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年底，市委、市政府“四套班子”将搬迁至通州，同时将带动40万人疏解到通州。行政副中心高水平建设，怎么保障建设过程中不会出现浪费?40万人到通州，如何解决通州交通拥堵，以及职住不平衡的问题?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一给予了回答。
建设新城
如何保障新城建设不会出现浪费?
转变职能研究机构合并
“搬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平移，首先就会研究政府的职能转变，研究一些职能的合并。”李士祥说，说白一点，过去有些机构职能是分着的，现在需要合并，过去是两个机构，现在是一个机构了，那本身就节省了。
另一方面，在规划理念上，也要尽量打破过去各自分割，互不相通的局面。比如，在会议室等一些公共空间的使用上，要体现“集约”。李士祥随后又说了一个例子，比如政府的信息化建设，就尽量建设一个统一的平台，不要各家都在建，似乎都在搞信息化，又不打通，这就是一个浪费。
40万人迁入，如何解决职住平衡?
建保障房设置集体宿舍
“40万人到通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李士祥表示，此外，职住平衡也是多方面的需求。李士祥进一步解释道，比如说，40岁左右的人，一般都成家了，在北京买了房了，举家搬到通州也不现实，所以在通州要搞一些集体宿舍，但是30岁左右还没成家的，没买房，这样的，就要搞一些公租房、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房，来为他们“安家”。
“总的来说，要区别对待，要有针对性”，他解释道，“这就是精细化”。
搬迁后会不会加剧通州交通拥堵?
规划轻轨东延两条地铁
对此，李士祥表示，通州交通上会同期进行匹配，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时间差。他表示，目前北京正在规划两条地铁，7号线东延和6号线东延，另外还在规划一条轻轨，“这在北京还没有过”。
“就是地上小火车”，李士祥介绍，里程大概20公里，是一条从市区到通州的联络线，具体线路走向，现在有几个方案，正在研究，“不能对外讲”。
应对污染
京津冀如何协同应对区域重污染?
正在研究是否同步预警
李士祥表示，过去两年，京津冀联防联控可以说取得了重大进展。从中央层面，建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张高丽任组长，具体到京津冀大气治理，又有一个协同联动的联防联控小组，郭金龙书记任组长。协同联动，统一标准，适时发布，越来越走向一致。
据了解，为进一步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今年2月初，环保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函，率先在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沧州6市试行统一的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3月后，统一预警分级还将扩大至整个京津冀。那这是否意味着，重污染来临时，京津冀三地会同步启动预警?
对此，李士祥表示，目前环保部正在协同三地研究这个问题。他说，发生区域污染时，不同时段各地的污染程度会有所差异，但是时间的过渡点不会太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环保部正在研究要不要同步。
“当然，这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是专家对气象条件和污染等级的研判是否准确。”李士祥说，从气象条件来说，河北和天津、北京，有一些差异。北京有山区半山区，天津靠海，针对这些情况，环保专家和气象专家也在研判。
对此，环保专家彭应登表示，应对区域污染，同时启动效果肯定最好。但同时启动，并不是说按一个级别启动，而是按各自达到污染级别去启动。此外，尽管各地的污染程度不一样，但在控制措施上，对于区域影响比较大的高架源，要优先控制，这方面应该一致。此外，对低矮面源，散煤燃烧等，也应该同步控制。
重污染天中小学校应该如何应对?
慎重停课支持装净化器
污染来袭，如何保护孩子们的健康一直是家长们关注的话题。那么重污染天中小学到底要不要停课?学校是否应该加装空气净化器?
“坦诚地讲，中小学停课不是最好的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李士祥说，“我觉得中小学停课还是要慎重”。李士祥随后解释道，因为重污染，孩子都放在家里边，就带来家长怎么办的问题。
他说，孩子们，特别是小学生，还没有形成学习的自觉，就觉得放假最好，能玩最好。他表示，现在教育部门也在研究，在空气重污染的情况下，可以不做操，可以不上体育课，但并不一定就要放假。
“当然，极端特别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李士祥说，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要考虑学生的感受，特别是家长的感受。
“那应对重污染，会不会考虑给学校装空气净化的设施?”记者问道。
“现在有些学校已经装了，从政府的角度，对于一些低年级，特别是一年级的、二年级的，有条件的还是可以装的。”李士祥说。
“政府会支持学校安装吗?”记者追问。
“政府支持这件事。”李士祥表示。
建言“十三五”
方新：应建保障制度让智库独立客观运行
京华时报讯(记者王硕)昨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召开第五次全团会议。一些代表就“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方新说，现在有一些政府决策存在着照搬别人经验却不知所以然，仓促回应却缺乏调查研究等问题。方新建议，应建立一套制度保证政府智库独立和客观，而不是迎合政府，或者就是解释，而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方新说，这几年各级政府出台了大量的政策，初衷都很好，但是有些政策是难以落实的，有些政策甚至是比较荒唐的。
“我觉得除其他原因以外，是与我们的决策能力、决策水平有关系。”方新说，有的政策想借鉴国外的经验，但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国外政策的实行是要有间接条件的，是有前因后果的，不能完全照搬,比如说去年证监会的熔断机制。
有的政策出台可能太仓促，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深入地探寻规律就出台政策。比如说北京的号贩子，前两天说有一个女孩大吼一声就解决了。什么政策?就是医院现场不挂号，都到网上挂号。那老年人怎么办?说靠子女。知不知道有多少老年人是空巢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甚至在国外，怎么帮他挂号?
方新说，实施网上挂号后，可能现场的号贩子少了，但是号贩子转到网上比老百姓还快。“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政策是不是应该认真研究一下?不用那么快就快速响应。”方新说，现在政府也发了建设智库的决定，一流智库100个，25个国家级智库。
“智库当然有能力提供有真知灼见的高水平的咨询报告。但是前提是政府要有科学决策化的程序和制度的保证。”方新说，智库最重要的品格是独立和客观，如果没有一套制度保证，它或者就是迎合，或者就是解释，而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另外，现在有一些政策还缺乏后评估和对政策实施效果与决策过程的反思。
方新表示，决策的失误或者不科学，不仅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还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里加一句，“不断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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