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础设施和房产投资等的拉动下，各大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也随之高涨。重庆和天津投资总量都突破万亿元大关，北京、武汉、上海、南京、西安、长沙、广州、郑州、贵阳、深圳，也都超过千亿元。
有媒体认为，单单武汉一座城市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就与同时期英国全国更新和改善基础结构的支出相当。
在投资驱动的大背景下，一些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的中西部省区也开始“造城”。如位于西南地区的贵阳市去年投资为3030.38亿元，实现GDP2085亿元，投资率高达145%。郑州投资率为71%，长沙投资率达64%。
贵州省政府参事、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对媒体表示，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比率落后东部地区大概7到8年的时间，因此两者发展阶段有明显不同。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中，中西部地区的外贸出口量很小，内需增长的幅度也十分有限，因此只能依靠投资拉动。
除了省会城市和一二线城市，一些三线的中等城市也在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城建投资。据公开报道，山东省威海市将实施33条道路建设工程。根据《2014年威海市城建重点工程实施方案》，今年威海市将实施10条（段）城市主干路新建、续建、大修工程；在城市次干路方面，年内计划完成23条（段）道路的新建、续建及大修工程和3座铁路框构桥拓宽工程。该市仅一个环翠区范围内就有8条路的新建、大修工程。一个中等城市一年时间内同时开工众多的主次干道建设工程，给交通调度带来的难度暂且不提，所需的资金也不是个小数目。
各地以“建设”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在“造城”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由于市场作用比较小，因此主要以政府投资推动，而地方政府在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加大投资的力度，只能继续通过银行信贷，这可能进一步推高地方负债和金融风险。
2013年审计署对全国15个省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城市、3个直辖市及其所属的3个市辖区的审计发现，有9个省会城市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
目前各地依赖传统的投资“造城”来拉动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是因为地方有保持经济增速的压力，而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没有生成。在实体经济和内外商贸缓慢复苏的背景下，似乎只有依靠“立竿见影”的建设投资才能起到给地方经济“解渴”的作用。这说明结构调整还没深入并完成磨合，尚未产生深厚的驱动力；在现实压力和利益的诱惑下，地方政府的发展观念依然没有根本改观。保速度、重当前、忽视发展的可持续性，依然是地方常见的发展思维之偏颇。
如果持续高涨的投资热度得不到降温，那么在财政收入相对低缓时，地方债务的持续膨胀将不可避免。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大力举债，第一还款来源是土地出让收入。如此一来便造成地方债循环的恶性周期。地方债是源源不断、此消彼长的，但是地方的土地和环境资源却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资源填补无限的债务膨胀，其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显而易见。
各地政府在热衷投资，欣喜于经济发展数字的同时，会给后来者留下一笔笔难理清的账。此外，盲目“造城”所产生的环境成本，也会给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如果将它们换算成经济数字，可能会进一步抵消“投资型”发展模式带来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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