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是把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问题提升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新领导层和许多农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而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根本性措施，是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使农民能够参与土地收益的分配，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专家学者指出，这项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却不能不坚决推进，否则，三农这个老大难问题永无突破之日。
土地流失埋下隐患
如所周知，耕地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是一个民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物资基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百分之四十、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耕地无疑是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本中之本」。但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近年来惊人的土地流失速度和由此产生的潜在威胁，已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二○○三年中国耕地面积减少了三千八百多万亩，其中仅建设占用耕地就达三四三点七亩，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七。耕地减少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粮食安全问题。
二○○三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为四亿三千万吨左右，比一九九八年的五亿二千万吨下降了近一亿吨。一旦粮食自给率低于百分之八十，就可能影响粮食安全。
土地流失，耕地减少直接导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应付日益增多的失地农民和由此带来的人口迁徙和社会动荡。据推算，中国至少有百分之十三点七的农民无地耕种。又据国土资源部统计，一九八七至二○○一年，依法审批的征用土地数，加上违法占地，约为四千零七十四万亩至四千四百二十万亩，按人均零点八亩计算，失地农民数约五千零九十三至五千五百二十五万人。每年还要新增二百多万人。如此众多的失地农民，在城市没有容纳空间或缺乏进入城市就业能力的情况下，许多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这种现象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一大隐患。
北京农业问题专家指出，近年来，国土资源方面的信访量始终居高不下，反映了失地又失业的新的困难群体带来的社会矛盾日渐突出，使有关当局不能不考虑如何妥善应对。
利益驱使圈地运动
消息人士说，耕地减少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共有的现象。然而，中国目前耕地的锐减却有著一些特殊的「隐情」，即多与以权谋私有关的漏洞。诸如：「利益驱动」下的「土地买卖」；「政绩驱使」下的「盲目开发」；「乱砍乱挖」造成的「土地荒漠化」；「炫耀促使」下的「建房扩宅」；「陋习引诱」下的「修坟造墓」，等等。
以「利益驱动」下的「土地买卖」为例，据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几千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真正盖房子搞开发的不到一千家，绝大多数是倒腾地皮，做无本买卖。许多地方政府一方面为了建各类圈区招商引资，打出无偿使用土地的旗号，以投资为名做土地投机的买卖，大量土地被圈占买卖，无疑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则直接把出让土地作为生财之道。低价征地，高价出让，已成为不少地方政府创造政绩，增加财政收入，提高部门福利的捷径。有些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利益之大，令人咋舌。
北京农业问题专家指出，由于「利益驱动」，自二○○三年下半年以来，全国至少发生了二十三万起土地违法案件，涉及土地面积超过六万公顷，成为近年来「圈地运动」势头最猛的一年。而这些违法行为竟都是在中央三令五申下冠冕堂皇进行的，怎不引起农民和中央的不满！
修改法律改革征地
消息人士又说，日益严重的土地流失，愈演愈烈的圈地运动，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对城乡社会稳定的影响，早已引起中国新领导人的注意。总理温家宝二○○三年八月就批示指出，土地是民生之本，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首先要完善土地产权与征地制度，健全土地管理法律体系。今年三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也体现征地制度改革，将原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土资源部针对信访农民的强烈反映，出台了包括征地补偿安置在内的十项为民措施。安徽省已率先出台了《集体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和使用权流转试行办法》，允许农民以租赁、参股等办法，参与土地收益的二次分配，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
北京农业问题专家认为，关键在于建立一套作用长效的土地征管与保护制度。这套制度一要承认农民作为承包土地的「准私有者」，把土地承包权中的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完整地交给农民。二要建立公开透明的土地流转机制，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流转选择意欲。三要建立严格的土地承包权的保护制度，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权威和尊严。
专家透露，有关部门正在制定改革征地制度的指引政策，并将修改有关的法律法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征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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