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正是进一步加快改革和优化政府支出结构的有利时机。对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应该在目前整体效益较好的情况下，加快处置僵尸企业，推进国企的混合所有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尽快实现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分离，并严格实行环保、质量、安全等生产标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许召元
2017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实现了超乎预期的良好开局，其中投资增长是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支撑力量。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2%，比上年最低增速(8.1%)提高了1.1个百分点，保持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稳定略有回升的良好态势，扭转了自2012年以来连续4年投资增速快速下滑的局面。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长7.7%，比去年的最低增速(2.1%)提高了5.6个百分点，短期内投资触底企稳的态势已经形成。
从市场内生性投资的角度看，我国已经实现了稳投资的目标。投资波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波动源，投资的周期性变化是形成经济周期的主要因素。在经济上升周期里，市场需求呈向好态势，企业效益不断改善，企业家信心充足，投资有自我加快增长的内在动力，投资的加快增长又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而在经济下行周期里，市场需求增速在放缓，过剩的产能需要消化吸收，投资有自我减速甚至绝对减少的内在要求，还经常会出现投资过度调整的现象，给经济带来较大的冲击。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是反映市场内在投资意愿的主要指标，目前来看，2016年7—8月份是本轮投资下行的谷底，目前这部分投资已经呈现触底企稳的态势。从国际经验看，大多数国家在经济下行期都出现了投资负增长的最低值，中国能够把投资的底部稳定在接近GDP增速的正增长水平，成绩来之不易。
基础设施投资是近年来稳投资的主要贡献因素。自2013年以来，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剩余其他(农业采掘业部分服务业等)投资增速都大幅度下降，例如，2016年与2012年相比，制造业增速下降了17.8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降低了9.3个百分点，而基础设施投资却增加了1.2个百分点。2016年全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1%，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高达15.8%。
基础设施投资持续高增长的负面效应和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一是投资效率降低和债务风险。在基础设施内部，大量投资被用于公共设施管理业的投资，也就是主要用于市政公共设施的投资上。2016年，公共设施管理业共投资5.68万亿元，占基础设施投资的82.7%。大量的资金被用于短期回报很低的市政公共设施上，很可能会增加政府部门的隐性债务风险。二是钢铁等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矛盾被掩盖和延缓改革的风险。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钢铁、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回升，企业效益普遍好转。价格回升一方面是由于去产能工作取得了效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基建需求的增长。但这种需求刺激带来的市场空间难以长期持续，从长期看还可能加大后期的产能化解难度，也影响了工业内部的转型升级。三是挤压民间投资的风险。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有相应的资金保证，在政府直接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最终都要通过银行贷款、发债或股票等形式从资本市场筹集，这很可能会抢占了实体经济的信贷资源，进一步提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不利于民间投资增长。
当前正是进一步加快改革和优化政府支出结构的有利时机。对于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应该在目前整体效益较好的情况下，加快处置僵尸企业，推进国企的混合所有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尽快实现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分离，并严格实行环保、质量、安全等生产标准。财政支出结构也可以进一步优化，把部分用于补基础设施等“硬短板”的资金向“软短板”倾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为市场提供更好的监管和服务，进一步加强民生和社会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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