经出来了。
记者：也有很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又失败了。你如何评价？
向文波：我认为过去我们失败的原因，一是没有收购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人家做得不好的，没有品牌价值、没有技术价值、没有市场价值。我们收购过来，表面上看并购外国企业了，好像很牛，但实际上不理想。我们讲海外收购，需要从整体上考虑对自己企业的价值。
另外一个，中国企业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认识。一要看自己的管理能力，要仔细判别我哪里有优势哪里有不足;二要有足够的资源支持。
有人说三一收购普茨迈斯特是蛇吞象，这不对，我的规模已经是它的10倍，这是象吞蛇，怎么是蛇吞象?另外一个我讲能力，是人家心服口服认为我们有能力，愿意被收购。双方需要有爱慕之心。企业并购就像婚姻，不是说我现在有困难，要去找个有钱的老公，其实根本不喜欢他，等我有钱就把他甩了。这样不行。所以要分析背后的这些原因，不能简单地讲国际化成败。
记者：中国企业的基础目前还都在国内，如果国内市场和经济形势出现变化，还能不能支撑境外的发展？
向文波：我认为不会发生大变动，我对中国经济是充满信心的。这个信心来自两点，第一，中国稳定的增长，我们的政治环境不会有大变化，中国不可能发生大的震荡;第二，中国的市场需求摆在那里，压也压不住。
记者：你在微博里说，三一现在内外压力都很大，怎么解释？
向文波：所谓内部压力，从国内看，我们这么好的企业，媒体一会儿报道我们裁员，一会儿又是财务危机。说我们裁员50%，从年初就说，月月都裁，那现在我们早就没人了。企业小的时候没什么压力，做大了别人都盯着你。所谓外部压力，就是我们也搞国际化，在美国遇到这种事儿，这不是压力吗?所以我内外压力都越来越大。
不过从我们这个行业讲，我还是很有信心。中国的产业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工业化、城市化是很强劲的动力，与此有关的产业就是朝阳产业。你看欧美的城市基本凝固了，而中国的城市扩张正在进行，需求效应太强烈了。中国需要更多有理想的民营企业，要抵御诱惑和压力，坚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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