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在过去5年依然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GDP年均增长达到9.3%。总体看来，过去10年中国经济迷恋GDP的高速增长，在“重量轻质”的发展逻辑下，经济发展的质量远远跟不上高增长的步伐，中国的经济转型任重道远。现在，中国处于调结构、促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人必须开始习惯中低增长速度，而着眼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未来的经济决策，不必纠结于“稳增长”的惯性逻辑。面对新的问题和危机，也要摆脱惯有的危机处理思维，应该换一个思路。不要对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的风吹草动做出过度反应，而要凝神静气，坚定自己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走好未来的路。长期停留在危机思维的窠臼中，频繁使用危机刺激政策，让调结构为稳增长让路，就会贻误改革和发展的时机，也等于拱手放弃后发优势。未来的经济分析和决策，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规律，当一些领域有利润，投资就会蜂拥而至，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大规模投资和快速发展使得主流产业出现饱和，产品库存增加，利润下降，投资减少，经济增长呈现下滑。然后经过产业的调整或者新的产业结构形成，对新产业的投资开始增加，经济重新恢复增长。
经济周期理论指出了经济周期变化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增长变化的原因是产业发展规律。产业的“初期—成长期—规模扩张期—饱和期”是与“增长—繁荣—萧条—衰退”的经济周期变化相关的。二是走出危机进入新一轮周期的经济增长，是与饱和的产业结构被调整，特别是与新产业结构形成同步的。产能过剩、经济衰退、经济危机爆发，经济要走出危机，一方面必须调整已经饱和过剩的产业，在一个新的层次上恢复投资和增长;另一方面要找到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对新的产业结构增加投资，经济才能在新的产业结构上开始新一轮的增长，经济才能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换句话说，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不是简单地在原有产业结构下的补库存的恢复性增长。真要走出危机必须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么是产业层次的提升，要么是形成新的产业结构，或者两者共同成为增长动力。仅恢复和释放过去的过剩产业带来的增长，并不是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开始，反而可能带来未来更大的问题。新一轮经济的增长周期一定要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步。
其次，发达国家走出危机恢复增长的实践印证了经济周期理论。美国2001年的网络科技泡沫危机，起源于个人电脑的快速发展，个人电脑进入586时代以后市场开始饱和，投资下降，泡沫破灭，2000多家网络科技公司从纳斯达克退市，导致经济下滑。虽然美联储采取下调利率的措施，但是最后经济走出危机是因为一批互联网公司的创造性发展。互联网把个人电脑连接成网络，形成网络高速公路。搜索引擎又相当于高速公路上的车，把信息传播和处理能力大幅地提升。网络科技产业经过大规模的整合和调整，出现全新的产业结构。谷歌、苹果公司脱颖而出，微软、IBM重新定位，当然还有硅谷培养的大大小小遍布各个领域的应用平台的发展，美国经济这才走出网络科技泡沫危机，在新的层次上、在新的产业结构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现在，美国仍然处于危机的疲软增长状态。美联储已经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政策。但是美国最终要走出危机，开始新的增长周期。这一轮新的增长可能会以第三次产业革命的阶段性新产业结构为驱动力。而这一次产业革命的两大特征将会是以3D打印为例的智能化制造业的发展和以页岩气为主体的新能源结构的调整。近期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在完全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情况下，绝不可能是过去意义上的回流，而是基于拓展更人性化服务的市场需求和智能化生产技术的发展。美国经济的危机修复，不是以恢复落后的过剩产业来推动短期增长为主，而是需要创造新的增长动力。市场机制能够顺应经济周期的变化规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是美国经济最强有力的内生修复能力。美国危机修复重复印证了新产业结构形成与新一轮增长周期同步的周期理论。
实际上，欧债危机虽然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但是在危机解救的过程中，欧元区的体制改革也在推进。比如福利体制的改革、财政一体化的改革等。也就是说，当欧债危机缓解以后，欧元区的体制也会有一定程度的理顺，走出危机和新欧元区的结构调整也是同步推进的。
中国在国际危机冲击下经济增长放缓，虽然不是本身经济周期变化引发的危机，但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在外部危机冲击下也暴露无遗。短期应对危机冲击，采取一些短期刺激政策稳定经济增长是有必要的。要真正走出危机的阴影和影响，绝不能长时间停留在危机思维之中，依靠应对危机的短期举措，释放已经过剩的产能，“稳定”过去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下的高投入产出比的低效率增长。千万要注意的是，短期政策释放的信号是维持局面，是在被动等待发达国家“恢复”过去的增长结构和市场。但不论是经济周期理论还是发达国家应对危机实践，走出危机都不是一个简单“恢复”过去的概念，而是一个主动变革的过程。我们不主动变革调整，让短期的“增长”为结构调整让步，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这样做的结果是，等发达经济体真的调整到位走出危机后，我们在体制、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上又变成“落后”国家。
可喜的是，进入2013年以来，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显示了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态度。比如，十二部委联合推进汽车、钢铁等九大行业兼并重组，旨在解决产能过剩、恶性竞争等问题。再比如，新型城镇化带来清洁能源使用的巨大市场将带动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服务消费的巨大需求也将推动多层次服务业发展，信息化城市将带来信息产业的发展，等等。这与经济周期必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引擎的理论也是一致的。
最新发布的政策，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的新发展思路。需要注意的是与发达国家修复经济的市场调整体制不同，国内还是政府主导政策引导的结构调整。在这样的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执行力是否到位是关键。不论是对落后产能的调整，还是新兴城镇化可能推动的按照产业规律形成新产业结构的过程，都与一直以来GDP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理念是不同的，也就一定会遭遇相关利益群体的博弈。这也就是为什么产能过剩的调整不断受阻，越调越过剩，也是清洁能源产业还没有在国内大规模使用，替代不可再生能源的战略思想还没有开始实施就产能过剩的原因，也是新型城镇化被“一厢情愿”地解读为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以至房价被推动上涨的原因。
中国经济要按照经济规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在结构调整上达成共识是第一步，要认识到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是，必须注意，政策执行的阻力仍然不可忽视，要特别注意防止在执行层面再次将“调结构”让位于“稳增长”，甚至为了短期的投资增长而做出错误决策，制造系统性金融风险。与此相适应，如何按照产业发展规律推动新的产业结构形成，也是一篇宏大的文章。
经济转型比高增长更重要
国家统计局于2013年7月15日发布201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数据。这份“成绩单”显示，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4800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6%。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而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华盛顿举办的2013年“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GDP就算只增长6.5%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随后马上又补充道：对7%的增长目标很有信心。这两个数字都低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事实上，中国经济放缓不是一个短期的调整，从2012年一季度开始，经济增速就一直在向下调整，实际上已经调整了六个季度。从经济理论上讲，如果经济调整超过三个季度，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对此，大家应该形成一个共识。由于国内外的需求，尤其是外需低迷不振;而投资的需求方面，由于过去产能扩张太快而出现产能过剩，短期内这些行业的投资呈下降的态势，加上劳动力成本、环境资源成本大幅度上升，依靠以前的方式推动高速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所以经济增速必然会有放缓的趋势。
实际上，不接受中国经济有必要适当放缓，而单边放大中国经济放缓的所谓负面影响，强调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观点，并坚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回到印钞票的粗放增长轨道，是对形势的极大误判。而且如果误导了政策，短期内可能成为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因素，长期来说，可能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极大阻力。
其实，2012年的“两会”报告就已经将经济增长速度从8%下调至7.5%，释放了当年经济适度放缓的信号。从国内经济环境分析，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充分考虑了房地产和产能过剩的宏观调控政策将带来投资增长适当放缓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数据中已经体现，房地产投资从大大超过平均投资水平的32%高位，下降至趋于20%的平均投资水平的19.7%;也充分考虑了欧债危机对中国出口市场的影响，相关方面已经把全年出口增长的平均增长指标从2012年的15%下调至10%，也下调了贸易顺差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以，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放缓是有序的。
从长期来说，7.5%的放缓增长率也是战略性的既定方针。中国经济粗放式高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从低劳动力成本已成过去、能源环保约束加大、粗放式增长带来的高投入产出比的压力、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相对缩小的外需市场新格局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都可得知中国经济增长在转型过程中适当放缓是正常的，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不论短期因素还是长期因素，中国经济的适度放缓都是合理的。
从世界经济当前和动态环境分析，现在是中国经济转型难得的时机。在当前全球危机的恢复和调整过程中，不论是从短期减少贸易摩擦或者外需不振倒逼加工贸易企业调整的角度，以及拉动内需产业结构调增长，增长方式转型都是最佳解决方式。特别是发达经济体自顾不暇的困境，给中国经济提供了主动转型和调整的空间。从动态变化的角度，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向全球借钱推动过度消费和增长的发展方式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欧洲依靠借债和高赤字提高福利、增加消费、维持增长的模式显然不可能延续，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新格局可能与危机前不一样。不能前瞻性地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忽略中国经济现阶段的特征和矛盾，常态化流动性泛滥与泡沫化经济增速，可能致使中国经济错失转型时机，甚至加剧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矛盾。
乐观地看，2013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了7.6%，仍高于经济增长7.5%的年度目标。二季度经济增速的小幅回落，没有必要过分解读，7.7%和7.5%是在同一个水平上。应该看到，同2012年一至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分别为8.1%、7.6%和7.4%、7.9%的情况相比，2013年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了很好的稳定性(2013年第三季度为7.8%)。
2013年全年经济是否能够平稳增长，取决于是否能够接受中国经济适度放缓的现实合理性。相对过去10年两位数的增长，7.5%的增长目标肯定是增速下降的。如果单边强调增速变化，合理适度的经济增长放缓，被危言耸听地放大成大幅放缓的“硬着陆”，很容易“挟持”货币政策而放松银根，重新回到印钞票、上项目的粗放式高增长轨道，推动通胀反弹，制造经济的大起大落。如果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现阶段增长放缓的必要性，接受7.5%增长目标的合理性，就会坚持实施现行的稳健的货币政策目标，就能确保2013年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目标。只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坚持以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水平和4%通胀水平为目标，充分满足经济正常平稳增长所需要的货币需求的增长，2013年的中国经济就不会“硬着陆”。以过高的经济增速为目标推动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可能再次泡沫化中国经济的无效增长，把好不容易平稳的通胀水平推高，带来经济的更大不稳定。
未来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和持续增长，需要在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创造有效需求上做大文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为可持续的以内需为主要驱动力的增长结构。所谓“内需”，是指投资和消费的需求。非常重要的是“需求”是指“有效”需求，而不是重复建设，加大产能过剩和高投入产出比推动的泡沫化增长速度的无效投资需求。而“有效”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产生于合理的产业结构中，在有成长空间的新兴产业和服务行业中被“创造”出来。印钞票、发货币，除了短期内会让泡沫化经济增速以外，是创造不了“有效”需求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货币推高增长速度与经济转型的既定方针相悖。
中国经济的有效需求增长有很大的空间。短期内，扶持吸纳70%就业，创造超过50%GDP的中小企业，加大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增加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资金支持，都可以创造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中长期来看，科学地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不同层次服务业消费的供给增长，高端制造业的升级，传统产业的整合，将创造持续的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这也将成为未来持续平稳增长的新的增长点。
过去的时间里，国际上有16个中等收入的国家保持了7%以上的高增长，但是只有6个国家走出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现在处在不转型就可能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的境地。借鉴可攻玉的“他山之石”，中国经济增长适度放缓，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型保持长期持续平稳增长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比推动短期的过高增长要重要得多。短期内只要不出现“黑天鹅”事件，没有导致系统性风险的金融事件发生，就不要滥用刺激政策。刺激政策是危机政策，滥用危机政策，将使中国经济永远处于危机之中。当下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结构性的问题，把经济增长的后劲、新的增长点培育出来，把过去不合理的结构调整到合理的水平，这些都需时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现在开始不要纠结于增长速度，必须放缓经济增长，着眼于转型，而不能坐待刺激政策的拯救。改变以往“危机状态”下的宏观经济思路，早日实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中国经济才可以创造持续增长的奇迹。
如何推动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
2012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经济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过程。经济有周期变化规律，经济结构必须顺应规律、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在进行中，重提经济结构的调整绝不是老生常谈，应该是旨在推进下一步的经济结构调整。下一步的结构调整需要调整思路，而且有待在几个方面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首先，企业做好了结构调整的市场和知识的准备吗?传统的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经济衰退，都是主要产业的企业发生产品过剩，经过企业改造、产品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才能走出经济危机带来的低谷，经济在新的结构上重新开始新的扩张。经济结构的问题是产业结构的问题，产业结构的问题是企业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虽然是一个宏观概念，但如果一直停留在宏观层面的讨论，结构调整很难真正实现。
笔者参加APEC(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论坛时发现，企业提得最多的问题是：企业应该向什么地方转型?企业的结构如何调整?政府政策支持什么产业的发展?这些问题表面看起来是与结构调整相关的正常问题，但是由企业提出来，就显得不正常了。
结构调整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应该最清楚自身的比较优势，最了解市场的需求和竞争，当年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出口加工贸易企业转移到内地，都是企业自己的选择，包括美国、欧洲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也是企业行为。20世纪末，个人电脑饱和并与互联网分离的模式遭遇危机，是微软、谷歌、英特尔以及所有与互联网相关公司自身的调整，实现个人电脑联网，突破饱和的瓶颈，不断提升互联网的速度，并开发互联网搜索引擎，给互联网这条虚拟的高速公路加载了装满信息的传送，实现互联网的革命，不但使网络科技行业走出了危机，而且走进一个崭新的发展空间。
结构调整应该以企业为主。如果企业自身没有做好准备，不知道自己的企业未来如何发展，可能出现盲目扩张的后果。或者会出现哪里能赚快钱就“转”向哪里的“温州现象”，结果出现产业的空心化，企业“转”到连实业也不做了。比如浙江就有做眼镜的企业借贷22亿元“转型”做光伏加工出口，结果出口市场已经产能过剩，投资失败赖账跑路。而事后的说法是“政府让我们转型”。
推进下一步的经济结构调整，必须要明确企业才是结构调整的主体。企业必须有调整的主动性，做好市场和相关知识的准备。不论是“三次产业”的结构调整，还是从依靠外需转变为依靠内需的增长结构调整，或者是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只有企业敏锐地感受到国内外大形势的变化而实现调整，产业结构才能实现调整，经济结构才能最终实现调整，中国经济才能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中占领有利地位。
最近在东莞参观一家服装企业。该公司的法人企业家在国内外进行了长达一年多时间的调研，整合了市场及相关资源，合并了十数家服装制造厂，抓住中国年轻人的消费特点，以每天都有新装上市的崭新思路，打开了服装行业的新空间，使企业重现活力。
推进下一步的经济结构调整，应该是引导结构调整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回归，是以企业家的主动调整和聪明才智为动力的新的务实思路。企业的结构调整，不是顶层能够“设计”出来的。
其次，适应新经济结构技能的劳动力准备好了吗?不论是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升级换代，还是新兴产业结构的形成，都将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伴随着新水平上的更高更新的劳动技能需求。如果大规模劳动力培训跟不上去，会产生新结构下的大规模失业。
20世纪末计算机软件大规模使用在生产和管理方面。美国政府和企业大规模开展网络程序员的培训，使新的生产结构和管理方式的提升和改变过程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德国企业长期以来的企业办技能培训学校的机制，一直是“德国制造”的技术工艺领先的保证。实际上，稍大一些的中国企业过去都有技工学校，以夜校的形式不断提升工人的技能，对工人适应企业不断的技术革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企业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势在必行的今天，如能恢复过去一些好的做法，应该可以缓解未来技能劳动力不足和结构性失业的矛盾。
再次，金融体系做好了支持企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准备吗?在企业转型过程中，收购兼并、产品的升级换代、新领域的发展、技术改造、工艺更新、海外投资等经济活动是基本转型和发展的方式，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和金融服务。但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不论是银行还是证券市场，都主要以自我膨胀的经营模式运作，没有形成以提供中介服务为主的经营方式。对大型国企问题不大，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难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更缺乏支持转型的相对长期的金融服务体系的准备。对于不合理结构的调整，政府财政可能需要更多地承担责任。推动企业在更高程度上和新领域的发展，应该打造从天使到PE(私募股权投资)的完整投资产业链，而不是现在这种以上市为目标赚快钱的最后一公里的所谓PE模式，让民间资本参与企业的早期转型，为未来的投资回报做铺垫。推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让资金流向那些通过调整和转型具备成长性的优秀企业，流向那些通过收购兼并整合市场实现扩张发展的企业，实现资源的市场化优化配置。资本市场应该通过改革释放制度性红利，让那些预期未来能够转型成功、能带来回报的优质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获得投资者的支持。金融市场本身的改革，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之一。
最后，关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和环境准备好了吗?经济结构调整，第一要捋清政府与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规划”经济结构调整，政府“告诉”企业如何转型，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弄得不好越调越乱。比如现在浙江、江西和山东的政府按照GDP增长的思路一味鼓励光伏企业扩大产能，违反产业发展第一步应该投资研发、突破技术瓶颈，第二步扩大消费市场，第三步才是扩大产能的规律，结果使清洁能源远未替代不可再生能源，形成新能源结构，实现新能源战略，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严重困扰企业的发展。美国近期的页岩气开发带来的能源结构的调整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是30年来数以千计的小能源开发企业，看到油价上涨带来的能源替代的市场机遇，坚持页岩气的开发生产。页岩气的大规模开采和使用降低了能源成本，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在危机爆发后面对新结构调整和第三次产业革命序幕拉开的全新背景下的“再工业化”。美国政府的作用就体现在了通过立法，制造公平的市场秩序，支持企业的行为，保护企业的利益。
推进下一步的经济结构调整，政府的角色定位，应该是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制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引导新兴产业按照行业规律发展，避免政府以盲目的方式误导企业调整。政府成立的投资基金应减少直接投资，避免挤出效应，而要加大结构调整中技术改进和研发的投入，最好是通过招标配套研发资金和专利权的方式，优先给予在实体经济中转型发展的企业更多机会，而不是通过审批的方式导致不公平的寻租结果，阻碍企业调整。政府职能的改革对于下一步经济结构的调整至关重要。
在国内外大环境的变化中，中国经济结构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近30%左右的加工贸易企业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美国企业也正在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序幕中回流，中国下一步经济结构是否能够顺应全球化的规律不断调整，事关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中的竞争地位，事关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发展，所以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但是做好准备，沿着正确的思路调整更重要。
如今，中国步入了新的改革时代。带着阵痛加速转型和升级，寻找发展新引擎，正确的决策和成功的改革将把中国经济带入新的黄金时代。新一届政府下定决心将中国经济带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这就需要新政府清醒认识，坚定意志，为中国制定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增长计划，这应该包括：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推行结构性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收益。正如李克强总理2013年5月在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时所表示的，当前中国正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制度进步带来发展转型的红利
未来中国的经济目标将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题，结构调整为主线。发展方式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概念，从经济增长角度讲，发展方式的转型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型，实现从投资增长为主向消费增长为主的转变。若更完备地阐述增长方式转型的概念，我们提出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比较理想的增长思路。“十二五”规划的转型战略，给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实现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产出增长率与各要素投入增长导致的产出增长率之差。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体现的是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贡献以外的，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释的那一部分产出的增长，也就是著名的“索洛(Solow)残差”。
如果我们能加大“索洛残差”的增长，就会增加非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靠投资推动增长的依赖就会下降。而且完全可以在投资下降的同时，经济仍然保持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几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改变目前这种“高投入低增长”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制度性进步应该有巨大的红利可图。
首先，我们应该针对导致过度投资的资源配置非市场化的制度性原因进行改革。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资源是资金、土地和劳动力。银行是配置资金资源的主要金融机构。但是银行以利差为主的经营模式和保护这种模式的各种制度，使其不可能把资金优化配置到对经济贡献最大的经济主体中去。银行赢利模式的改变，通过多元收入结构来降低坏账，培养利率定价和防范风险的能力，是完善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增加投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体制变革。
政府职能的转移是另一市场化配置资源的体制因素。因为政府职能和财政预算体制的问题，地方政府利用权力配置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和地方国企的资金，以及银行资金支持GDP增长的行为是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行为的目标不是最大化资源的收益，而是扭曲了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公平的招商引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政府在靠权力配置资源和相应的体制问题上的改革，应该大大促进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的完善，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实现“降低投入保持增长”的制度性贡献。
其次，对导致高贸易顺差的国内高“储蓄—投资”差异的内部失衡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高贸易顺差带来的国际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是近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之一。事实上，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贸易的不平衡等于国内“储蓄—投资”的差异。外部的不平衡实际是内部不平衡所致，解决经济失衡问题必须从内部结构调整着手。
如果我们通过转变财政储蓄的投资为公共事业的支出，调整“储蓄—投资”结构，降低“储蓄—投资”差异，可以改善国内外经济失衡的现状。如果政府储蓄投入国内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会降低国内居民的“风险储蓄”和“审慎储蓄”，加大当期最终消费。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企业和居民行为也都能按照经济规律正常循环，调整“储蓄—投资”的结构，缩小“储蓄—投资”差异，最后会达到外贸平衡，进而达到国内“储蓄=投资”的“充分就业”的理想的整体平衡。如果贸易顺差不断减少，不断向理想的贸易的均衡状态收敛，相应的外汇积累速度会明显放缓。一般来说，在“储蓄—投资”的差异和贸易顺差降低的同时，消费会相应增长，促进更多依靠内需而不是外需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投资增长和依赖外需增长的模式向消费增长模式的转移。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国内外经济失衡带来的国际国内的矛盾，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中会得到部分缓解。
再次，对导致消费增长平缓的收入分配方式和社会保障体制做相应的完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之一。消费增长与收入增长密切相关。收入分配有三个层次：第一次收入分配是工资，第二次收入分配是转移支付，第三次收入分配是来自社会的慈善捐助。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根据边际收入倾向理论，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改善对消费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减少支出也是增加收入，所以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制度，包括低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应该对促进消费增长有非常实质性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以对自然条件的投入，来改变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如果能保持自然生态的平衡，风调雨顺，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防范和恢复的成本，人和自然的和谐必然带来经济的和谐。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为“不顾一切”的高增长付出了代价。如果我们能够逐渐恢复自然生态，或者减少进一步的破坏，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从长期来说也会增加对经济的贡献。
第三个方面，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常人们容易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狭义地理解为技术进步，事实上，技术进步是其中的一部分。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是被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的。现阶段，如果我们能在能源使用的效率上有较大的技术突破，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短期内可以缓解能源短缺的瓶颈，长期可以解决能源限制这一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条件。
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出发，我们不必过分担心经济增长得太“快”，也不必过分担心国内外经济失衡，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保持投入产出基本平衡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与经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增长，是有质量的增长，是和谐的增长。如果我们坚持制度性改革，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一定能够像改革初期那样靠制度进步的红利，实现新层次上的“低投入高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期待“十二五”规划的5年，以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能够得益于制度进步的红利，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成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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