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闭幕1个月后，科勒(Kohler)发动机市场部负责人董重青与记者再次相约，谈起了科勒的家族创业史、优雅生活、工业艺术等话题。他说，1920年代正好是科勒动力的创始期，2020年恰是100周年纪念，因此参展明年第三届进博会将具有特别意义。
作为一位职业经理人，董重青在外企从事Marketing工作将近20年，经历过富士施乐、凯斯纽荷兰、联邦信号以及科勒。据介绍，他在科勒发电机组工作过6年，在发动机部门也有4年多，对科勒整个动力业务非常熟悉。科勒是一家颇具个性的家族企业，对于它自从1873年以来的创业历程，董重青更是如数家珍。
科勒的相关进出口业务并未避开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但董重青觉得对科勒公司这不是灾难性的(Disaster)。他说，科勒创立已有140多年历史，经历过一战、二战、经济危机和大萧条等，所以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不是世界500强”
对于科勒卫浴产品，国人早已耳熟能详。不久前参展第二届进博会的科勒，却是以动力部门为主，仅有少量的科勒高端品牌Kallista水龙头等卫浴展品。据介绍其原因在于，科勒卫浴在中国早已实现本土生产销售，而科勒动力产品则同时具有进口、出口业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进博会展台并未见到太多科勒卫浴产品。
董重青现在是科勒发动机市场部负责人，同时也是科勒公司党支部的主要成员，他也经常客串公司内部“培训师”角色。在向记者讲述科勒家族创业史时，他可以完全不假思索、脱口即来，让人对他的博闻强记印象深刻。
科勒是一家美国独资家族企业，并不上市，在股市没有交易。因其营业额不对外宣布，所以科勒并没有排在世界500强的名单之中。如果媒体要问公司的销售额是多少，公司一般会说“我们是家族企业，所以不披露财务信息。”
“科勒不做合资，我们希望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的，包括风险也是自己承担，所以我们不上市，不受监管。”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董重青这样回答。他介绍，从1873年创业以来科勒公司历经了好几代，一度导致股东人数超过了200人。在1980年代，美国当时有一项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超过200人的，都必须向政府披露财务报表。这时，公司管理层就在市场收购科勒的股份，当时把每股的价格炒到了2000多美元。在那个年代科勒坚持把公司股东人数控制在200人以内，也就是坚决不向政府披露财报。这种坚持的个性，就是科勒家族血脉气质里的一部分。
上海外滩的科勒
(图：董重青与科勒总裁DavidKohler合影)
顺着进博会的话题，董重青继续向记者介绍科勒的历史。他先说，刚过去的第二届进博会，我们展现了一个“科勒书局”，既有大量的历史照片和书刊资料，也展示了两台“跨世纪”的科勒动力机组。他接着介绍，科勒的业务包括四大集团，第一大是卫浴集团;第二大是动力集团，包含柴油和燃气的发电机组，以及发动机产品等等;第三个是室内装潢;最后一块是酒店和高尔夫。科勒集团在北美和苏格兰都有自己的酒店和高尔夫球场，这些都是自家地产。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科勒目前在中国有业务的，只有前面这两大块。大约是1995年，科勒卫浴首先在广东佛山开厂，科勒动力则是1996年在上海有了第一个办公室。董重青透露，实际上，科勒早期在1920年代就进入了中国。上海外滩、南京路上的那些老建筑，如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等，它们里面用的都是科勒洁具。
在讲述科勒最初的几代创业者时，董重青特别提出，第二代领导人WALTERKohler是非常重要的一位。1905年接班后，在他手里，科勒开创了动力业务。Walter还担任过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人，科勒镇(KohlerCity)就是在他手里建造起来的。
在1920年代末，科勒赞助了美国一次有名的南极探险。美国海军少将彼尔德，是一个极地探险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驾驶飞机穿越南北两极的。彼尔德的一次南极探险，带的发电机全部由科勒提供。1929年有一次在美国，为了纪念电灯发明50周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请爱迪生、居里夫人等，当时，彼尔德少将在南极传了一份电报以示祝贺。
支持开放和全球化
“作为一家美国企业管理层，你怎么看中美经贸关系?”记者提出这个问题后，董重青表示，他是科勒中国公司党支部的主要成员。2017年7月中下旬，中美贸易摩擦出现苗头，到了2018年初形势转变，大家开始有些紧张。公司高管开会的时候，大家建议让董重青上一堂“形势教育课”。后来大家一致认识到，科勒发电机组涉及的大工程项目，比如北京大兴机场、川藏公路等的发电机，以及港珠澳大桥项目等，都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大而言之与国家经济形势是紧密关联的。
科勒虽然在重庆有一家工厂，但这里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出口的。董重青介绍，科勒是一家Globalproductionforglobalmarket(全球生产全球销售)企业，重庆工厂产品的大方向都是销往美国，同时美国以及意大利生产的产品也有一部分来到中国。我们这一块的进出口业务都很多，对我们动力而言始终是全球化的业务。
据介绍，2019年3月全资收购沈阳苏泊尔后，科勒建立了沈阳科勒卫浴有限公司，同年在常州的厨卫和水龙头厂也分别开工和奠基。“一年之内在中国设立三个据点，这就是胜于雄辩的事实。某种意义上，科勒公司在中国发展，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中国公司。”他还强调，科勒动力业务与中国的宏观形势、经济发展都是一致的，进博会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董重青认为，科勒在两届进博会露面，都代表着不一般的意义。他透露，申请首届进博会总共花了3个多月时间，其中，在中国跑流程比较通畅，最难的是美国那边，前后花了两个多月。因为美国的同事不理解这个展会的意义。一方面，科勒是以总部的身份去申请进博会展位，接着又委托科勒中国支付各项费用，所以总部需要直接写参展申请函给进博会组织方。“首先我得说服美国的副总裁去写这封信，然后科勒美国的律师要审阅并提出大量问题，我需要向他们解释进博会的意义、对公司的好处以及可能的风险等等。”
外企管理者特质
(图：董重青参加2019上海静安元旦10公里迎新跑)
交流过程中证券时报记者感到，董重青的行事风格细腻而理性。他不止一次说到，经常会回想起之前职业生涯中的一些人，他们是如何从事管理的，也会反思自己跟下属的关系，是不是与以前那些人一样?董重青认为，作为职业经理人，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传承上一代优秀职业经理人的好品质，你能不能继承下来，传递给你的下属，并让他们感受到。这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价值观、世界观的问题。
在采访中，记者对他办公室里悬挂着的多幅书法作品产生了兴趣。董重青说，这些都是他自己写的。除了古典诗词创作和书法练习以外，他还爱好跑步和羽毛球。由于清华大学工科以及复旦大学MBA的教育背景，他现在也是清华上海校友羽毛球队和复旦MBA校友羽毛球队的队员。
有这样一个故事。董重青早年在富士施乐工作时，他的上司来自中国台湾，担任市场部的副总裁。有一次董重青向上司汇报工作，需要申请一个代理商的特价。汇报了45分钟后，董重青发现上司的额头一直在冒汗，然后并告诉他“我并不懂你说的细节，但因为你讲的都是中国本土渠道代理商的情况，我也看得出你对这个项目很有把握，所以我决定批准。”然而在听完上司的回答后，董重青却提出“Edward，你等一下，我再出去打几个电话，我跟销售部门几位同事再核对一遍，再来向你正式申请。”向记者讲述完之后，董重青指出，这就是外企工作的一个风格。我是一个部门的领衔者，但我并不是每件事都比下属掌握得更清晰。管理者的关键，在于要去知道怎么用好下属，怎么给出指导。这才是我们自己作为管理层应有的定位。
对于外企高管长期的职业规划建议，董重青说，国内很多企业处在上升期，一直在扩大规模，它们也会需要管理方面尤其是Marketing方面的指导。或许十几个人的企业不需要，但等它发展到一千、两千人的时候，公司创始人就会发现这件事的重要。“我们在外企这么多年，什么东西合规，如何制定战略节拍等等，都是我们比较擅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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