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日本所面临的艰巨挑战，我们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日本二十年经济停滞的决心只能抱有敬仰之情。他的战略--由大规模货币扩张、政府增支和结构性改革组成的“三支箭”--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到目前为止只射出了一支半。
刺激计划的效果因为旨在减少日本巨额债务负担的增加消费税计划而被抵消不少。增加消费税将令日本消费者减少消费支出。能源部门、劳动力市场和竞争政策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似乎也无法立刻就起到效果。更令人担忧的是难以改变的现实--如快速老龄化且不断减少的人口，这些现实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中日本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但日本的问题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它的近邻和历史上的对头韩国也处在相似的轨迹上。区别在于韩国可能仍有时间改善这些趋势并避免日本式的持久低增长和长期衰退的泥淖。
作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和过去50年来最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功国家，韩国有可能面临着萧条的未来，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人口。韩国的工作适龄人口以每年1.2%的速度下降，是经合组织国家中下降速度最快的。
韩国的低出生率原因很多，但两大经济因素十分突出。首先，家庭债务水平很高，吞噬了四分之一的家庭收入，其中最重的负担在于按揭贷款。房价/收入比是美国的两倍多。
其次，韩国家庭被迫将收入的一大块(平均为10%)用于教育。考虑到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之比只有4%(1988年为20%)，韩国家庭增加支出的空间已经极为有限。
韩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伴随特征是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的之一，30-39年龄段女性只有33%参加工作。这部分是因为与欧洲和美国相比，韩国人在育儿和工作之间更加难以取得平衡。
韩国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甚至比育儿需求强劲的日本还低。此外，韩国在托儿所方面的投资不足，企业很少提供日托服务。韩国女性通常不会从事待遇优渥的岗位，因此育儿服务对她们来说往往成本太高。
最近，韩国提高了最低正常退休年龄，但这对改善劳动力市场前景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中小企业雇用了88%的工人，但其薪水远低于财阀(大型集团公司)，中产阶级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在下降。
但相比日本，韩国存在一些优势。尽管政府的刺激政策提高了国民债务，但债务/GDP比率仍相对较低，约为37%。相比之下，日本的公债水平超过GDP的220%。
此外，尽管韩国对出口的依赖度很高，但国内消费水平也很强健。充足的研发支出以及对科技创新前沿的不懈追求为韩国带来了强劲的创新速度。这有助于应对经济的两大主要挑战：服务业的低生产率。
服务业的生产率比制造业低六倍。主导生产(而不是就业)的韩国财阀的经营应该做出调整以支持日益重要的服务部门的生产率的提高。
与日本一样，这方面的关键是增加服务业的竞争性。如果财阀继续自己包揽广告、融资和IT等业务，就会对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形成挤压。此外，韩国需要对产业集中度进行检视，政府应该花大力气提供激励、确保资本获得渠道和降低市场进入壁垒以支持新领域的中小企业成长。增加高端服务岗位就业(特别是女性就业)也能极大地改善韩国的前景。
但是，从长期看，韩国的前景的关键在于劳动力。依赖比率(或者说抚养比率)的攀升——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50%，到那时，韩国人口中65岁以上比例将达到36%——这可能成为韩国的灾难。医疗成本将上升，导致预算吃紧。增加移民有利于缓解劳动力压力，但会受到公众的抵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潜在增长率将回落到2.5%的预测年率水平，即使韩国资本存量形势依然有利。
韩国从日本身上汲取了大量有益教训。它夺走了大量日本出口市场;它进口并调节日本的技术;它采取了与日本类似的规划方法;它的财阀也来自日本的财阀模式。
但是，如今，韩国必须汲取日本的有害教训。结构性改革不能拖。民族主义必须予以引导，使其有利于确保深度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公共支持。
如果不能快速果断地解决眼前的挑战后果会是怎样?韩国领导人应该一眼就能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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