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服从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当发展到一定的时期，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的时候，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
西部大开发，正是基于这一伟大战略思想。
远离“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经济学理论，意思是指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这一理论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是成立的。由此，中国政府作出决策：远离“马太效应”，走共同治富之路。
时下的东部地区的的确确地富裕起来了，汽车、别墅已经成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身份的象征，而西部地区还有很多人尚处于贫困之中，东部人理应顾全西部大开发这个大局，帮助西部地区尽快发展起来。
那么，如何在发展一方、同时又不遏制另一方的情况下缩小贫富差距？著名经济学家陈栋生认为：“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为了防止区域差距扩大引起社会的震荡，需要从逆向按补偿经济的原则实施区域政策，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或不足。”
也就是说，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政府通过政策的引导更好地体现邓小平同志的“互助理论”。比如，实施一些有利于加强东西合作和对口支援的区域政策。其实，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务院即已出台有关发达地区对口支持发展中地区的相关政策。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部署29个国家部委和22个省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建设就是对口支援的成功之作。2000年4月，针对西部大开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关于推动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通知》，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重点院校纷纷加强与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根据北京和内蒙古签订的学校对口支援协作协议，北京16个区县116名教师组成的教师团，已经到内蒙古100所对口学校开始支教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93年以来，北京市教育系统对口支援内蒙古资金达2100万元，培训骨干教师400多人，帮助贫困失学儿童2000多人，为西部地区的教育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当然，西部的落后并非仅仅体现在自然环境与文化教育，缩小贫富差距也不会一蹴而就。对口支援仅仅是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更重要的是政府在“两个大局”思想的指导下，在稳定与发展的基础上，制订有利于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从政策上帮助特困区和“贫困线”以下的人民脱贫致富，同时为西部贫困地区人民提供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
嫁接带来双赢
东部人精明，西部人憨厚。此话源于东部人的“生意经”。
但是，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滚滚而来的时候，西部人的商业头脑似乎又不逊色于东部人，只是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束缚了人们的手脚，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中，西部企业同样不愿放过任何发展的机会，只是有些颇具优势的大企业历史包袱重，管理落后，缺乏盘活资产的推动力而已。
双赢，是合作的最佳效果。西部的优势是资源多、市场大，东部的优势是资金多、管理强，只有优势互补才能创造价值最大化。东部人的精明也由此体现出来，他们到西部投资多选择了“嫁接”的方式进行优势互补。
东部的资金与西部的资源嫁接、东部的产品与西部的市场嫁接、东部的管理与西部的产品嫁接、东部的人才与西部的项目嫁接等等。在东部人眼里，只要可以产生效益最大化的资源都可以嫁接。贵州海尔是由原贵州风华机器厂与青岛海尔集团合资组建的。1997年，由于风华厂濒临倒闭，他们开始与海尔集团进行合资重组。当时青岛海尔并没有投一分钱，只派出3名管理人员，运去一些设备与原材料，1998年，贵州海尔年产冰箱就达8万台，利税560万元，而且2000年产量则再次实现倍数增长。分析其中原因，不是风华厂技术力量薄弱，不是缺少资金，只是管理不善而已。人们将贵州海尔的巨大变化，归纳为青岛海尔集团优秀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发挥了作用。
浙江人的聪明和勤劳是有口皆碑的，他们与西部合作实现双赢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长驻新疆的浙江籍客商有8万人，驻陕西的有12万人；在西南的浙江经营户有20万人左右。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他们已悄然向西部投资900个亿，仅中国小商品城、中国日用小商品城在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地就办了5个分市场，投资总额达9000万元，年成交额40多亿元，而且市场中70％以上的经营户是浙江人。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乌鲁木齐分市场在当地生意红火，当地政府称它为“聚宝盆”，浙江人却说“你发展，我发财”。这是“双赢”的动力，也是取长补短之后生成的嫁接优势。这种“双赢”不仅为当地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也为浙江本省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
企业是一个国家最有活力的组织细胞，企业中生产要素的流动是由市场本身决定的。就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而言，把东部企业的发展重心放在西部，把巨资全部投向西部都不太现实，要推动西部经济发展，实现“双赢”的关键是各行各业中的大、小商家，都能找到一条可以盘活西部存量资产的合作之路。
当代人也有追求
有一幕人们至今难以忘怀：2000年12月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情系西部·共享母爱”晚会上，人们被一位把青春献给大西北的女工程师深深地打动了。这位来自宁夏的上海籍女工程师叫卓文宝，195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几十年来，她的足迹不仅遍布宁夏的沟沟坎坎，而且为她深深热爱的土地作了很大的贡献。
但卓文宝女士却很谦虚，她说，“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千千万万东部人把一生的心血默默地撒在了西部，包括‘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他们甚至为西部献上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今天能有这么多人为西部人民捐助一口口水窖伸出关爱之手，不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吗”
的确，任何一个国家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都不容忽视精神的作用。因为经济是治国之用，道德为立国之本。西部大开发，不单是经济大开发，更是一次精神大开发。六七十年代的支边建设和三线建设，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西部开发，那时候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迈着急促而激昂的步子来到西部，靠着精神力量的支撑，他们在荒野上、深山里、洞窟中，高效而乐观地工作着，他们的信仰是建设社会主义。
八九十年代，当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时候，人们怀着躁动的心向东奔去。那时候，无论是东进的劳动大军，还是东进的精英人才，义无返顾地踏上了东行的列车，其间有经济利益的驱使，然而更多人感叹的是：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九十年代末，当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再次吹响的时候，西部首先呼唤的是人才。不少人忧虑，当代人是否还有支援边疆献身西部的壮志豪情？一组数据可以让我们欣慰，在2000年全国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中，有35％以上的东部学生愿意到西部发展，有80％的海外留学人员渴望到西部创业。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愿意到西部实现自我价值，新世纪中国经济的腾飞会给我们激情和信心。”
东部能为西部做什么？我能为西部做什么？相信官员、学者、商人、工匠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有一条是共同的：抓住机遇，才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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