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8日，首届中国租赁业论坛将在北京举行，会议的目的虽说是推介租赁概念，给中国人一次启蒙教育，但它更深层的目的是要造成一种声势，让政府扶植租赁业的发展，而且有关人士已经给政府找到了一个扶植“奥运”的切入点。
4月8日，首届中国租赁业推介展览会及中国租赁业论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会议宣布，“ 首届中国租赁业论坛”将于今年7月1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尽管时代佳会展览公司总经理、北京租协副秘书长余小梅表示，“ 举办展会的目的就是要把‘租赁’这个概念推出去”。但联想到2008年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不难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以论坛的方式来引起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希望把奥运作为租赁业发展的一个契机。
租赁业寄希望于北京奥运
在两年前的大学生运动会上，租赁已经小试牛刀。
2001年，北京市租赁行业协会会长李鸿增当时还是北京市商委的一位官员，刚参加完悉尼奥运会的他发现租赁在大型活动中的巨大作用，于是，他力促大运会组委会订出一条硬性规定：在后勤工作中，大到冷藏室，小到床单被套、枕巾，全部进行租赁。
仅此，李鸿增的租赁之举为政府节约了近1000万元开支，占后勤总开支的1／3。
“我只是‘东施效颦’，借鉴了澳大利亚在2000年奥运会上的做法而已”。李鸿增并不讳言，“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我清楚记得当时一个注册资金才几万元钱的小公司，从事租电脑业务在大运会上赚了50万元。30天时间赚50万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对于租赁业，我国对其发展明显缺少政府扶植的一个阶段，因此，业内人士普遍对2008年奥运会抱以很高的希望：通过为2008年的奥运会服务，以弥补政府扶植这个缺口，让租赁业成长起来。
根据悉尼奥运会的成功运作和2001年的大运会经验，李鸿增认为： “以电视、电脑、体育设施、工程机械等为代表的租赁企业，将会在北京奥运会上大有作为。”
对于具体的资金运作模式，业内资深人士这样设计，对于政府，如果把100％的投资分给租赁公司和政策性担保公司各半，那么担保公司可以将投资担保额扩大到150％给租赁项目提供专项担保，租赁公司实际租赁额加上政府的50％资金，最终投资额放大到200％；对于租赁公司，只要出75％的资金，就可以经营100％的有担保项目，有些项目甚至可以参与经营获取更大收益；对于担保公司，政策性项目担保风险小，可以得到数百亿元的担保资金长期使用。
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行为通过租赁过渡到市场行为，不仅可以减少一半的奥运投资，或者说带动一倍的社会投资，而且租赁企业和政策性担保公司都获得了商机，得到了发展。
北京租协副秘书长余小梅也透露，他们已经就一些租赁问题“上书” 有关政府部门和奥组委。
不难看出，将于今年7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租赁业论坛”，无疑是他们发给社会的“宣言书”。
融资性租赁走在了前头
如果说“押宝”奥运会是一项长期战略，那么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现代融资租赁，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来自浙江的统计表明，2001年浙江3667户企业受保前销售总额为180 亿元，担保后新增销售额58 亿元，88家担保机构收入总额2610万余元，实现利润529万余元。这说明在中小企业融资租赁信用担保体系中，租 赁企业和担保机构都大有“钱”途。
“担保机构具有较强的资金放大功能，尤其是一些政策性担保机构还能有效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上海租协的俞开琪介绍说，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在国外已经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像美国、日本、加拿大等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建立了由政府参与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尽管上海并不是第一个“尝鲜”者，但已经小有业绩。以上海金海岸为例，20 02年就在金融租赁上做成了6 桩生意。已经尝到甜头的金海岸正在雄心勃勃地制定新一轮计划：3年内把金融租赁做到 5亿元。
金海岸制定这个计划的背景是：前不久，国家开发银行投入50亿元的再担保额度，选择上海作为小企业贷款再担保试点。
但是，俞开琪还有自己的担心：“租赁税收存在‘歧视’：经营性租赁享受以租金收入为税基、按5％税率征收；而融资性租赁则按17％增值税征收的政策，税负明显大大偏高。”
租赁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尽管租赁业“钱”途无限，传统租赁在中国存在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以融资租赁为龙头的现代租赁运作模式进入中国也20多年了，但人们对“租赁”的认知度还相当低。
北京租协提供的数据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2001年，美国租赁业收入超过240亿美元，租赁渗透率达到31％，排名世界第一，而中国的这些数字分别是2.1亿美元和万分之三。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美国的工程机械制造领域，90％的产品是以“ 以租代售”方式出现的。而在中国，19 85年就进入中国内地的世界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Atlas，至今也没有用“以租代售”的方式卖出一台机器。
Atlas中国区总经理周勤对此深有感触：“1997年，我们设在香港特区的公司只有5个人：3个人负责维修和善后工作，1个人负责财物，另一个搜集资料，而香港每年的业绩是150台。”
上海市租赁协会副会长、上海金海岸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俞开琪也给记者透露了这样一条信息：去年上海最大的某电器设备制造商， 2002年共销售设备400多亿元人民币，完全是靠传统一对一的销售方式卖出去的。
“如果假以‘以租代售’方式，我敢保证它的销售额不止翻一番”，从事租赁行业已逾6年的俞开琪十分有把握地说。
租赁业遭遇诚信尴尬
对于中国与美国租赁渗透率1000倍的差距，表面上看来，可能如时代佳会展览公司副总经理周涤非所言，跟中国人“拥有或占有物品”的观念有关，但背后的真正原因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2003年2月，北京某媒体一则1000余字的报道披露了一条惊人消息：北京一家名为“红孩儿”的儿童玩具租赁公司，以“10日一换新玩具” 的承诺出租了大量儿童玩具，租金额高达500多万元，然而当最初租玩具的家庭发现10日后该公司并没有如约上门更换玩具，打电话咨询时发现“红孩儿”儿童玩具租赁公司已经销声匿迹。
“红孩儿”事件的代价，是北京其余8家从事儿童玩具租赁的公司遭受“池鱼之殃”。“那几家公司在事发之后，业绩直线下跌，有的甚至一个星期都没有生意”，李鸿增在回忆起这件事时，还是满脸的无奈， “他们不是我的会员单位，‘红孩儿’也不是，管又管不着，不管又不行。”
据业内人士分析，诱发“红孩儿”事件的原因，是北京的租赁行业还是散沙一盘，没有统一的协调管理。北京工商局的统计表明：北京目前有租赁企业1200余家，加入北京市租协的会员只有32家，目前正在申请入会的也仅有 6家企业。
企业没有诚信，将失信于民；而承租人没有诚信，将让企业关门破产。
以北京首汽租赁有限公司为例，“骗车”是其时时都得小心的租赁风险。1998年的一天，北京昌平区某养猪专业户就从首汽租赁公司手中骗取了七八辆车拿去抵债，后来在警察的干预下，虽然所有的车子都追了回来，但对首汽租赁公司老总范永耀来说，依旧还心有余悸。
为了对付这种情况的发生，最大限度降低经营风险，首汽租赁公司推出了会员租车制度，在会员制度的约束下，非会员是很难租到车子的。 “我们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范永耀有他的苦衷，因为发生在两年前的那一起骗车事件，至今还有一辆车在西安没有追回。
业内人士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租赁业永远也发展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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