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首席对策》聚焦“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机遇及对策，为您请到的访谈嘉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赵部长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他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公司金融、科技金融等方面研究工作，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30余项。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天开幕，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本届论坛期间，中国将同30多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同有关国家协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将在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
众所周知，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主体。在“国企搭台，民企唱戏”的格局下，不容忽视的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普遍面临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并且很多国家还普遍存在建设能力不够、技术水平落后、管理水平和运营能力不足等问题，用PPP模式撬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还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和风险。
对中国企业而言，关键是自身要准备好、项目要选好。应该看到，水深、浪急、风大的地方恰恰是产好鱼的地方。对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把握哪些应对风险的对策，赵昌文部长强调：第一，企业要非常清楚自己的需求和优势是什么，重点是什么。第二，企业自己要有足够的能力，特别是国际化运营的能力要足够强。
第三，企业既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习惯，也要注意防范风险。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经常会涉及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所以，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的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
对于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和挑战，赵昌文部长在《首席对策》中表示：最大的风险是不了解，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其实是不了解的，从对方看，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不是大国，又不是经济发达国家。从自己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间也不长，也就是过去这十多年，开始有比较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行为，而且主要是发达国家和一些资源型国家，所以，对“一带一路”沿线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很多方面可以说很多是不了解的，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又要去做投资和业务，自然是需要谨慎的。
以下是访谈实录：
第一财经李策：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制造业陷入了低迷的状态，房地产和金融的过度发展，导致了行业之间报酬结构的失衡。那么，我们都知道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防范金融风险和抑制房地产泡沫，在您的观察里面，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调整进行到了哪一步，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改善和提升?
国研中心赵昌文：这个问题很好，应该说很重要。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了三个失衡，一个是实体经济内部供给与需求结构的失衡，第二个是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失衡，第三个就是实体经济与房地产的失衡。所以，2017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之一是防范金融风险和抑制房地产泡沫，我觉得确实抓住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或突出矛盾。要解决这三个失衡，要有系统论的认识，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着手，要从实体经济和金融、房地产着手，多管齐下。
从供给侧来说，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资产泡沫的问题，因为产能过剩本质上也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资产泡沫，高库存是房地产领域过剩的表现，高杠杆是金融领域的泡沫，所以，“三去一降一补”，其实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从需求侧来说，就是要正确处理好调整和调控的关系。
从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各自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也有很多事情要做。2017年，实体经济的重点就是要解决平均收益水平太低的问题，这里既有如何控制成本的快速上升而造成的绝对收益水平下降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改变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的问题，比如说税收、制度性交易费用，以及相关的市场体系建设的问题。这些，都是从实体经济这个角度来说的。但主要还是如何解决行业相对收益水平过低的问题。这里面是多种因素带来的，如果金融和房地产部门的平均收益率过高，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创新要素和资源离开实体经济进入到房地产和金融部门，从而严重削弱实体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房地产领域，要针对目前出现的大中小城市分化的这种问题，采取不同的策略。一线城市就是要严格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防范资产泡沫，中小城市还是去库存的问题。金融领域，最主要的还是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的改革，包括准入体系、定价机制、资产替代限制等等。
李策：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主体。目前，央企仍然是“一带一路”的主力军，央企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为民企走出去创造完备的路线、交通、资源、产业园区等基础条件，形成“国企搭台，民企唱戏”的格局。那么，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企业面临的风险是什么?
赵昌文：最大的风险是不了解，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其实是不了解的，从对方看，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不是大国，又不是经济发达国家。从自己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间也不长，也就是过去这十多年，开始有比较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行为，而且主要是发达国家和一些资源型国家，所以，对“一带一路”沿线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很多方面可以说很多是不了解的，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又要去做投资和业务，自然是需要谨慎的。
李策：风险当然要充分重视，但对中国企业而言，不走出去的风险也许更大，关键是自身要准备好、项目要选好。应该看到，水深、浪急、风大的地方恰恰是产好鱼的地方。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企业应更为积极地“走出去”，在这一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哪些才能够抓住机遇?
赵昌文：“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一个伟大构想，但这一构想的实现也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作为企业来说要参与到这么一个大的计划当中，永远都不会太晚。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企业要非常清楚自己的需求和优势是什么，重点是什么。“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有像新加坡、以色列这种人均收入数万美元的发达国家，也有像阿富汗这种人均收入1000美元左右的非常落后的国家。绝大多数“一带一路”的国家，都还处于工业化高速推进的这样一个阶段，应该说对中国企业来说确实还是有很多投资的机会，特别是产能合作的机会。但是，得选好项目，选好地方。
第二，企业自己要有足够的能力，特别是国际化运营的能力要足够强。企业走出去，盲目地、光靠运气是不行的。就算有很多机会，没有能力也是抓不住的，况且，并不见得到处都是机会，很多发展的机会是要靠自己去创造、去开拓的。
第三，企业既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文化习惯，也要注意防范风险。中国企业到国外去投资、去建厂，遵纪守法，尊重文化，是基础，是前提。而且，短期行为是不行的，要尽可能地与当地的企业合作，要双赢、多赢，不要只想着自己赚钱，把负担和麻烦都留给人家。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经常会涉及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所以，企业在参与“一带一路”的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
李策：您是产业经济及企业研究方面的专家，比如，中国的制造业一方面借力一带一路的倡议，一方面又助力一带一路，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了，已经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了，那么，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在“一带一路”的倡议推动之下，哪些产业是重点发展的合作项目?
赵昌文：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觉得进展还是挺快的。有不同的关注点，比如由于企业的积极参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的贸易和跨境直接投资都保持了良好增长态势。在交通和基础设施这方面的联通这方面的进展也是很快的。例如，雅万铁路、巴基斯坦二期公路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巴基斯坦瓜达尔卡设施建设等已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此外，电力设施、石油天然气开发、管道建设等相关大型建设项目也已经进入积极推进的程序。
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工业园区建设也是值得一提的。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经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境外经济合作区和产业园区，累计入驻的中国企业达到1082家，创造的产值达509亿美元，税收贡献达到10.7亿美元，并且带动当地就业17.7万人。这些境外经济合作区和产业园区充分诠释了“一带一路”的互利共赢、共享发展的理念。
李策：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的建设，您认为哪些产业可以发挥优势，也就是说，既要达到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又能够实现雄安新区和首都之间的优势互补?
赵昌文：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重大战略，我觉得抓住了这个区域发展的关键矛盾和主要问题。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承载力的问题，无论是人口还是资源，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以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为基本出发点，并以此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和空间结构。设立雄安新区，既能破解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缓解“大城市病”，也能拉动落后的河北加快发展。所以，要把雄安新区这个问题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大战略中去观察和思考，它应该是这一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新区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看，雄安新区的建设涉及到整个北京、天津、河北的产业结构调整。从目前看，具体讲哪些产业尚需进一步研究，但基本原则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一是要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二是新区建设应该坚持生态优先，摒弃偏重、偏笨、偏污的产业结构，走出一条绿色、生态发展之路。
第五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权威人士认为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的经济走势是L型，很多人认为L型的底部会有一个小W型，今年确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基调是稳中求进，既要稳又要进，既要稳增长又要调结构，您认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大势处于一个什位置?
赵昌文：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实际上都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完成，表现出来的可能是增长速度的变化。大家讲L型或者W型，更多的也是讲的增长速度。我理解的L型，实际上是说中国从过去几十年的高增长这样一个阶段，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中高速增长的阶段。至于W型，应该是进入到L型这个新的增长阶段以后，可能出现的周期性的变化，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不是一个刚性的东西，不可能每年都一样。所以，W型和L型本身是没有任何矛盾的。
李策：我们现在是已经处在从L的一竖过渡到一横的阶段了，还是说仍然在一竖里面?
赵昌文：从一竖到一横这其实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确实看到很多人认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一横了，也有不少人认为我们现在还在一竖往下走的阶段。很显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判断。如果还在一竖上，也就是我们的增长速度还要往下调整，如果已经进入到一横，最多也就是W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对于宏观经济学家的短期预测来说，这个讨论是有意义的。但是，我对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看重，我更加关注的还是前面多次提到的，重大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得到解决了没有。如果产能过剩的问题，高杠杆的问题，房地产高价格和高库存的问题，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未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就有了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用不着担心增长速度本身会怎么样。
李策：也就是说我们要牺牲一些速度来调结构，或者说改革的镇痛难以避免。
赵昌文：对，从短期看，调结构确实会带来一些压力，比如去产能会降低短期的增长速度，会减少当期的财政收入，会增加当前的就业压力，会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但是，正如你说的，短期的牺牲，是为了长期的发展。就是以短期换长期，以空间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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