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不久，在产能过剩矛盾依然突出的情况下，各个地方政府已经按耐不住投资的冲动，纷纷开始“冒天下之大不韪”，几天之内竟然连续上马了两个“四万亿”。
四万亿，这个曾经多么熟悉的数字，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从四川版的4万亿到福建版的四万亿，四万亿就如雨后春笋不断的涌现。在这疯狂的背后，人们是否该冷静下来思考下，上一次的四万亿给我们造成多少伤害?不能否认四万亿当时拯救了中国的经济，使经济快速复苏，但是同时埋下的隐患就是就是通胀全面爆发。而如今地方版的四万亿如火如荼的兴起是否要“三思而后行”?各界对此似乎也不看好，纷纷用脚投票。
各地比赛“吹泡泡”
2013年10月23日，福建省发改委发布了福建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这是继四川版本的“四万亿”后，又一个举一省之力发布“四万亿”计划。似乎大家都再次回到了2008年版本的“四万亿”计划中，那次计划造成了产能过剩到现在都还无法修复。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2013年1月22日，工信部、财政部、发改委等十二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汽车、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这九大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目标和任务。之后，中央各部委更是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从财政、审批、金融等方面积极推动产业并购，重点就是为了化解2008年“四万亿”投资计划造成的严重产能过剩问题。
时隔不久，在产能过剩矛盾依然突出的情况下，各个地方政府已经按耐不住投资的冲动，纷纷开始“冒天下之大不韪”，几天之内竟然连续上马了两个“四万亿”。而现实中具有旺盛的投资冲动的不知这两个地方，按照这种趋势，很快就会有更多的地方版“四万亿”计划推出。
融资问题很现实
那么四川省和福建省推出的计划到底能否实现呢?不妨我们从融资的角度看一下。根据四川省公布的计划，投资总额达到了4.26万亿元，相当于四川省 2012年GDP(23849.8亿元)的1.77倍，相当于四川省2012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2421.3亿元)的17.59倍。
而四川省2012年的社会融资总量为6979.5亿元，其中，新增银行贷款3652.4亿元;银行表外融资1812.2亿元(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债券承销等形式融资);债券融资873.5亿元;股票融资252.5亿元;其他融资388.9亿元(保险赔付、小额贷款等)。
粗略计算，四川省的“四万亿”投资规模相当于四川省2012年社会融资总量的6.10倍。即使按照两年的时间完成，也意味着四川省每年需要实现现有融资规模的3 倍，以四川一省之力显然难以完成。而福建省也是同样的情况，福建省2012年的社会融资总量为7131.4亿元，福建省推出的3.95万亿元投资计划，相当于福建省社会融资总量的5.54倍。
实际上，这并不是地方政府第一次发布让人如此“瞠目结舌”的“惊天大计划”，大家是否还记得2008年云南三万亿投资计划?2010年湖北省十倍于GDP的12万亿投资计划?2012年贵州三万亿生态旅游投资计划?好像大家觉得，投资计划不高于“万亿”似乎不好意思见人，但是，这些计划到底多少能够实现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2008年中央“四万亿”投资计划造成的产业阵痛至今尚未消弭，各地应该吸取教训，在符合产业发展结构的前提下，谨慎的推出大规模的基建计划，防止“大跃进”的悲剧重现。
地方版“四万亿”冷思考
现在市场所担心的是，地方版“四万亿”投资热潮如果成了2008年中央政府的“四万亿”翻版，那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多少后遗症?如果不是，那地方版“四万亿”的内在含义又是什么?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又意味着什么?还有，地方政府通过什么方式来融资?是证券市场还是银行?或还有其他更多的渠道?其投资效益会如何?如此巨大的投资什么时候才可收回?地方融资平台原有的麻烦已够大，到底还有多大的承受力?
要想厘清这些问题，先来思考两个问题。其一，今年上半年国内GDP增长7.8%，但83%以上的省市增长在9.5%以上，一半以上的省市增长在11%以上。只有广东等四个省市低于8%。这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增长及发展不平衡。由于广东等四省市的GDP总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这几个省市经济下行，把全国的GDP增长拉下来了，其实绝大多数省市经济增长仍然处快速增长的轨道上。
其二，如果让那些增长速度较慢的省市也能快速增长，或达到当前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不是有无限大的增长潜力吗?比如，2010年GDP在9200亿及以下的11个省市，其GDP总量4.8万亿，与广东省差不多(4.6万亿)。但这些省市的人口、自然条件、土地面积等资源要大于广东10倍以上。如果这些省市的经济水平也达到广东的水平，那么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存在问题吗?内需又会有多大?
经济落后的省市经济发展之所以缓慢，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地方的基础条件落后。无论公路、铁路及城市基础设施都是如此。
要挖掘中国经济的无限增长潜力，最为重要的是把那些自然条件好，适宜居住而经济落后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比如贵州、江西、湖南等南方地区及东北地区。当然对于那些不适合人居的地方，自然条件恶劣，政府投资再大，要想改变当地的环境也非易事，即使改变了一些，其能达到的经济效果也十分有限。
也就是说，如果有条件，政府如何加大对那些经济落后，但又适合人居住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思路并没有错，只是有个短期效益与长期增长的问题。如果中央政府加大对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各种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那就可为未来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可以说，这将是中国扩大内需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样一种思路不可小视。
既然如此，我们对于当前社会各方争论十分激烈的地方版“四万亿”投资，就不能简单、轻率地否定或肯定，而是要针对各省市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分析。我们既要看到地方政府为了业绩而盲目扩大投资的冲动，看到这种投资热潮可能带来的巨大的金融风险及银行风险，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是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特别是对于那些自然条件比较好，适宜人类居住但经济落后的地区，比如贵州、江西，中央政府要改变以往统一的由不同财政部门分担投资的方式，而应毅然加大对这些地方的中央财政直接的转移支付。如果能够有意识或通过直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帮助这些地方加紧基础建设，那么这些地方的经济就可能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期。
当然，对于地方版“四万亿”的投资热潮，我们不能不格外注意的是，如何提高投资规划的科学性，把重点放在投资的长期效应上;注重加强对这些投资建设的科学管理与监督，尽量减少地方官员寻租设租的机会;还应充分考虑到这种投资热潮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特别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加大当地的信用扩张，在进入正规渠道困难的情况下可能进入非正规渠道，比如高利率的信托资金之类。这不仅会加大当地政府融资成本，也可能就此埋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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