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和变革的最大动力,其实是代际的更替。中国的年轻企业和年轻企业家都太少了。
2012年央视经济人物新鲜出炉,研究一下获奖名单,有个有趣的发现——在10个获奖者中,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5人(王健林、梁稳根、宋志平、胡问鸣、宁高宁),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5人(张维功、马云、杨元庆、关锡友、郁亮)。算上获得中国年度经济人物新锐奖的最年轻的雷军(生于1969年),以及获得终身成就奖的生于1923年的最年长的郭鹤年,这份获奖名单的平均年龄是54岁。无论是年龄的分布,还是平均年龄,基本上与我们印象中中国主流企业家的印象相吻合。
对比道琼斯旗下MarketWatch最新推出的“30大风云人物榜(Power30)”,排在“顶尖的科技创新者”第一位的赫然是雅虎37岁的女CEO玛丽莎·梅耶尔,第二位的则是Facebook的COO谢丽尔·桑伯格,43岁,她的老板则是28岁的马克·扎克伯格。
再回溯到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宴请美国科技行业领袖,寻求他们对教育和创新领域计划的支持。与奥巴马共进晚餐的包括谷歌、雅虎、Twitter、Netflix、思科、甲骨文等诸多科技大佬,引人注目的是,坐在奥巴马左手的是苹果CEO史蒂夫·乔布斯,右手边就是生于1984年的马克·扎克伯格。
两者对比,就能发现中国的主流企业家群体的年龄集中度偏高,更年轻一些的企业家还少有机会站到这个舞台上。回顾历年的央视经济人物获奖名单,好像只有3个20世纪70年代的企业家曾经出现过,他们是1971年的马化腾和丁磊,还有1973年的陈天桥。稍微远一点的,还有1968年的李彦宏。而他们的入选,也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对社会来说,年轻就意味着活力、创新以及不循规蹈矩。回顾一下美国过去20年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行业,都能看到游戏规则颠覆者的身影——戴尔、亚马逊、苹果、谷歌,这些企业的背后,除了老而弥坚的乔布斯,背后都是曾经无所畏惧的愣头青——最早是1964年的杰夫·贝索斯、1965年的迈克·戴尔,随后就是1973年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如果你关注了年轻的谷歌在收购摩托罗拉之后的种种举措,就会深刻感受到,至少在手机这个行业,游戏规则的确改由年轻人来制定了。而让谷歌感到不安的是,他们的背后又出现了1984年的马克·扎克伯格。
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创新和转型。现在很多企业的做法,都是老板带头埋头苦干,推创新找出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63岁的张瑞敏,还在海尔艰苦地推动“自主经营体”的变革。但在整个经济格局僵化的局面下,这种单点的突破和变革,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要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的活跃,那些来自于创新行业和企业的冲击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企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通常都是那些年轻的愣头青。我们看看支付宝、京东和腾讯对金融、零售和运营商的冲击,应该会感慨现在这样的年轻人和年轻企业还是太少了。
无论对于政治还是经济,推动改革的最大动力,其实都是来自于代际的更迭。在央视经济人物颁奖现场,王健林与马云关于电商10年后能不能占到50%的市场份额的豪赌,其实就代表了两代人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而不同看法,自然就会带来做法的不同。
无论是更完善的交接班制度,还是更宽松的创业和教育环境,只要能创造机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一展雄心,或许是中国经济破局的又一个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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