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主席对英国的访问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中国将在英国投资修建高铁、核电站更能充分显示出中英工业和国力对比的逆转了。
须知英国是工业革命和铁路的故乡，也正是英国当年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将中国强行拖入西方主导、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正因为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奠定了英国霸权的根基，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萨克莱(W·M·Thack鄄eray)才在《五朔节短歌》中如此咏唱：“看那儿机器在运转不息：
英国的这些征服的武器，是它不流血战争的胜利品，这些多么卓越的利器。”时至今日，中国早已有了“世界工厂”的名号，是惟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不仅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消费品，即便是装备制造业，2013年中国的产出也已经占到全世界三分之一，等于第二名德国的两倍半……
这一切，是中国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根基所在。
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和经济繁荣是否会昙花一现?这种风险客观存在，而且主要不是因为人力成本上升等单纯的经济因素，而是因为“自废武功”。看看7·23动车事故后中国高铁在疯狂围攻和辱骂中险些被活活扼杀;看看PX工厂项目遭遇的一次又一次狙击风潮;看看TCL之类规模和发明专利名列前茅、利润数十亿元、手持现金逾百亿元的巨型消费电子企业管理层抱怨其市值不如某些只有概念的亏损企业;看看此前十年里制造业企业纷纷涉足、乃至投身房地产和所谓“资本营运”;看看科技专业在高考考生中热度下降……
我们不难知道，这种风险绝对不可低估。不难明白，李东生等企业界人士一再强调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脊梁、呼吁重视不断夯实制造业根基，绝非无的放矢。
需要重申，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因为能够提供体面收入就业机会的所谓“现代服务业”只能建立在现代制造业基础之上，因为现代制造业能够为更多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使经济增长的成果得到更为广泛、公平的分配，并激励学习和技能的推广。不仅正在力图实现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如此，已经成功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不例外。如果说，昔日中国经济的目标相当单纯，就是“赶超”二字;那么，今日，我们的目标必须有很大一部分放在“防止被赶超”之上。我们的竞争对手希望“赶超”中国，我们不能给他们创造这个机会。
那么，中国制造业有能力有决心更上层楼而“防止被赶超”吗?答案是肯定的。论探索业务新模式、开辟新市场，从制造业企业积极探索与网络应用服务相结合的各种“互联网+”、“双+”模式，到一大批企业多年来持之以恒开拓国际市场，以至于华为、中兴、TCL等企业海外收入占比近半甚至逾半，从而在国内经济有所减速时占据了主动地位，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的远见与行动能力。
论技术创新，华为、中兴这种典型的高科技通信设备制造商已经连续数年跻身世界国际专利最多企业前三名，TCL这样的消费电子企业去年发明专利总量、累计发明专利总量也都位居全国企业第三名。就总体而言，去年一年中国科技成果登记数就达到了53140项，其中应用技术成果46091项;专利申请授权130.27万件，其中境内119.16万件。
论科技研发投入，去年中国研究与发展人员全时当量达到393.7万人年，研发经费投入13312亿元，占GDP比重为2.09%。好的大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更高，消费电子巨头TCL的研发费用就占到了销售收入的3.9%，某些高科技企业这项比例更高达10%左右。
论敢于顶住压力承受风险，中国实业界这样的人士更比比皆是。2011年7·23动车事故之后，“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之类说法一时颇为流行而近乎“政治正确”，我为中国高铁辩护，率先向《中国工业报》提出发起专家座谈会上书保卫高铁，结果在微博上遭到疯狂的围攻谩骂，其中还不乏所谓教授、博导、研究员之类“社会贤达”、知名之士。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参加2011年8月8日华星光电建成投产典礼，看到处处“高速”、“发展”的标语，顿感精神振奋。也正是这些敢在“减速”成为“政治正确”的环境里大张旗鼓号召高速发展的企业，收获了丰硕的发展果实：2011年8月8日投产，10月12日量产，仅仅一年多就实现盈利，打破世界同行这类工厂一般都要亏损数年才能盈利的常规，现在的华星t1工厂已经是全球产量最大的八代液晶显示器件工厂，在武汉等地的新工厂也进展顺利。
……应当说，今天的中国并不缺乏肯下功夫钻研技术的优秀技工、工程师和科学家，不缺乏时刻敏锐盯住市场和技术动态、敢于顶住压力承受风险闯荡市场的企业家，不缺乏希望增强中国实体经济根基的投资者，更不缺乏资本，缺的是对他们工作的公正评价和正面激励。希望“十三五”规划能给予制造业应有的地位，希望中国资本市场能给中国制造业合理的评估，希望中国舆论界能给中国制造业提供公正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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