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众瞩目与期盼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了。
2013年11月，中国改革开放走过35个非凡岁月，硕果累累。35年后的今天，中国改革再临深度整合、大幅提速的重要节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绘就明确的路线图，为改革航船再出发指明航向。中国的改革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预热近一年的改革方案终于露出眉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12日落幕，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吹响号角，在确定总目标的基础上，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多位专家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从公报内容看，改革力度达到甚至超过业界的预期，预计随后将要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将有更多更详细的表述。
确定改革时间表、总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这在10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所透露。
全会称，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张永军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往三中全会往往会聚焦在一个点上，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关于农村的改革，而十二届三中全会侧重于工业领域，十四届三中全会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开。“而此次我们提到的是全面深化改革，没有特别指出哪一个内容，这与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系，过去的任务是建立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基础上，围绕人民群众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而设定，目前我们的人均收入已经由中下等收入国家逐渐过渡至中上等收入国家。”
他表示，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在不断增长，从过去的生存需求向发展需求过渡，这就体现在生态、文化等方方面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提法也与之相匹配。
按照公报内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曾指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原来相对封闭单一的社会，向开放多元的社会转型，这是不断进行的过程，而且速度很快，也是带来大量新的社会矛盾的一个很重要的起因。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告诉记者，考虑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必须提高治理能力，这也是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到的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建设法制中国等内容都属于国家治理的范畴。”
经济体制改革是重点
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张永军表示，我国经济发展尽管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发展任务依然很重，我国比照人均收入12000美元的发达国家水平还有相当差距，而经济领域改革对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改革具有带动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系、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的改革配合，这一次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还在于完善经济体制这一块，其他的改革配合经济体制改革。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核心任务锁定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个词语的改变引发了市场的热切关注，此前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被决定性作用替代。
刘元春分析说，基础性是指基本的一些东西要用市场来深化，决定性就是说政府的力量在配置资源里面要弱化，政府更多要为在配置资源里面提供服务性的功能，而不是让政府作为市场中的一员，逐渐发挥作用。
这也在三中全会公报中的行政体制改革部分得到映衬，“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制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改革力度强于预期
全会公报透露的改革内容究竟力度如何?多位专家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乍看全会公报内容似乎很平淡，但细读之后便会发现内含巨大波澜，关于改革的一些表述甚至超出预期，随后将公布的《决定》可能会有更详细的内容。
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这体现了改革的决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就曾强调，一定要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研究这样一个改革方案。不能让改革放在各个部门，让部门制定改革方案，这样是搞不成的。
刘元春说，全面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系统性和全局性，要求各个领域必须要围绕改革方案进行全面改革，建立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就有了一个强力体系去推行，制度上得以保证。
长期研究财税与法律的刘剑文对此次财税领域改革给予了极大肯定。他表示，财税改革将成为中国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口，而公报内容尽管不多，但已经点出了方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纳税人和国家之间关系理顺的思路已经成型。
全会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刘剑文表示，这已经渗透出未来财政的方向，即收入合理、合法、合宪，指出公开、公平、公正，财政管理有规、有序、有责。“以财政改革作为突破口，代价成本较低，风险小，收效大，这从遏制‘三公消费’之后的社会影响就可以窥见一斑。”
而土地改革方面，张永军认为，仅“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句话便具备丰富的内涵。刘元春进一步解释说，这说明土地价格的形成机制要完善。从目前的国有单独垄断收储的方式和城市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两轨运行的方式，逐步向一轨的方向并行。
此外，在国企改革领域，全会也提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今年11月9日至12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三中全会都是关于改革的重大会议，每次确立新的改革目标，指引我国改革前进的几个重要文件几乎都是在历次三中全会上做出的。
我先后参加过六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有三个三中全会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个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个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个是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三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三个文件的出台几乎都是相隔十年，现在距离上一个文件的出台已经有十年了，改革也面临着新的情况和任务。回顾过去三个决定文件的起草历程和深远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我国下一步改革开放做出重要的战略部署，并出台重要的战略性文件。
一、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共中央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是在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呢?解放思想冲破了“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1984年农业生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增产达到4070亿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过去搞计划经济，农民没有积极性，农民的劳动跟自己的收入没有关系，所以农民说，插秧一行是七棵，前面六棵不知道是给谁插的，最后这一棵才是给自己插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解决了这个问题，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行情，问诊)丰收了，要有市场、要有销售渠道，同时也要求交换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就迫切要求城市改革。但是城市呢，还是原来的那套体制模式，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有以下几个弊病：
一、政企不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失去了自主权和活力，结果宏观经济决策没搞好，微观经济活动又管得死，严重压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二、条块分割。把完整的国民经济分割为众多的部门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造成了部门壁垒、地区封锁，限制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影响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使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合理地发挥。我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变压器厂，旁边一个是冶炼厂，变压器厂由机械工业部管，冶炼厂由冶金部管，结果变压器厂需要的铜由机械部从云南等地大批量运来，而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企业不能横向联系，造成了大量的物质和时间上的浪费。部门之间缺乏联系，扯皮很多，“九龙”治水，对权力抓住不放，而对责任往往一推了之，这种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的弊病很突出。
三、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主要不是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和市场在起作用，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四、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很严重。分配没有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干好干坏一个样，形成了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地压抑了企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以上弊端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在这个阶段，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干扰，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曾经在一封信里批判了经济学家关于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他说，这些主张“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82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判了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观点，说这些观点是否定计划经济。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在党报上对“减少指令性计划、增加指导性计划”的看法，开展了有组织的批判，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还把商品经济、指导性计划作为精神污染来清除，可见这一年思想理论界很紧张，理论上很混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接近六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认真总结了经验，1984年10月2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有许多重大突破，《决定》中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益、灵活经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邓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什么重大突破和创新呢?过去大家知道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这次《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商品经济”这样一个概念，很不容易，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在这个稿子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先后八次和起草小组进行了座谈，共同修改这个决定。在起草过程中，我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从我们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重视商品生产了，那个地方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这是我经过多次调查得出的结论。包括广东，就是因为先搞了商品经济，才有了活力，老百姓的日子就比较好过。所以可以这样总结，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但是，我的意见提出来以后，起草小组就有人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担心是什么呢?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怕变成资本主义。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的，和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第二，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商品经济越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在宏观上加以指导。但是当时在起草小组通不过，因为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所以我没有办法了。
后来我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于1984年9月初在北京西苑饭店开了个理论研讨会，请了20位学者专家参加会议。在会上，我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大家一讨论，思想都比较解放，意见很一致，认为“商品经济是个必然的途径，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同时，我们也讨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问题。为什么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呢?因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必须要坚持的，市场调节只能作为辅助作用。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这两个概念是不对称的。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要么计划与市场。我们把讨论的结果给中央写了报告，时任总理阅后批示给起草小组，并说“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中央经过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最终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中。
关于计划与市场，已在世界范围内争论了近一百年。我国理论界的争论也没有停止过。但什么是市场?我曾经在中央党校等多种场合讲到，哪里有商品交换，哪里就出现了市场，它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国自古就有了，古文中有“日中为市”的提法。一个地方有了市场，就会繁荣起来，城堡+市场，就出现了“城市”。资本主义国家叫“城市”，社会主义国家也叫“城市”，并不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就叫“城计”，也即“城市+计划”。由此可见，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特征与属性。
二、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第二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就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了，怎么建立?当时心中没数。所以中央专门召开十四届三中全会，研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讨论研究，认为必须建立五根柱子。
第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
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在起草这个《决定》过程中我负责市场体系这部分，当时一起参加起草的有郑新立、张卓元同志，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小组。在这个《决定》中，第一次把资本市场写上去了，这不容易，因为解放以后不能提“资本”两个字，怕“资本”和“资本主义”相联系了，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只能叫“资金”，“资金利用”、“资金周转”，不能提资本。其实，资本是生产要素，不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我们社会主义同样要利用资本这个要素。
关于提“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有不同意见。我坚持要理直气壮地提出劳动力市场，但有人说：劳动力怎么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就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所以不赞成劳动力市场的提法。为了使我的建议得到高层支持，我曾分别征求薄老和李岚清副总理的意见，他们的反应很积极。薄老的回复是：“尚全同志：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做过深入研究，在目前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或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劳动力市场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我同意你的五点论述，但我觉得目前不必多争论，多看几年自然而然(或顺理成章)的解决。”李岚清同志的回复是：“我原则赞成这个意见，但劳动力一般理解为体力劳动，劳动力市场应为广义的概念，应包括脑力劳动，因此，提法上还值得推敲。”
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有幸列席参加了常委会，我当时心血来潮发了言，我说：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我一口气讲了五条理由：
第一，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劳动力进入市场是劳动的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不是把劳动者去作交换。劳动的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因此反映他的价值也是有大小的。
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必须使要素进入市场，如果劳动力这个最活跃的要素不能进入市场，那么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很难建立起来。
第三，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解决不了。
第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
第五，我们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我记得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说过：你们的汽车司机服务态度不够好。因为司机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我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给仆人服务呢?所以心态不平衡。我认为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概念，而具体到每个工人是局部的概念，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会议没有继续讨论，总书记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第二天我找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同志，我有点内疚，我说：昨天我不应该发言，但莫名其妙我发了一个言，当时有一个冲动，因为如果我不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就出不来，“劳动就业市场”就动不了。家宝同志很敏锐，他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家宝同志为了把“劳动力市场”写到《决定》中去做了很大努力。后来他把我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材料报送给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又批转给各中央常委，各常委表示没有意见。所以，“劳动力市场”终于写进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三、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中央第三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就是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当时是什么背景呢?从发展成果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以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渐成形并日益发挥出市场机制的巨大效益。对外开放则因为加入世贸组织而取得了跨越式进步，许多在内部难以突破的体制、机制障碍因为对外开放的倒逼机制而被迅速克服，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正因为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当时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但实际上，改革任务仍然十分繁重，正是由于整个经济体正大踏步地迈向市场化，旧体制与新的经济力量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新兴的市场主体的壮大对市场体系、金融体制、投资门槛、国企垄断以及政府职能等一系列体制性障碍提出了新的改革诉求，市场化的经济基础对整个国家的体制、机制形成了更进一步、更广泛的改革压力。中央及时指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几个创新点：
第一，提出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第二，提出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第三，提出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原来在重要力量后面还有“和生力军”四个字，后来我提出来“重要力量”就可以了，“生力军”就可以不写了，因为有些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了主力军了，例如就业问题，五分之四是靠非公有制经济解决的，最后就把“生力军”删去了。
第四，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第五，最重要的是，《决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论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提“以民为本”还是提“以人为本”，起草小组作过认真的讨论。我赞成提“以民为本”，因为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人共和国”。毛主席提出“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服务”;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中，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锦涛同志提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都讲的是民。所以我主张提“以民为本”。当时家宝同志反应很敏捷，立即用了一句古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会上，郑必坚同志提出“以民为本”带有政治的内容，因为有些不是“民”，是不是可以扩大到“以人为本”。最后中央文件上用了“以人为本”。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我曾经两次在起草组会议上发表意见，第一次是2003年4月23日讨论文件大纲，我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动态性的、阶段性的概念。一是从理论上讲，改革是无止境的，完善也是无止境的，因为经济基础是不断变化的，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必须不断与此相适应。二是从实践来看，完善也是动态的，阶段性的。完善的阶段性，就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阶段。
第二次是在2003年6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我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
如何理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意质的提高”。
现在又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公有制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优势发生了变化。
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居民财富越来越多，民间资本越来越多。个人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的增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到2000年底，非公有经济资产已经占全社会总资产的65%。个人的金融资产已超过国有资产。而且，随着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国有经济将进一步收缩;国家实行公共财政，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将逐步减少;对外开放的扩大，引进外资将进一步发展。
因此，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将会继续发生变化。目前我国非公经济在工业生产领域的比重约占70%，就业人员超过8000万人，超过国企在岗职工3000万人，非公经济出口占56.5%，进口占58%。这些方面非公经济已成为主力军而不是生力军。针对这些新情况，怎么办?有两种选择：一是原来基本经济制度的提法不变。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内涵的理解，从数量型转向功能型，从功能上、质量上解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同时发展多种形式的基金、扩大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二是完善、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把原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完善为“公有制为主导”。马克思主义要发展，要与时俱进，党的文件也应如此。不能认为，过去党的文件上写的就不能改了。事实上，我们党的文件也是与时俱进的。例如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内涵，概括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后来十四届三中全会修改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对此我在第一次起草小组会上提出过意见。为什么这个提法也要与时俱进?因为它涉及：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国家还是市场?宏观调控是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还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现在的文件已回避了这个提法，只说“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不能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待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
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公有制经济发展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两股道上运行，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例如按不同所有制经济来立法，制定政策，实施管理，对财产的保护也是这样。
现在，要使两股道变成一股道，两个绳拧成一股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之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发展混合经济。有的可通过上市，变成社会公众公司，实行资本社会化。二是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财产组织形式，使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关于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如果是在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中，国有经济发挥调控力似乎比控制力更好一些。
我在2003年4月23日和6月9日两次文件起草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有文件记录可查的，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例如，提出改革是无止境、完善也是无止境的观点，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论证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已形成共识。十八大报告，就不再提到202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又如，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涵。十四届三中全会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我从五个方面提出这种表述不够科学。十六届三中全会接纳了我的建议，《决定》提出，“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如，提出所有制经济理论创新的建议。把“公有制为主体”完善为“公有制为主导”或“国有经济为主导”。我认为，这种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势在必行。
四、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论述，都有许多理论上的创新
除了上述三次三中全会做出决定之外，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论述，都有许多理论上的创新。譬如，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而且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十三大我没有参加报告起草，但是有一个建议，登在1987年8月20日国家体改委的一个简报上，题目是《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要有重大突破》。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用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第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发生变化，从指令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在简报上批了“送总理参阅”几个字。总理看了以后于1987年8月30日批示：“要把指令性计划改为经济合同制的观点反映到报告中去”。
用经济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现在看来不觉得什么，但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国家体改委有一个委员考察了匈牙利回来说：匈牙利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后来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指令性计划怎么能取消呢?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上到这么高的纲来批判。我于1986年带了一个18人代表团考察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为什么带那么多人去考察呢?因为匈牙利是第一个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派人去考察，地方派人，企业派人，到处派人，匈牙利这个小国有点应接不暇了。他们说：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大家都重复去考察，问的问题也差不多，考察的资料由各单位分别封锁起来，别人不能分享。我当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做深入考察，要弄清匈牙利到底进行了哪些改革，哪些改革成功了，哪些改革不成功，有什么经验教训。在考察过程中，我们把重要问题通过使馆用密电发回来，分发中央各有关领导。后来把考察的结果汇编成册，书名叫《艰难的探索》。这样，资料大家可以共享，避免低水平重复考察。
在考察中，我问了匈牙利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你们为什么要取消指令性计划?”他说：“我们根据平衡表编制计划，计划执行的结果就是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10%，但谁也没有责任，所以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后来我又考察了捷克斯洛伐克。该国生产的“拔佳”皮鞋是名牌，解放以前上海有这种品牌的皮鞋，但是，后来搞了计划经济没有名牌了。为什么呢?因为计划部门根据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有1600万总人口，按每人两双皮鞋作计划，总共需要生产3200万双皮鞋，然后把计划指标分到各皮鞋厂。计划执行结果，生产出来的皮鞋往往人家不要，而人家要的却没有生产，一方面大量积压，一方面又大量短缺。为什么?因为皮鞋这样的东西，其需求是个性化的，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城里人跟农村人不一样，收入高的跟收入低的不一样，大人跟小孩不一样，你千篇一律按一人两双来做计划，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他们都明白过来了，很自然地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我们还在争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社会主义。
起草十五大报告时，我负责所有制改革部分。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有创新，创新点是什么呢?第一，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过去讲是方针，但十五大报告把它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而且跟初级阶段相联系，就是一个长期不能随意改变的制度。第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而且可能多样化。第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讲是有益的补充。第四，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第五，提出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在讨论十五大报告时，内地的一些代表提出，“我们的国有经济比重比沿海的高得多，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如沿海快?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如沿海快?”过去认为，搞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越好。第六，各类企业都应平等竞争，一视同仁。
另外，十五大也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这部分由另外两位同志负责起草。我提出“这一部分怎么没有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他们说：“没地方了。”后来起草小组开大会的时候我发了言。我说：“我建议要把‘自由’和‘人权’写到十五大报告中去。”为什么?我当时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人权，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宪法》上讲到有这样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说呢?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中共要继续执政，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同志的赞同。所以他亲自在十五大报告中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大家记得，某年“两会”结束后温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重要观点。权力没有制衡必然要腐败，这点大家有共识。但怎么样制衡?建立什么样的机制?一直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十七大报告提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者既要相互协调又要相互制衡。过去，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理直气壮写到中央文件上了，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十五大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就是，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了出来。把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法治的理念。用“法制”还是“法治”，在起草十五大报告过程和征求意见中曾有不同意见，但经过起草小组的认真研究，中央最后郑重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这是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五、几点体会
以上讲的是我参与中央一些重大《决定》起草过程中的体会。总结起来，三十五年改革开放有什么特点呢?我体会最深的有几点：
第一，三十五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每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巨大变化来之于改革开放，来之于解放思想。
第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和他的理论起了关键作用。例如，当有人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计划经济回潮时，邓小平同志大声疾呼：“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小平同志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党的领导下，主要是根据实践经验，通过中央的重大决策、决定从上而下来推动的。同时，通过改革开放的试验，自下而上逐步推开的。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在改革过程当中逐步明确的。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了使人民富裕起来。所以，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应由人民来分享。
第四，改革开放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很突出，主要是围绕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匈牙利取消指令性计划也没有先问一下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他们觉得不行就取消了。我们要先问一下姓“资”姓“社”，标准是停留在本本上，停留在老祖宗说过没有。例如搞股份制，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后来就去找经典著作上有没有。幸好，马克思对股份制有过论述，所以就有了勇气去推行。反过来看，假如老祖宗没有讲过，怎么办?我们对老祖宗的要求太苛刻了，哪能要求他预言一百多年以后的事情。我们曾经历过农村困难时期，不准农民养猪养鸡，不准有自留地，不准有农贸市场，更不准养牛，也不许农民买手推车。因为牛和手推车是生产资料，因为本本上说，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而不管社会主义是为了什么?现在，还有个别国家，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时至今日还不能养牛，为什么?因为牛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些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可笑，但我们过去也经历过。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教训都很深刻，我们必须认真总结。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解读 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渐明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11月12日发布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在中国制度框架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引起市场各界高度关注。
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大会报告中提出的2020发展目标，主要系经济增长领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而本届三中全会则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一目标也与本届国务院今年3月末公布的政府职能转变时间表相吻合。
就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时红秀评论，上世纪90年代现代企业制度推出以后，国企改革一下子打开了，现在可能需要建立现代政府管理体系。显然，本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改革总目标中仍然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但新一轮改革将为之匹配制度、体系、能力三方面的建设。
会议公报显示出，中共希望在党建领域同时引入现代化理念。包括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以及习近平尤为重视的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
本报记者采访显示，公报在经济领域释放的市场化信号已经引起激烈反响。但在金融领域提到的“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虽然逻辑上承接经济改革思路，应涵盖利率、汇率市场化等领域。但有分析人士认为，“完善”一词似乎显示出近期仍将采取渐进推进的路径。而全会公报在民主政治、社会治理、法治领域、党的领导方面的措辞与以往也有不同程度变化。
体制改革亮点
经济体制改革仍将发挥牵引作用。公报首次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本报记者参与的多个市场机构研讨会上，都将这一变化理解为市场化积极信号。同时，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公报首次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述。公报还阐释了新一轮经济改革将建立的三个体系：分别是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
引发关注的机构变化是中央拟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习近平近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讲话被吸取到全会文件中，公报还提出“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市场人士分析，这说明不会出来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改革局面。“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如果改革的目的达不成共识的时候还是要求稳。”
被视为中国经济升级版源泉的城镇化领域中，公报提出继续提出十二五规划和十八大报告中即已提出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包括“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思路。
但是，在与此相关的土地改革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相较十七届三中全会仅一词之差，则已经引起了市场高度关注。公报提出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而十七届三中全会已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与之配套的是，分析人士关注到公报也对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进行了鼓励。
在民主政治领域，公报延续了十八大以来的表述方式。但在社会改革领域，则首次改变过往“社会管理”的提法，提出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国在社会治理领域既面临非营利部门的独立发展问题，又有经济增长分配不平衡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其他安保压力。
此次公报延续了过去数年社会管理创新和安全体系建设的思路。却令人瞩目地在社会领域改革中，提出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今年年中以来，外界对这一机构的设置提出过各种方案，引起海外媒体关注。从这一机构设立所属领域来看，其与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下辖公共安全决策机构职能应有较大区别，具备较强的公共事务性特征。
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性质，这位官员称，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到的“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即可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所在。这亦表明，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可能是“咨询、研究”性质的机构，并具备“协调”职能;一定意义上，也可属“议事协调机构”。
她同时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会是一个“决策机构”，“因为如果是决策机构，发生战争时，就会遇到与‘中央军委’，谁来指挥的问题。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单位里，也包括了一些提供情报信息的单位。情报信息的作用，很多时候，就是做研究，做咨询的。”
这位官员分析，谁来担任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一职，非常关键。委员会的专职工作人员，“即使有，也会是少量，更多的还是其他部门官员的兼职”。
法治领域提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其中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在年初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已经释放。但是，即便法治系统内部，对其所涉权力的具体指向，目前也还并不清楚。其中是否会调整党的政法委机构管理司法部门的方式，也多次出现在各界讨论中。
此前，曾有民间意见称，为实现“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可能会试行司法系统的垂直管辖。最高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对本报记者指出，十八大报告已有“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类似表述。司法系统的垂直，与现行法律相冲突，基本无此可能。“确保独立审判权检察权，可行的举措之一，就是上级司法机关，在人事权及财权上，给予支持。实际上，省级法院检察院的一把手，很多已经由中央在统一调配;而省级以下，尤其是区县一级基层法院检察院的财政经费，则由上级司法机关来保证，在财权问题上，免受同级党政的干扰。”
在最高院近期公布的改革文件中，也对上述意见有过反映。上述法官亦指出，三中全会公报的“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较之十八大报告里的“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更近一步，更加凸显“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而就笔墨不多的金融改革改革，各界共识核心将是市场资金的定价问题。外界推测的路径包括：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将选择部分资质较好的商业银行进行试点，先行放开中长期定存上浮区间，引入市场化定价的大额可转让存单。而在汇率方面，扩大人民币汇率日间波幅，资本项目可兑换进度。鼓励设立民营银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同时加快出台小额放贷人条例。
扩大开放图景
中国的扩大开放也将迎来新局面。全会提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来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处于调整、变革时期，经过认真权衡，党的十八大提出仍然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挑战和内涵发生了变化。从过去有利于通过加工贸易扩张的机遇，变成了有利于利用外部的资源和市场加速中国转型升级的机遇。
虽然整个外部需求是萎缩的，同时增长需求大幅度下降，但是相伴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再工业化，需要更新基础设施，这种变化，使得技术密集型产品出现良好需求态势。
此外，公报还提出，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由此市场人士分析，中央高度关注对东盟国家关系的海上新丝绸之路，对中亚国家的新丝绸之路，因此未来对东盟和中亚地区的贸易可能会扩大。
过去我国成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如保税区、综保区、出口加工区，也属于自由贸易园区。但上海自贸区是原来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升级版，通过在政策、管理上更加自由、开放。更重要的是，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和竞争中立三大准则为基础的上海自贸区，承担着中国在初步具备市场经济特征下，在体制、制度和法律层面上的全面改革试验。
显然，对于国情复杂的中国来说，不能寄希望自贸区能解决所有问题，更不可能把改革开放的任务都压在上海自贸区的肩上。从目前的试验方案来看，上海自贸区的使命，主要是三方面：服务业的开放和服务业的规制;货物贸易的便利化;对投资准入管理体制的改革。
目前，上海自贸区在服务业准入方面开放了18个部门。更重要的是，原来的外商指导目录是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的混合体，现在是负面清单管理。
按照正面清单管理的内涵，没有规定可以进入的领域就不能进，而负面清单则是“非禁即入”，背后是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也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考验。
商务系统人士表示，良好的投资管理体制应该是推进国际投资合作的正能量，而不应该朝后退。他们经常听到企业有抱怨的，在国外设立公司，返回到国内投资的时候，由于投资管理体制和国际不接轨，直接影响企业效率。
至于构架更为复杂的金融开放、改革，包括利率改革、人民币可兑换，从央行迟迟未出的自贸区细则来看，显然有所顾虑。
自贸区是国家在中央层面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战略意图，和地方政府加速发展本地经济的远望结合起来的节点。对中央政府来说要思考，从原来的沿海开放到沿边、沿疆开放，走过了一个渐进式开放的过程。到现在可以说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但是每个地区的优势不同，开放面对的对象不一样，在全国开放格局中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需要统筹规划的。
放到更宽广的国际背景下，自贸区的很多试点改革，以对接TPP(泛太平洋(行情，问诊)伙伴协议)为目的，成为中国实行更高级别贸易自由化的试验。目前TPP面向中国的大门已经开始合拢，如果在新的贸易框架内被边缘化，中国又将面临第二次入世的艰难谈判。
“公报只是提出改革的关键词，未来要看改革的具体决定，肯定要分门别类地实施，现在只是提纲挈领，把主要的提出来，具体还要看未来执行。”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说。在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后，依照惯例中央还会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发布，其中将有更进一步的阐释。
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涉及土地改革的议题，会议公报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公报还提出，“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意味着农地流转形式将进一步多元化，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目前还不太好断定是允许农地入市，或者只是延续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说法，允许农民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参与开发经营。
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表示，多年来，对于农业经营体制，官方一直提的都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的双层结合体制，但实际上集体统一经营已经有逐渐涣散的趋势，而被大量进入农村的工商业资本所代替，新型的经营体制是否是继续扩大“公司加农户”的模式，这个还难下定论。
这位专家称，因为从2013年“一号文件”的表述来说，中央对农民的经营体制，一直是鼓励多元化的，既要壮大那些龙头企业，又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同时也不排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
而从三农问题的决策官员的近期言论来看，对于农业经营体制和农地流转的态度依然是审慎的。
审慎的土地流转
中农办主任陈锡文不久前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农业是最适合家庭经营的产业，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凡是不搞家庭经营的地方，不仅现代农业搞不成，连传统农业都守不下去。
而国研中心副主任韩俊也表示，由于中国的人口和土地禀赋，决定中国的农村经营不可能像拉美和澳洲国家一样搞大农场，只能是以家庭经营为主。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原所长、全国人大农委委员张晓山表示，未来的农村经营体制应该是以小农经营为主加上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样既能符合中国的土地人口国情，又能使传统的农业跟大市场、大物流、新型金融衔接起来。
基于此，对于农地的流转，目前各方态度也是分歧较大，上述国研中心的专家称，一方面，近期安徽宿州埇桥区和无锡阳山接连推出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为农地流转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但另一方面，中央在农地流转中又设置了“用途管制”的规定，即流转后的土地不能改变用途，例如此次安徽土地信托的项目为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由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服务商提供服务。
经济学家华生基本上是反对政府大张旗鼓地推动土地流转的，其在最近发表的《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一文中表示，土地自由流转不会使他们的经营规模扩大和经济状况改善，相反会因工商资本拿走大量土地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其表示，在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甚至美国的部分州都是立法严禁农业土地公司化商业化经营的。
事实上，中央关于土地流转的两条规定——“自愿有偿依法”和“用途管制”实际对工商资本下乡进行非农化操作进行了限制，但在地方实际运行时这两条规定往往被规避，一些企业通过流转取得农地之后，往往改变了农地用途，进行商业开发;而一些土地的流转过程也不合规范，往往是企业跟村集体合谋完成，并未征求农民的意见。
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上，上述国务院研究中心专家表示，应该是在确立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基础上，使农民更多地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逐步提高农地的补偿标准， 对于外界预期的农地入市、集体用地和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短期内恐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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