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装备制造业处于价值链高端和产业链核心环节，也是助推“一带一路”战略落地的主力军。
刚刚过去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称：“我们还将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中国高铁、核电、航空、电信等优势行业‘走出去’，对接当地市场需求，也是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接受检验。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愿与相关国家需求相结合，合作推进。”
在中国政府一系列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举措的推动下，对外投资初见成效，按照最新数字，我国2014年全年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破千亿美元，达到1029亿美元，我国对外投资快于吸收外资，即将成为对外净投资国。
去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机械与运输装备出口约为6.5万亿元人民币，机械领域达3641亿美元。可以看出核电、高铁之外，我国的高端工程装备产业也是“走出去”的主力，并屡屡在国外攻城略地，展开收购。
梳理公开资料发现，延续去年趋势，今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屡次提及中国装备制造“走出去”。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更是发布了多个相关文件，推动投资便利化。
但同时，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打造有核心竞争力的工程装备产业，也是行业内关心的问题。1月22日，由中国政府网、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主办，瞭望智库提供学术支持的文津圆桌在京举办，圆桌以“高端工程装备产业“走出去”为主题，就当前中国高端工程装备产业“走出去”的现状和政策环境进行评估，并提出了意见和下一步政策建议。
工程装备高端化趋势
李东：我国装备制造业连续4年世界第一，最近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核电装备、油气装备都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去年数据显示，我国机械与运输装备出口约为6.5万亿元人民币，机械领域达3641亿美元。机械产品出口的结构也在改善，总体向高端发展，中低端产品高端化的趋势明显。
高端工程装备产业中也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是以下四点：
第一，原来的中低端制造业“走出去”和欧美高端产业形成不对称竞争，随着我国产品逐渐高端化，将直接与欧美大公司竞争，将遇到安全审查、贸易壁垒等难题。
第二，金融支持应加大力度。现在我国企业融资成本高、受汇率波动影响大等问题制约企业的发展。
第三，我国标准体系建设滞后。高端装备标准体系要和国际标准对标、互认。在专利、知识产权方面，经常受到跨国公司制约。
第四，我们市场竞争的秩序稍显混乱。装备企业相互之间各自为战，恶性竞争、低价竞争，导致海外对中国产品出现信任问题。
我有一些支持装备制造“走出去”的建议：要在部委层面成立一个顶层设计，协调“走出去”战略，加大对“走出去”企业的法律、金融、售后服务保障和支持。
现在国家外汇储备能否建立支持“走出去”的机制?同时要规范“走出去”的市场秩序，避免恶性竞争，也要从长计议建立国际化人才的支持体系。
李志强：我觉得总体上要鼓励研发。高端装备需要高投入、高技术，必须依托大型企业集团和一支高素质的研发队伍，同时需要庞大市场来接纳产品。
而且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要全面梳理现有法规、制度、标准、政策和在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操作制度，清理影响或制约高端装备开发的一些政策、制度。我认为，政府不限制就是鼓励和支持。
要确定科学的标准体系。标准分两种，一种是生产标准，另外一种是应用标准，一个良好的标准体系能保障产品运行良好、可靠，同时引导装备技术发展。
一些领域的标准缺失，比如说轨道交通体系，现在我们国家处于一个轨道交通大发展的时期，但是交通运输部发现装备的标准基本是空白。
李毅中：我国高端工程装备产业“走出去”存在几个特点：
第一，工程装备产品出口稳步提升，产品结构由中低端趋向中高端，产品质量大幅度提升，产品系列、成套设备出口比例在上升。
第二，工程装备制造企业海外并购迅速增长。从近年的海外并购项目中看，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势头良好，发展迅速。
第三，以工程项目为依托，带动了高端装备的升级换代。以工程项目做依托，尤其是工程项目的承包劳务合资项目、投资兴建项目，不仅展示了我国工程装备的质量和性能，而且造就了一流的装备制造企业，创建了中国品牌，工期短、投资少。
未来政府层面还应为高端工程装备“走出去”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第一，国家层面要制定走出去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走出去”是“十三五”不同于过去“十二五”、“十一五”的特点，因为我们资本输出大于资本的引进，这从今年一系列的活动可以看出。所以国家要有一个“走出去”的战略总体规划。
第二是要建立相关的法律，指导企业依法行事，规避风险，建议修订《对外贸易法》，制定《海外投资法》、《劳务输出法》等，同时支持中介机构提供各种服务。
第三，加强改善对“走出去”企业的金融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是政策性银行，我觉得不应该商业化，国家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近来国家支持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绸之路基金，企业很受鼓舞。能不能再拿一点放在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
第四，政府加强对企业走出去的指导。产、学、研、用相结合，机制需要改一改，更多听取用户和需求端的意见，加强研发的实际转化。
商业模式转型进行中
陈斌：工程机械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第一，工程机械和用户的产能利用率和设备利用率都在下降;第二，中低端的市场存在恶性竞争，中高端市场是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竞争;第三，我国工程机械产业体系零散，难以形成整体“走出去”。
针对这三点，我提出一些建议：
清理取消现行机械行业指导目录、国家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清理进口机械设备的税收优惠政策，利用外资高端技术提升国内产业水平，倒逼国内企业转型升级。
创新企业组织方式，建议工程机械行业用融资租赁的方式成立设备租赁公司，囊括工程机械企业、交通部门、施工单位等，通过模式创新避免恶性竞争。
总的来说，对于工程机械企业，要掌握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同时要允许国外企业在我国独自经营，一视同仁，不要歧视、偏袒，形成良性竞争环境，催化企业向国际靠拢，为“走出去”搭建国际化平台。
舆论应该更加包容，容许出错。以特斯拉为例，特斯拉的车在美国起火了很多次，没有报纸去指责，因为美国是一个容纳创新的社会，允许失败。国内舆论很容易陷入炒作当中，经常有国内企业在国外因客观原因发生正常范围内的事故时，国内出现舆论一边倒现象。
站在微观的角度，成功的全球化都会坚持一些原则。具体而言，做营销，不是以一个客户或者微观需求来做，一定是要契合当地的经济发展;做产品，强调产品的技术实用性，真正贴合当地市场;找好合作伙伴，单打独斗或者说单刀赴会，很可能一败涂地;重品牌，耐心地培养品牌。
王民：企业存在商业模式转型、升级的问题。制造业要服务化，一切以客户为中心。
作为企业应该专注于技术。在产业链中的零部件商都要投入改进，开发差异化有竞争力的产品。我们还希望国家加大对基础产业和材料的投资，以支持行业总体竞争力的提升。
我们徐工从粗放制造向绿色制造转变，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这里面存在产业链的问题。比如说融资租赁模式，我们过去不重视，如果利用得好，可以带动二手设备的利用，拉长产业链。
我们工程机械产业核心零部件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在行业红火时不注意，现在都逐渐显现出来了。工程机械企业粗放发展，中低端定位已经走到头了，仅仅满足国内需求和一般客户需求的策略也走到头了，要转型。
就像农民种稻子一样，工程机械行业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更加踏实做好基础工作，同时需要新的定位、新的思路、新的招数，谋求新的发展。
我们怎么走呢?我们结合政、产、学、研、用五方面。因为纵观国内外要使民族产业快速发展起来，没有政府、没有用户这两端，光有产、学、研是不行的。为什么有些国家那么高的关税?有些国家为了吸引企业投资，想了很多政策。
中国的装备制造业要做两件事，一是要持续不断地把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走下去，不断打造产品的可靠性，性能、质量的稳定性、舒适性、品牌的美誉度。二是要利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迎头赶上。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我们企业的追求，国家也好，用户也好，都希望企业拿出好的产品来。
唐修国：三一重工在混凝土方面做到了全球第一，全球混凝土行业三分之一使用三一的设备。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市场，挖掘机是工程机械的明珠。即便这样，在走出去过程中也遇上了美国的官司。尽管实际上项目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但是官司我们胜了，也确实改变了欧盟委员会几十年的议事规则，现在欧盟委员会必须听证，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来走。
对于高端工业装备产业，在三一看来，对内是所有制的融合，对外则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制造”的口碑问题。我们希望用好的品质来改变“中国制造”不太好的形象，树立好的口碑。三一在思考，走出去的话，我们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充当什么角色?我们靠什么东西走出去?
工程机械属于离散型智能密集制造，凡是符合这个特征的，中国一定有竞争力。离散型是什么呢?就是不太可以用资本、大规模流水线的行业，我们有很多优秀的高素质技工，具有非常大的创造力。另外，我们走出去还是要从国内开始，先要把国内市场做好。
李建友：标准体系是推动“走出去”，或者是提升市场的关键一环。我国标准体系的科学性和完善性和国外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标准体系的建设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要改变一个游戏规则、一个标准，耗费的时间是非常长的，要公示、要修订，需要一套程序。
关于企业商业模式转型升级，有一个问题我想特别提出来思考。不同企业对商业模式转型升级有不同的思考，要切合企业本身的特点来考虑。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的现状，中国企业过去以中低端产品占领市场，一下子都要提高到中高端产品，其中产生的产能、就业问题、装备布局问题，企业的结构，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产品本身也很关键。行业内有好多问题，包括基础建设、核心技术，还有重要零部件的问题。所以作为一个产品本身的结构调整，面临着诸多问题，包括企业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及其他问题。
企业还面临着升级的问题，即环境、用户，要产、学、研、用结合，中国用户大多是中低端产品的用户，中高端产品是一部分，中低端产品是一部分，企业转型就需要一部分企业可能向高端发展，一部分企业考虑到现有的环境问题，仍然满足中低端需求。
在中国制定标准体系也好，商业运行模式转型也好，都不能千篇一律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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