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资源禀赋以及土地制度的限制，中国农业仍以传统小农经济为主。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农业内部中积聚的变革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正在缓慢而坚定的前进着。
受资源禀赋以及土地制度的限制，中国农业仍以传统小农经济为主。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农业内部中积聚的变革力量也越来越强大。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正在缓慢而坚定的前进着。
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农业市场监测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显示，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农民工收入在过去5 年经历了15%的年复合增速。务工收入的增长极大提高了务农的机会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务农人员离开农村，进入城镇打工。这也导致农村中出现“三化”现象，即农业副业化、农民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务农人员的减少必然导致土地的集中，适度规模经营应运而生。
1990-2014年农民工工资及收入快速增长
2005-2014年农业从业人员 持续减少 
土地规模化的经营意味着农业生产过程的管理水平需要提高，因此，以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农人”将乘势崛起。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国内农业合作社等新农人兴起速度惊人。2013 年12 月底，全国依法登记注册的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农民合作社达98.24万家，同比增长42.6%;实际入社农户7412 万户，约占农户总数的28.5%，同比增长39.8%。各级示范社超过10 万家，联合社达到6000 多家。
“新农人”崛起
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等“新农人”崛起意味着规模农业的兴起，其背后的含义在于农业生产环节市场议价能力的提升，这将对产业链格局进行重塑。其规模经济使得：(1)市场需求扩大，如：测土施肥、植保无人机、农机、供应链金融等新农经济有了推广的经济价值。(2)经营模式升级：从产品销售向种(养)植(殖)系统性解决方案转型。首先，在投入端，“新农人”不仅会对自身产品的品质会更加的看中，也会更加追求在生产过程中各种成本投入的性价比，而不是单纯的追求低成本投入。例如，要求更加有效的疫苗、要求增收更为明显的种子，要求更节省人力成本的
农业机械等。这一系列更高的需求，催发了上游投入行业的价值提升。同时，也促进了行业销售渠道及模式的改变。例如，疫苗从原来政府招标苗为主向现在的市场苗转移，价格的提升使得市场规模上十倍的扩大。使得行业竞争从原来的拼关系向拼产品拼营销转变。具体而言，一方面，上游农资销售从原来的独立品类经营向一体化经营转变。例如，在传统模式中，种子、农药、化肥一般是分属不同的经销商。而随着种植大户的越来越多，使得“种药肥一体化”经营变得更具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从农资品销售向农业技术服务转变，推动农资销售渠道扁平化。当前农资领域的产品同质性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差异化很大程度上更多的只能通过产品服务来体现。而“新农人”的规模效益，使得农业技术服务有了投入的价值与需求。例如，为种植5亩地的农民做测土施肥是毫无意义的，农民的收益提升也无法去覆盖这部分成本。但是对于种植500亩的种植大户而言，测土施肥则是其提高其经济效益的一条可行途径。大北农、海大集团过去几年在饲料领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他们高执行力下的服务营销。通过养殖技术指导，来提高养殖户的产品购买粘性。而这种服务也必将随着养殖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深化。即企业不仅需要在饲料销售中提供养殖技术指导，还需要提供疾病防控、兽药疫苗使用等养殖系统性解决方案。对于这种新增需求，传统经销渠道是无法适应和满足的。这也就意味着农资销售渠道必将从原来的层层经销向直销转变。由企业去直面生产者，直接为其提供服务。其次，在消费端，“新农人”经营规模的提高，其能够提供的产品数量相对于传统家庭小农经济而言急剧增加，这使得其与终端消费者的产销对接成为可能，千百年来农产品销售中的“坐商”模式有了向“行商”转变的可能。值得重视的是，产业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更是进一步加强化了“新农人”对于产业格局的塑造力!综上，我们认为，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着力点是推进土地适度集约化经营，促使农村经营主体向新农人转变，推动农业生产的渠道变革与经营模式升级，走“生物农业”、“智慧农业”之路，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在农业转型的大趋势下，有的上市公司提前感受到了趋势的来临，通过自我革新，希望能够顺应新趋势，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如大北农、诺普信等。通过积极拥抱互联网，拓展自己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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