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打开电脑，一条振奋人心的信息映入眼帘。在宣布“2013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6700多美元”的同时，国家发改委官员向媒体披露：“中国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按这位官员的说法：“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现实版钱去哪儿了 中国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
世界银行每年都会根据“人均国民收入”这个指标，将世界各国划入4个不同层次的组别。按世界银行2013年7月1日颁布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1035美元以下的是“低收入国家”；在1036美元至4085美元的是“下中等收入国家”；在4086美元至12615美元的是“上中等收入国家”；而在12616美元以上的则是“高收入国家”。虽然在中国，在正式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并没有“国民总收入(GNI)”和“人均国民收入(人均GNI)”这两个指标，官方一般会拿GDP(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说事。好在通常在数值上GNI和GDP比较接近，譬如2012年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均GDP是6100美元，而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的人均GNI是5740美元。以这两个指标看，即使按2013年的标准，中国都已经算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即官员所说的“中高收入国家”了。
遗憾的是，要说中国都已经“中高收入”了，民众确实没有这种感觉。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也许是一个延续了30多年的认识误区。改革开放之初，宣布要“GDP翻两番”(当时的叫法还是“工农业总产值”或“国民生产总值”)，举国欢腾，人人都觉得自己的钱包要鼓起来了。接下来的故事是，在20世纪80年代，确实一度大多数人都有了一点脱贫的感觉。但再接下来，就变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一部分人中更有一部分人的收入以比高速增长的GDP还要快得多的速度不断地翻着跟斗。进入新世纪，再说“GDP翻两番”，即使是“人均GDP翻两番”，民众都已经淡定得多。因为他们已经察觉到，其中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终于，这个误区逐渐被看清楚了，GDP也好，GNI也好，说的都是国家的财富，要到民众手里，中间还有一个分配环节。后来又过了多少年，开始说“居民人均收入将翻两番”了，民众心里不由得又泛起一圈圈涟漪。当时不少媒体争相报道，有人根据眼下的收入计算起若干年后翻两番会是多少钱。接着，“社会分配方案”又成为舆论关注热点。然而，楼梯响了半天，始终未见那两位负责分配的名为“合理”和“公平”的关键人物下得楼来。
近30年来，改革目标中常常被拿来说事的是社会保障，也就是说，格外看重再分配。其实，初次分配完全“市场化”，到二次分配再来“调控”，这样的制度安排，按国际经验，一是在人口众多的大国很难兑现，二是在东方国家难以落实———而这两个条件对于中国来说统统适用。
要真心缩小贫富差距，必须重视第一次分配。这涉及两个环节，一是就业，因为失业就等于被剥夺了参与第一次分配的资格；二是工薪制度改革，要引入国际通用的“三方机制”，即有政府干预的劳资谈判。最合理的工资水平，其实并不是专家算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着眼，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水平即为最合理。时下屡屡被引为政绩的最低工资，在前些年工资处于极低水平时是有效的。但当中国的农民工发明了“用脚投票”来维权之后，最低工资的作用便日渐式微。眼下在大多数地方，以这样的工资水平，实际上已经招不到工人了。
以上的分配政策还需要有理性的财税政策相配合，中国的国民分配中，政府占的份额太大，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所以应该减税———对中小企业减税，对微型企业免税。当今世界上，失业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在促进就业的诸多政策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社会企业。一般来说，办一个企业，第一要缴税，第二是社会保障缴费，最后才是员工的工薪收入。社会企业将这个顺序颠倒过来，第一是工薪收入，其次是社保缴费，最后有能力才考虑缴税———办企业的目标不是利润第一(对企业)、纳税第一(对政府)而是就业第一(对劳动者)。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承担了70%甚至更多的就业，公平论道，必须在税务上给予松绑。
开春以来，中国的流行语中，最为时尚的就是“××去哪儿”。我也用这样的句式来引出本文的结论———据说中国已经是符合世行标准的中高收入国家，但是民众心中还是非常疑惑：既如此，Money，亲，你又去哪儿了？在中国社会，这可能是个特别重大的议题，即便已经是“中高”，但毕竟还没摘掉“中等”的帽子。(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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