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新经济实力排行榜中陕西排名第八，但陕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国排名却居第29位，之间形成巨大反差，被人称为“陕西现象”。
陕西在历次全国排名中获“最高名次”
前不久，在由经济日报社、《经济》杂志社、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和搜狐网联合推出的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新经济实力排行榜活动中，我省排名第八。
这可是一个不可小视的“第八”。一是因为这是陕西省在此前历次各类经济竞争力排名中的“最高名次”，另一原因是作为西部省份，陕西首次超过东部许多省份，成为我国新经济“两极三区一省”格局中的“一省”。“两极”指的是北京、上海，“三区”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大首都圈、以上海为中心的上海圈和以大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粤港澳地区，“一省”则就是地处西部的陕西省。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殊荣。
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率其学生王彩凤等人，以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的方法为基础（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形成了以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美国缪肯研究所和美国企业发展公司为代表的三种新经济的测度方法；进步政策研究所的方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新经济的特征，且可操作性较强），结合我国实际，形成了中国新经济指数体系。他们历时半年，推出了我国首份区域新经济指数报告。
陕西排名第八“一点也不意外”
陕西为何本次新经济排名第八？杨开忠教授介绍，陕西省位次较前，跟陕西在国家中的位势有关，跟计划经济时期陕西在高校、科技乃至军工力量方面的积累有关，有其特殊性，并不意味着相对落后地区能够实现单点突破。
“最值得关注的是地处西部的陕西省。在五大类指标中，它的知识工作岗位和创新能力居前五名之内，在15个细分指标中，研发民间投资额比例、科学家和工程师占总从业人员比重、办公室职位比重居前四名以内。陕西排名第八，一点也不意外。”杨开忠教授认为，陕西的未来尚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关键取决于他们能否保持现有的知识和科技力量的优势，能否将这种优势快速转化成新经济优势，对陕西而言，这是机遇，更是挑战。
杨开忠教授认为，当发展机遇来临时，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很可能一跃而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新经济指标的高低，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地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后劲的强弱。
在新经济指数与人均GDP的排序对比中，前进最大的是陕西，位次前进了21名。陕西200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陕西人均GDP代表陕西平均每个人一年创造的经济价值）排在全国第29位，但新经济指数却排在全国第8位。这种格局反映了我省特别是关中地区长期作为我国大西北科技教育和经济中心以及我国军工科技基地的地位。
“陕西现象”难题亟待破解
陕西是全国有名的科技、教育、文化和旅游大省。按理说，有这么雄厚的基础、得天独厚的优势、庞大的人才队伍和强大的支撑力，也自然应是一个经济大省。其实不然，存在较大的反差。一方面有高科技和发达的教育以及先进的信息化、知识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相对滞后。省统计局总统计师杨永善将这归纳为“陕西现象”。
“陕西现象”指在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本应协调发展但实际却不协调发展的现象。即高新科技与比较滞后的经济并存，先进的文化与保守的思想观念并存，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与落后的基础教育并存，经济发达的关中地区与贫穷的陕南、陕北并存，实力雄厚的国防工业与薄弱的中小工业并存，部分高收入阶层与广大城乡居民的低收入并存，全国综合竞争力评价中，知识化、网络化的高名次与经济发展指标的低名次并存等等。所有这些不协调的问题和特殊现象，即“陕西现象”，制约了全省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西部经济竞争力百强县陕西只有三个
新经济排名让我们欣喜，但其他一些排名却让我们感到有压力。2002年，国家县域经济研究所在《经济日报》县域经济周刊发表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评出的“第一届西部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中，西部12个省、市、区中，百强县陕西仅有1个，神木县是陕西惟一一个百强县，且还后居于第67位。2003年1月15日，《经济日报》公布的“第二届西部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中，西部地区除西藏外，四川30个、重庆12个、广西19个、新疆11个、云南9个、贵州6个、内蒙古5个、甘肃3个、青海与宁夏各1个，陕西也只有长安、神木、靖边三个县区榜上有名。
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评价中陕西的强项是高新科技、高等教育、先进文化、知识创新指数、知识传播指数等，现代化、知识化、网络化水平较高。而相对落后的是经济发展、经济竞争力、区域经济的发展、经济质量指数、生活质量指数等。如果能克服高科技、先进教育、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性，经济发展方面的一些指标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那么，陕西就真的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蹲着的兵马俑站立起来”。
要让“陕西现象”不再成为现象
“陕西现象”之所以会出现，既有历史原因和客观因素，也有主观上和其他诸多方面的原因。当前最要紧的是如何面对现实，发挥优势，克服不足，实现相互协调发展的问题，来遏制“陕西现象”的继续蔓延。我们不妨听听我省许多经济学家的“望闻问切”和“处方”。
“陕西在新经济全国的排名为第八，有其客观必然性，新经济指的更多的是以高新技术发展为先导的经济发展方式，即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而陕西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无论科技、教育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有相当的优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管理学硕士导师杜跃平教授说：“目前陕西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新经济发展时间还比较短，而传统产业更是一直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因此新经济要对经济总量有影响，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认为，前十年的发展会为下一个十年的发展积蓄力量。”
杜教授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我省要注重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市场创新，建立陕西区域创新体系；二是要加大高新技术在传统产业当中的应用比重，为此应该对于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三要重视投资环境建设，很多投资者对陕西良好的科技资源、人力资源很感兴趣，希望在投资环境方面做的更好一些，资金的短缺也是制约陕西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这方面，他认为关键在于政策能否落实，其中政府应当建设成为“诚信政府、服务政府、管理政府”。
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郭立宏教授认为：陕西新经济在国内排在第八位，亦喜亦忧，喜的是陕西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被发现和认可；忧的是良好的增长潜力如何转变成现实的增长力。郭教授感慨说，陕西有80万科研人员，综合科研能力全国排名第三，而陕西人均GDP却不高，是名副其实的科技大省，经济弱省，强烈的反差，“陕西现象”令陕西人心痛。
如何破解“陕西现象”？郭教授开出三个“单方”。他认为，一是必须转换机制。目前我省科研单位自身的改革进程缓慢，科技创新和市场之间存在脱节。科技创新，主要有两种推动机制，一种是供给推动，就是由国家下发科研任务，而科研成果再由社会选择，这必然导致有相当一部分科研成果不适合社会需要，原先这在我国是主要模式，在陕西更甚。另一种是需求推动，由市场需求来选择科研任务，因此更加有针对性，而世界上主要也采用这种模式。应该改变过去科研单位只向政府负责，而不面向市场的弊端，让市场来确定科研课题，完成科技成果转化。
二是加大新经济对陕西传统工业的拉动。在陕西，传统的工业化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新经济对于传统工业的发展关联度不高，并没有起到带动作用。
三是要解决目前陕西的科研机构定位和陕西经济的资源优势不对称问题。郭教授举例说，陕北有石油、煤等矿产资源，但是陕西的科研机构缺乏在精细化工等方面的科研力量。郭教授反问道：“人们常常说陕西有80万科研人员，但是总量并不能真正反映真实的情况，这些人员当中流失和知识结构退化的情况，谁又知道？”他建议，必须根据陕西省情，加大科研机构体制和结构的全方位改革，以更适应陕西经济结构调整和飞速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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