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从工地赶到海拔4200米的四川省石渠县城。呆在联络点的随队医生姜涛告诉我，女青年梁宏因劳累所致，患上高原反应症，住在县医院，几次病危都抢救过来了。听他这么一说，我为之一惊，顾不上休息，立即和他一起赶往医院看梁宏。守护着梁宏的几位勘察队员，看到我后立即围过来，诉说抢救的情景。医生告诉我，在高海拔区由于缺氧患上的高原反应症，病人会突然窒息，随时都可能死亡。
我立即责问姜涛：“你知道这个情况吗？”他说：“知道。”“那为什么不立即送往低海拔区”姜涛说：“你不在，没人敢当家。”
我立即召集在场的勘察队员做好一切准备，马上启程，往低海拔区送。大家争分夺秒地分头忙碌着，一部213汽车，迅速加满油，拆掉车内的一排座位，腾出一块地方，铺上被褥，让病人躺下，一个盛满氧气的大氧气瓶放在一旁。这时，天已黑了，我把司机李广智拉到一旁，再三叮嘱，山路崎岖，黑夜行车，一路安全就全拜托了。李广智是一位责任心很强、技术娴熟的老师傅。他一再表示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放心好了，一定完成任务。大家把梁宏抬上汽车，输上氧，并由女青年张玫随车照护。大家站在那里，怀着紧张而又沉重的心情，目送汽车远去。
过了3天，大家翘首以待的电报来了，梁宏的病情随着海拔的降低而好转，到达海拔2800米的康定时，危险的病情已基本扭转，并住进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医院。梁宏得救了，颗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下来了。事后我才知道，李广智师傅由于过度紧张、劳累，到了目的地，放下方向盘，躺在路边休息时就呼呼地睡着了。张玫两天两夜都没有合眼。大家怀着感激的心情说：“抢送梁宏，多亏了李师傅和张玫。”
在青藏高原野外作业，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在出现意外和危急情况下，必须沉着冷静，及时处理和解决问题。如果犹豫不决，手足无措，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会断送性命。1989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承担了西线调水的部分地质冻土测绘任务。一天，队员们乘一辆解放牌卡车驶入达日河的一条支流时，突然发现，上游巨浪般的山洪正滚滚而下，队长张长庆、朱林楠两位研究员当机立断，命令汽车停止前进，队员们迅速离车就近返回。队员们刚刚上岸，洪水前峰已到，巨浪把卡车冲向下游。汽车报废了，而队员们却幸免于难。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项目负责人张维民年近60岁时，还到青藏高原查勘。一次，马失前蹄，他仰面掉落马前。眼看马的一只前蹄就要踏上他的面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迅速地侧转头部，马前蹄就踏在原来头部所在位置，化险为夷。张维民平时吃饭细嚼慢咽，走路总是在大家的后面，人们戏称“张老慢”。可是在危急关头，却表现得如此机智。张维民是西线调水的老人，有功之臣，不幸的是8年前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危急情况，对野外勘察人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1990年测绘总队的杨广成带领一个测绘作业组在通天河上游海拔4100多米的曲麻莱县工作。该地是大草原，气候寒冷严重缺氧，当地传说：“曲麻莱，曲麻莱，进去出不来。”他们辗转了500多公里，又进入治多县境，这时杨广成因感冒多天，加上工作劳累已支撑不住，病倒了。1990年7月12日，队员们将他送往200多公里外的治多县医院，临走时杨广成对队友们说：“我走了，你们安排好工作，买只羊，大家也补补身子。”
队友们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汽车赶到医院时，杨广成已停止了呼吸。陪同的队友们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全跪在大夫面前，请求大夫，救救他吧，救救他吧！大夫说，他可能在运送途中已经停止呼吸，在高海拔区患感冒，时间长了就有可能转为肺水肿，这时肺部基本丧失呼吸功能，可能随时停止呼吸，这就是高原反应症。
杨广成毕业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去世时年仅25岁。
回首50年风风雨雨、断断续续的西线查勘历程，几代治黄人为之奋斗，付出了艰辛，也取得了成就。
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对于一个人而言，就是毕生的精力。广大的西线调水人，就是这样轰轰烈烈而又平平凡凡地走过了悄无声息的岁月。
50年，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与从长江中下游调水的南水北调中线、东线工程，组成南水北调工程的基本格局，形成优化水资源的配置网络，解决我国北方的缺水问题。
50年，西线调水的勘察设计人员，用自己的行动，铸就了一种英勇无畏、不计名利、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西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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