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西欧各国在一片废墟上开始重建经济和社会秩序，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因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和商业习惯的不同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最具影响的无疑是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所谓“莱茵模式”。
与此同时，在战后经济重建中，西欧各国也走上了联合自强的一体化道路。由“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再到“欧洲联盟”，其成员国也从最初的6个扩大至目前的25个。虽然在欧盟内部尚有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北欧诸国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但在欧盟共同体一级的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德法等国的社会经济模式仍然起了主导性的作用。 德法等所谓“莱茵模式”的实质是国家调节下的市场经济模式，政府采取直接干预和间接干预两种手段调节市场运行中的偏差。欧洲国家政府普遍推行“社会三方合作”的模式。近年来每次欧盟春季首脑会议前都要举行“欧洲社会三方峰会”，由政府、资方和工会的领导人举行圆桌会谈，谈论欧盟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 由于战后欧洲工人运动的兴起，欧洲各国都通过立法确立了一整套劳工权利和福利措施，改变了工人在社会三方中的弱势地位。工会在诸如就业、福利和养老金等各项社会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此外，从公司经营的角度分析，“莱茵模式”下的公司与银行间关系密切。公司股权结构以法人持股为主，银行以股东和放款人的双重身份对公司实行监督，股票和债券市场对公司筹资的重要性较低。 为保证社会公平和各阶层利益的兼顾，欧洲国家政府大多实行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对社会财富进行力度较大的再分配。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促进了社会和谐的同时，也带动了经济发展。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正是这种普遍实行的“欧洲福利社会模式”帮助欧洲各国弥合了战争的创伤，并带来了战后60年的和平与稳定。 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欧洲人所珍视的发展模式也受到巨大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欧洲社会老龄化的挑战；二是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伴随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提高，欧洲老龄人口比例不断增大。这也意味着社会承担的福利成本日渐上升，使得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承受。此外，欧洲较高的失业救济也减少了失业人口再就业的动力，导致失业率居高难下。 在经济全球化方面，欧洲也面临着制造业转移和技术创新乏力的双重困境。由于欧洲企业雇用和解雇工人的成本都很高，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而过高的劳动力成本又促使大量欧洲企业将业务外包或生产线外移。与此同时，欧洲政府与企业在研发领域的投入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使得欧洲在高端产业也难以占据有利的地位。 挑战必然会带来变革。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各国也确实在几年前便开始了结构改革，虽然法国的步伐要比德国小很多。但是，由于结构改革主要集中在事关民众切身利益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市场方面，社会和选民的反应十分强烈。 欧洲国家政府受政治因素影响，在经济和结构改革方面缩手缩脚，导致改革无法彻底推行下去，也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而改革的不彻底则导致投资者和消费者普遍缺乏确定感。这种对前途的不确定性又抑制了内需的增长，影响了欧洲经济的复苏步伐。 欧洲民众对经济停滞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改革不确定性的担忧，终于让欧洲领导人付出了代价。在几个月前法国和荷兰选民先后对欧洲各国政府精心打造的《欧盟宪法条约》说“不”之后，欧洲经济改革和一体化的势头明显受挫，而欧洲社会各界也开始了对欧洲发展模式的反省、反思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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